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日本颜真卿展策展人富田淳：一直都认为祭姪文稿是不一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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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之后

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很多场合中，日本著名书法史学者、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企画部长富田淳先生反复提起中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说过的那句话：

“书法到底有什么好处？生活在北京的启功先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印刷和拍照时失去的东西就是书法最宝贵的部分。”

1980年代初，赴中国留学之前，富田先生带着反复细看的二玄社复制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次见到了颜真卿《祭姪文稿》真迹。时隔近40年，当时内心的震撼，犹在眼前。

“日语里叫‘别格’，意思是说，和其他作品相比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

他强调，反复提到《祭姪文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并不是因为东博展览借到了这件作品，而是“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中，一直都认为《祭姪文稿》是一件不一样的作品。”

《祭姪文稿》展出现场 ©东京国立博物馆

2013年1月22日，富田先生策划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大展开幕，第32天时，展览迎来第10万名观众。

此前，几乎外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展览——因为世间已无王羲之真迹，但东博第一次做到了。那是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展，从汉字起源到晚清，163件展品呈现了中国书法史的概观。随后，大阪市立美术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等相继推出以王羲之为主题的大展，影响甚巨。

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迹毕竟已不存世间。办完王羲之展后，富田先生发现，与其相关的作品最有可信性的都在唐代，作为东晋之后中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唐代是如此的了不起。他希望有机会一定要办唐代的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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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书圣王羲之”特展现场

经过五六年的筹备，2019年1月16日，“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最大的亮点是存世1261年的“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姪文稿》真迹在日本的首次公开。2月8日，展览第24天，迎来第10万名观众。这一纪录的达成比王羲之展整整提前了五分之一的展期。

从这个角度而言，展览日语名中颜真卿对王羲之的“超越”，倒像是个预言。尽管，富田先生直言，在展览主题中加入王羲之，并非他的学术本意，而是各方面为增加展览吸引力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作为专业的学者与策展人，对颜真卿特展在中国所引起的争议与反响，富田先生淡然处之。早在2014年，在香港北山堂基金会赞助、大英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艺术博物馆论坛上，他以“2012-2014东京国立博物馆合作中国艺术展”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谈到，从2012年1月至2014年9月，东博举办了五场中国艺术展，其中大多数都是东博与中国机构所建立的超过20年以上长期合作关系的结果。他也提到由于种种原因，东博有时候不得不在展览开幕前即刻放弃一些展品的借展。那次论坛邀请了海内外30多家著名博物馆的专家，共同讨论中国与海外博物馆的国际展览合作与交流等问题——比如博物馆国际展览合作及借展的国家规定、程序、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办法等等。

颜真卿展开幕后，不断有中国学者友人前来观展，富田先生和他们的合影常常出现在书法界人士的朋友圈里——对于专业的艺术圈而言，本次展览集结众多珍贵墨迹与碑帖，无疑是一件乐事。

当展览展期过半，当纷扰不言自明，我们把注意力再回归到展览本身。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什么要做一场以颜真卿为主题的特展。

1985年，富田先生被公派赴中国杭州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留学。在出发前的壮行会上，老师对年轻学者们说，去中国不是为了去研究书法，而是为了感受大地的气息。“从这一点来讲，在日本学不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学到了。”富田先生说。

那是沙孟海、方介堪等老先生们都还健在的年代，他们的书斋还时时向远道而来的各方年轻人们敞开大门。

富田先生谈到浙江美院一年半留学生涯对他的影响，如当时的指导老师朱关田先生，始终被他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熟悉书法史的读者一定了解，朱关田先生师从沙孟海先生，是中国隋唐书法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书法家，编著有《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颜真卿书法全集》《颜真卿年谱》等重要著作（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现居杭州）。对于这些老派的书家而言，深研书法，学问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读了很多朱先生的书，一直都存在脑子里，办展览写文章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富田先生还自谦地说，“现在这个展览，不敢给老师看了。”

