01
1861年3月，汉口被辟为商埠。杨格非于6月21日来到汉口，在昙华林临近的戈甲营创建了礼拜堂，尔后开设诊所和义塾为信徒和附近的居民服务。
1866年9月8日，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接受捐款400英镑，在后花楼居巷成立汉口伦敦会医院，并取仁爱济世之意定名为“汉口仁济医院”，病床有15张，杨格非为第一任院长。
1882年，杨格非的儿子汤姆·纪立生任汉口仁济医院（今协和医院前身）任外科医生，为武汉地区最早的外科西医生。
后花楼仁济医院旧址

1893年汤姆·纪立生开始主持仁济医院，医院规模得以不断扩大。9月，汤姆·纪立生与该院女医疗宣教士夏利世结婚。此后，夫妇二人在汉口工作40多年。
1902年，为改变中国西医缺乏的局面，汤姆·纪立在汉口创办了湖北地区最早训练西医生的学校——大同医科学校(初名伦敦会医科学校)，学制5～6年，学生经过4～5年的系统理论学习后，最后1年在医院实习。在大同医科学校办学的15年中，先后有36名学生完成全部学业，成为湖北地区第一批中国西医生。
1917年，大同医科学校和济南齐鲁医学院合并，汤姆·纪立生派9名学生去济南学习，同时赴该院任教。
1923年，汤姆·纪立生返回武汉继续担任仁济医院院长。
1926年，创办汉口仁济医院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和创办汉口普爱医院第二分院的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决定将两所医院合并，其宗旨先在《关于汉口医院协会创设与其结合条文之宣言》中申明，而后在《汉口协和医院章程》中作了补充：
1928年4月，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与基督教循道会合作，合并后的新医院定名为汉口协和医院（Hankow Union Hospital），有病床135张，位于汉口西满路（今解放大道现址），此为医院第一次合并。由杨格非之子汤姆·纪立生成为首任院长，其子基思·纪立生在英国受到高等医学教育毕业后也来协和医院主持外科工作。逐渐协和医院成为湖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精湛的西医院。医院除设住院部、门诊部外，还办有博医卫生技术专门学校和普仁护士学校。
协和医院大门（1928年摄）
1930年，汤姆·纪立生退休后，夫妇相偕返英。后出于对中国的怀念，重返汉口，向汉口教会要求工作。
1932年，汉口中华基督教会封立他为牧师，派到汉口韩家墩博学中学(今武汉市第四中学)魏氏纪念堂任校牧。夫妇二人在其住宅楼下设一简易门诊部，以其高超医术对外应诊。
1934年，基思·纪立生的儿子沃尔福德·纪立生在医院出生，5岁离开武汉前扁桃体发炎，由协和的专家为他做的切除术，随后被送到上海，1950年就回到英国。
1936年11月下旬，夏利世在为一严重牙病患者治疗时，损害皮肤，感染败血症，11月30日安息主怀。
1937年6月22日，纪立生患肺炎逝于汉口。夫妇二人合葬于汉口公墓。
1948年，基思·纪立生（纪继生）任协和医院院长。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协和医院占地71.8亩、医院总人数为312人、拥有床位249张，固定资产476万元、年门诊量5万人，以其在华中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技术水平最高而声名远播。医院被政府接管后与武汉大学医院合作。
1950年，基思·纪立生被全院职工(包括当时的驻院军代表)礼送回国。他的弟、妹也曾在协和医院从事外科与助产士工作。
2012年10月，阔别72年的沃尔福德·纪立生回到武汉，77岁的他忍不住一再感叹，146年前，他的曾祖父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仁济医院”现在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医院。
02
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1831年-1912年）又译杨约翰，杨笃信。
1831年12月14日，杨格非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斯温西。父亲委身一户人家做管家，父亲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家中还有一位姐姐也信基督。
四口人的家庭没有因为贫穷而受歧视，却因为基督家庭的背景，在当地十分受尊敬。
杨格非出生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因霍乱不幸去世。
姐姐玛丽受洗入教的过程，是上帝在他的心灵上播撒下慈爱的种子。
那天，姐姐手把手地牵着他从埃比尼泽教堂出来，幼小的杨格非非常羡慕姐姐。
他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也像姐姐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
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
他14岁在祷告聚会中进行了第一次讲道。16岁就开始正式在教堂里定期讲道。此时，他已是韦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18岁丧父但坚持学习，19岁自学考入大学，开始装备学习神学。22岁，他加入了最早来华的伦敦会。
1855年24岁的杨格非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和一位传教士的女儿结婚。
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
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
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
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1855年5月22日，临行赴中国上海前，杨格非曾感慨，好像听到了远方的呼喊：“来这里帮助我们吧！”
24岁的杨格非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个多月。漫长且艰难的航程走得人精疲力尽，初踏中国土地时，他甚至还能感觉到脚下的晃动。
这个身材矮小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开始了他漫漫的中国传教之旅。
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
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
有些北上发展， 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
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和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
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在上海，杨格非努力学习中文，了解和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几年后的1861年他举家溯江而上，来到了华中重镇汉口。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有一次，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
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
杨格非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传/教/士”。
他特别珍惜主耶稣赐与的口才天赋，并运用主的恩典和智慧布道传福音。
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
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
一开始医院只有两间病房和他的同工马辅仁作为兼职医生。但是杨格非坚信，就像耶稣来到地上，他除了带来拯救人们灵魂的福音，也同样在坚持做着医治人身体疾病的工作。他坚持着免费为人们看病，施医散药，年末发放救济米。
后来他的行为感动了英国许多教会和学医的基督徒，于是许多西医漂洋过海而来，也带来了资金、医药、恩赐，仁济医院成为了当地百姓非常大的祝福，拯救了许多百姓的性命。
也因着他的坚持，几乎以一己之力，使150年前的武汉医疗水平跨入了国际水平行列。
除此之外，杨格非还进行翻译圣经的工作。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
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
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 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 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从1879年到1904年，25年间，他先后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蒙神的保守带领，结果让他亲身体会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180度转变。
1905年在杨格非来华宣教五十周年的感恩礼拜中，这位主的仆人敬虔地说：“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现在看来，华中宣教之父的称誉，杨格非当之无愧。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
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八千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
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
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十一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
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十三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四十二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
直到1901年四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这一住就是50年，期间仅仅只有三次返回英国。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杨格非
如果上帝再给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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