之后，他还跟随启功等先生学习，亦获益终身。

走进东博办公楼走廊深处富田先生的办公室，开门右手边即见三张照片，无一不是他在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上与大家的合影。分别是2003年上海博物馆“《淳化阁帖》和‘二王’书法艺术学术鉴赏会”；201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赵孟頫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侧的书架上，是一全套的《中国书画全书》与《启功全集》。

“唐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时代。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办唐代的展，始终没有忘记。”富田先生说。

专访

日本颜真卿特展策展人

著名书法史学者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企画部长

富田淳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 “有机会一定要办唐代的展，始终没有忘记”

展玩：2013年您策划的“书圣王羲之”大展影响力很大也很有示范意义，下一个特展的主角为什么会选择颜真卿？

富田淳：2013年举办“书圣王羲之”展时，就希望有机会表现唐代这个阶段。王羲之活跃在东晋——书法的巅峰时期，接下来就是唐代，从唐初三大家再到颜真卿，中国书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对王羲之的作品是非常尊重的，但办完展之后发现，和王羲之相关的这些作品中，最有可信性的都在唐代，所以唐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时代。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办唐代的展，始终没有忘记。

大概五六年前，我们开始准备唐代和颜真卿这个题目，一直到去年7月左右，考虑的题目还是“颜真卿与唐代书法”。但后来收到各方面意见，希望把王羲之也带进去——2013年我们举办王羲之展前，大家都说这个展览办不成，因为世上没有王羲之的真迹了。但展览举办之后非常受欢迎，很多观众来参观。于是后来又有了2016年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从王羲之到空海”特展和2018年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王羲之与日本书法”特展，再到今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书道博物馆合作的“王羲之书法的残影”，现在只要是冠了王羲之头衔的都很火爆。之前大家都觉得一个展览不可能依靠王羲之做火，但实际上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一次做到了。

所以这次大家还是希望我们把王羲之也加到里面。但此前我们搜集的主要是唐代的展品，没有考虑那么多和王羲之相关的展品，展品也没有那么多，如何把这些整合在一起？是有难度的。最后我们在副标题上做了“超越王羲之”，但这并不是最初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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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现场

展玩：很多观众感慨展览呈现了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概观，其实从王羲之展开始你们就这样做了。这次展览虽然已经有很多解读，但还是很想听听您的介绍。

富田淳：展览首先从甲骨文开始介绍，最后是清末，这是一个概观。

虽然展览聚焦于唐代，但对于日本的观众而言，也要综合介绍一下文化的发展历史，所以第一章中介绍了书体的变迁；

另外，这个展览是在日本举办，所以一定要提到颜真卿书法对日本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没有举例太多，就做了最有影响的“三笔”和“三迹”，其实颜真卿对江户时代书法的影响也很大；

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评价。到了宋代，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评价，所以展览一定要加上宋代的单元——这是一个表面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展出北宋李公麟《五马图》；

在中国书法史上，大家一般认为王羲之的神话瓦解于清代，所以展览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中国书法到达巅峰，一在东晋，二在唐代。王羲之把书法变成了艺术，他创造了一种艺术，这是他最大的功绩。当时的人们看到王羲之的书法，能够理解并感受到这是艺术。但一直到唐代才真正第一次把书法当作纯粹的艺术品，比如怀素《自叙帖》，是在喝醉之后写的狂草。

也就是说，王羲之创造了书法艺术普世价值的美，一般人都能理解和看懂这种美——不管是当时那个时代，现代也好，今后也好，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很美。而唐代书法的最大功绩是为这种书法的普世美定下了规则，今后不管是谁，按照这个规则写出来的字都会是很美的。

这是我们策展时的一个想法，想把这种理念表达给大家。从结果而言，王羲之的书法后来在清代崩溃瓦解了，但唐代书法所定的规则迄今大家都还是在学习遵守。

▲ 展览中的视频以“無為”为例说明不同书风的特点

这来自于富田先生的亲自设计，我们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设计稿

展玩：展览实际出现的第一件作品是《说文解字》唐写本残卷，有特殊的用意吗？

富田淳：《说文解字》作为第一个展品展出，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象征——有汉字才有书法，继承汉字更离不开书法。然后是甲骨文，书法最初的出发点也和甲骨文分不开。甲骨文大概发现于1899年，后被分为五类书体——它虽然写在骨头上，不是用毛笔写的，却内含有书风，也可能是刻的风格不一样——也就是说，书法风格是存在于文字结构当中的。所以展览以《说文解字》和甲骨文开始。

展玩：展览展出了27件颜真卿的墨迹与碑帖，涉及到全球10几家机构与私人收藏，之前是不是有对全球范围内的颜真卿相关藏品进行过调查，有没有什么遗憾？

富田淳：虽然没有把全球的相关作品都做过调查，但原先计划展出的颜真卿墨迹和碑帖还有很多，现在展出的27件是经过了再次精选的。最初整个展览计划展出250件展品，最后展出的是177件。

设计展场和展品布置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祭姪文稿》，作为最重要的作品，它一定要有一个大的展场。然后，写出《祭姪文稿》是因为有“安史之乱”，那是唐玄宗的时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另一件重要作品——唐玄宗《纪泰山铭》，也占了展厅很大一面。“安史之乱”可以说由唐玄宗而起，其结果导致了《祭姪文稿》的出现，所以这两件作品所占据的空间是整个展览中最大的。

我们也考虑了展场布置要有张有弛，所以最后放不下250件，只能选择了其中的177件——比如说，我们本来也想介绍南北朝时代的跟颜真卿相关的字体，还有更多元明清作品，但是因为会场大小的关系不得不割爱了。

唐玄宗纪泰山铭

展玩：所有展品的借展单位涉及20多家机构与私人收藏，是如何做到的？有没有难度？

富田淳：简单而言，关键就是和各个博物馆之间平时的交流和相处。另外就是，首先对研究工作要有一个热忱的态度，一个不是很认真的人，是无法建立起一个信任关系的，所以，这是唯一的一点：信任。

布展现场 ©ins:ganshinkei2019

“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中，一直都认为《祭姪文稿》是一件不一样的作品。”

展玩：您个人第一次见《祭姪文稿》是什么时候？对这件作品有特别的感受吗？

富田淳：是1980年代初，我去中国留学之前。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刚刚开始展出他们收藏的名品，我还拿了日本二玄社的复制品去现场对比着看。

第一次看见真迹的感觉，我们日语里叫作“别格”——意思是说，和其他作品相比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虽然孙过庭的《书谱》也好，苏轼的《寒食帖》也好，但颜真卿的《祭姪文稿》是特别特别好。《书谱》也是非常好的作品，写得也非常漂亮，但是和《祭姪文稿》相比，当时书写的心境和环境是不一样的，《祭姪文稿》是在一个极为悲伤愤怒的情况下写成的，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作品。

展玩：那您怎么看待《祭姪文稿》“天下第二行书”的称号？

富田淳：《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我是认可的，但假如真如文献上所言其真迹已随着唐太宗埋到了昭陵，那么它在世上真正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296年。但《祭姪文稿》存世至今已有1261年了，而且是现存的真迹。从这个角度而言，《祭姪文稿》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更大了。

王羲之已经到了“神话”的境界，颜真卿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把神话和现实一起相比较，本身就是没有可比性的。王羲之非常厉害，颜真卿也非常厉害，但脑子里想到王羲之时，想象他究竟是哪个作品非常厉害，实际上已经没有具体的作品了。所以，虽然《祭姪文稿》是“天下第二行书”，但是“天下第一行书”其实已经不存在，从这些意义上说，也的确存在“超越”的意义。

王羲之集王圣教序（孔氏岳雪楼本）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北山堂捐赠）

展出中的《祭姪文稿》 ©台北故宫博物院

展玩：您曾经分析过王羲之的地位与帝王推崇的关系，那您如何看待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形成的原因？

富田淳：宋代的欧阳修与苏轼等人特别推崇颜真卿，由此他在宋代开始流行。这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般而言，人在用右手横着写字的时候，虽然想写水平，但其实是往右上方走的，竖着写也会往右走，写完会发现文字是左倾的，所以文字右侧需要大的空间。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就是这样，每个字之间空间比较大，因为需要倾斜的空间。但颜真卿写的汉字几乎都是横平竖直的，字体之间的间距较小，方便看也方便写。所以说，颜真卿的字体经过修正，字和字之间的间距变小了，对于当时的活字印刷来说，颜真卿的字是可以作为范本来用的，方便读，也漂亮。电脑里的明朝体（编者按：即日韩对宋体的叫法）也是颜真卿的字体，康熙字典的书风也是颜真卿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颜真卿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顔真卿麻姑仙坛记（何紹基蔵本）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北山堂捐赠）

顔真卿干禄字书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王羲之是非常厉害，但是毕竟没有真迹留下来了，现存的王羲之摹本多是唐代的。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字非常喜欢，不惜代价把当时能够找到的王羲之真迹全部收到宫中，请虞世南这些人来临摹，再把摹本分给大家学习，引起一大流行。所以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王羲之的真迹。这些分出去的摹本忠实了王羲之的字，还是更多反应了唐太宗的喜好？这就不好说了，不能说百分百忠实了王羲之本人的风格。这也许是一个比较过激的说法，但唐太宗的确利用了王羲之的字把全国国民整合在一起，他是非常聪明有能力的一个人。

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序（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兰千山馆寄存）

王羲之妹至帖唐摹本

九州国立博物馆藏

展玩：展览中宋四家也是非常重要的篇章，作品很精彩，您曾经写过“中国士大夫精神——宋元时代的书画”，能谈谈这个单元吗？

富田淳：唐代以后首先是张旭和怀素在书法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情感，颜真卿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楷书当中，体现了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各种各样的石碑、拓片，可以看出来每个碑的文字虽然都是楷书，但是一碑一面貌，都不一样。

在书法中表现自己的情感在颜真卿的时代并不被认同，但到了宋代逐渐被认可，大家在书法中逐渐表现自己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之间有很大关联性。

中国士大夫精神从唐代中期开始，书法表现自己的情感，后来延续到宋代，这种精神到了宋代开始集成并得到了发展，当时最受影响的就是苏轼，黄庭坚也是受到影响非常大的，苏轼赞美颜真卿，颜真卿改变了书法的历史，他也赞美杜甫，因为杜甫改写了诗的历史（编者按：“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苏轼提出不要只是临摹模仿前人的书法，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祭姪文稿》，任何一件作品都没有超越它——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次我们借到了《祭姪文稿》，是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中，一直都认为《祭姪文稿》是一件不一样的作品。

所以，颜真卿首先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书法，有了自己的书法风格，再就是对后世的影响，他改变了书法的历史。作为一个变革者，他的功绩是非常大的。就像苏轼对他的评价，我也觉得是同感的。

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展玩：这次展览还把清李宗瀚的“临川四宝”四件碑帖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您曾于2011年和2015年陆续发表过数篇相关文章。

富田淳：李宗瀚的“临川四宝”，日本研究界一般都知道是收藏在日本，其中有三件由三井纪念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则是私藏的，这大概是20年前才知道的。

2006年，我们举办了“书之至宝”展，当时就希望能全部借到展出，为此曾写信给这位私人收藏家，但当时收藏家刚刚去世，他的夫人虽然觉得举办展览会是一件好事，但还是表示这件东西不能外借，拒绝了我们。

我们对“临川四宝”做了一些研究，比如，是谁选了“临川四宝”？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我们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资料，发现了李宗瀚的一个拓本，通过题跋确认实际上是李宗瀚自己选的“临川四宝”，终于知道了“临川四宝”的由来。

后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林业强先生告诉我们，据说李宗瀚盖了“宝”字印的藏品总共有十件。李宗瀚的藏品在日本很多，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应该去查一查。于是我们花了很多年来寻找来查，发现其实还不止十个。我一开始想是不是林先生的信息有误，仔细考虑之后觉得其实没有问题——李宗瀚在40岁时选了十件盖了“宝”字印，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收藏也在增加，后来又不断盖章，最后已经不止十件了。那么哪十件是最初的十件呢？这也是一个课题。

三井纪念美术馆收藏了很多李宗瀚藏品，当时购买的书信、电报和发票都保存得很好。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信件，涉及到当时购买的联系人是谁、又是如何交涉的等等，其中有些不适合公开，有些适合公开，有些已经发表了短文。（详见富田先生2011年、2015年先后发表的文章《李宗瀚的收藏》《李宗瀚的传说——临川李氏的四宝和十宝》《李宗瀚的眼光》等）

富田先生边翻阅图录边为我们讲解

展玩：然后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些关于李公麟《五马图》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故事，这件作品的展出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富田淳：《五马图》大概两三年前入藏东博，以后还会再展。希望这次能从艺术和艺术史的角度来宣传和讨论这件作品，就作品本身提出问题。作品前面还有乾隆的题跋，但是因为展柜不够长，没有办法全部展开。

展玩：这次也有一些展品存疑，比较典型的像颜真卿《自书告身帖》，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认为非颜真卿亲笔而是其后辈抄录的，颜真卿研究的权威学者朱关田先生也曾发表过这一观点的文章。这次《自书告身帖》在上海董其昌特展和东京颜真卿特展相继展出，又有了新的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富田淳：这次除了《自书告身帖》之外，包括怀素《自叙帖》也是存疑的。从上世纪80年代左右朱关田先生就开始否定《自书告身帖》，存疑的情况我们是比较了解的。

对博物馆来说，尽管这些作品有可能是复制的——就像唐摹王羲之《大报帖》，能说是王羲之的真迹吗？不能说，但也非常珍贵。这些作品能表现当时书法的书写习惯、形式、风格等等，能反应时代背景，而且本身写得非常棒，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对研究学者而言是存疑的，但对一般的观众来讲，有机会感受当时书法的一些形式已经很好了。不过，学者们尽管存疑，展出的时候还是都争先恐后地去看。我们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想看。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局部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王羲之大报帖唐摹本私人藏

怀素自叙帖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印刷和拍照时失去的东西就是书法最宝贵的部分”看书法真迹，这是我希望推广的观念

展玩：颜真卿在日本的影响大吗？

富田淳：日本受中国影响，中小学生开始学书法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是学颜真卿的，高中教科书中最初学习的就是唐代四大家。历史上，虽然这次只选了日本的“三笔”和“三迹”，但江户时代受颜真卿影响的书家和书迹非常多。这个意义上讲，颜真卿对日本书法的影响非常大。

空海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展玩：您为什么立志研究书法？您曾经作为公派留学生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当时的学习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富田淳：我的父母从小就希望我学习书法，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学习书法，后来渐渐转到研究书法史。

1985年我被公派到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留学，行前学校开了一个盛大的壮行会，老师对我们说，去中国不是为了去研究书法，而是为了感受大地的气息。从这一点来讲，在日本学不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学到了。

那个年代，大家都还穿着中山装，大家都想下海，连复旦大学毕业的人都要下海，是那样一个时代。

展玩：我们查阅了您的学术成果，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97年《世界美术大全集》第四卷《隋唐时代的书法》，本次展览和您的研究有关系吗？展览在展示颜真卿本人和《祭姪文稿》中花了很大心血，介绍很详尽，还在山东平原郡原址拍摄了视频。展览筹备过程中，对于颜真卿本人和作品，有新的研究发现吗？

富田淳：留学的时候，老师是朱关田先生，所以读了很多他的书，一直都存在脑子里，办展览写文章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这个。

虽然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资料，但其实称不上研究，主要是为对书法不太了解的观众提供一些普及性的知识。如果这些信息被朱关田先生看见了，他一定会笑出声来的（笑）。

展玩：通过这些展览，您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希望传递的理念，比如您曾经谈过唐代书法的魅力在于古典。

富田淳：我之前在很多场合说过，启功先生说过的，“印刷和拍照时失去的东西就是书法最宝贵的部分。”看书法真迹，这是我希望推广的理念。

展玩：那对您影响最深的学者是哪一位？

富田淳：当时跟着启功先生也学到了很多，但是作为自己指导教官的是朱关田先生，所以当时和他学到的最多。对于我个人来说，受了朱关田先生的影响很大。现在这个展览，不敢给老师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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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式专访富田淳先生不是一件易事。

从去年12月起，兜兜转转，获益于众多学者老师的帮助，最后终于在一位旅日重要人士的倾力相助下，达成本次访谈。

回到展览开始的原点，了解策展人的所思所想，感知一位学者对书法史的理解，懂得如何真正向我们的文明致敬。对这场展览的关注，方得圆满。

由衷感谢富田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感谢所有在过程中帮助我们的老师们。

还有一些希望和大家分享，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纪念品商店在售的小册子里，我们阅读了东博的历史，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东京国立博物馆创建于1872年，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博物馆，其迄今为止参观人数的最高纪录，是1974年的蒙娜丽莎展览，151万人次，至今没有被超越。

那天下午，一位日本老一辈艺术家与我们谈起，尽管他如此深切地热爱着古典的中国传统书法，但总体上这已并非年轻人们所喜。而另一面，日本中小学生开始学书法时，有一段时间依然是必学颜真卿的，高中教科书中也从唐代四大家学起。

记得2013年王羲之大展时，富田先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我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把中国、美国、日本的王羲之唐摹本集中起来做一个大展，我很希望！”

时隔六年，这依然是他的心愿之一。

回到颜真卿特展现场，用当天的手记来结束这篇文章——

许多日本观众一边看一边轻声赞叹。当你听到这样发自内心的赞叹声，当你看到中国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一件件地认知作品，告诉孩子“这是2000多年前的汉字”，“这位书法家叫米芾”时，纷纷扰扰都消失了。

什么是书法最宝贵的东西？什么是我们该珍视的？当你面对真迹，一切不言自明。

此时，当你步出展厅，想到颜真卿这般人物竟会于76岁高龄时被派赴叛军阵营宣召而被缢死，心中是很难平静的。尽管《祭姪文稿》所带来的影响自然因人而异，但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书法，如何看待人，那些曾经历史洗练的标准，中国人在书法中的寄托，必然更为清晰。而再看到身旁赞叹的观众，亦会感慨我们的文化在东亚的影响之巨。

接近闭馆时分，我们从东京国立博物馆离开，穿过起风的上野公园到达上野站，沿着陡坡的路灯上，一页页印着《祭姪文稿》的展览宣传旗在夕阳里飘动，不禁想，这样一卷千年前的文稿能被保存至今日，实在令人庆幸、感念。

因语言与整合编辑的原因，最终呈现的访谈或未能完全遵从富田先生的原意，如有疏漏，诚表歉意。

特別提醒

未经授权，严禁任何个人、机构、媒体等作部分或全文引用、复制、抄袭或抓取使用，违者必究。

特别鸣谢

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企画部

企画课国际交流室长杨锐先生

刘吉学先生

等众多老师及友人为专访提供的帮助

部分图片©东京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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