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碎片拼出6件精品瓷器，圆明园文物修复有多难？

圆明园近期启动了“修复1860”项目，主要针对10万瓷器碎片展开修复工作。这是圆明园近年来最有系统性、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修复。

第一批修复的6件文物涵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多个历史时期，最久远的有三百多年历史。如果说每一片碎片都是那段历史的亲证者，10万碎片一起，又将为我们想象曾经的圆明园盛景提供怎样的注脚？

本文摄影 | 李伟

十万碎片

大小和颜色不一的瓷器碎片整齐排列，摆满大厅一角。身穿白大褂的文物修复师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其中，进行着一场大型“拼图”游戏——他们正在尝试从这些瓷器碎片中分拣出来自于同一器物的碎片，再进行拼对等工作，最终让它们重获新生，以完整器型在博物馆里陈列展示。这是圆明园“修复1860”的工作现场。

“修复1860”主要针对瓷器修复，也是圆明园近年来最有系统性、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修复。陈辉是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的科长，也是这次修复活动的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圆明园通过遗址整修和考古挖掘积累下来的瓷器碎片已有10万，属于圆明园出土文物中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堆积于圆明园仓库里，不被外人所知。

“从一些历史档案记载和出土碎片的种类及规模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在圆明园所使用的器具和紫禁城的等级、数量不相上下。”陈辉说。碎片主要来自官窑，也有供宫女丫鬟们用的民窑器物。官窑残片从器型上看，以日用器为主，也有陈设器物和宗教器物等。根据釉色和文献记载的对照，还可以判断皇太后和皇帝等人都在这里用过什么，进行过哪些活动。

“修复1860”项目负责人陈辉

庞大的碎片基数也让分拣工作成为“修复1860”面临的最大挑战。

陈辉说，因为修复是近几年才开始，这些碎片只是一箱一箱地堆积着，没有分类，彼此关联性不清晰。初步分拣要依据釉色、器型、纹饰来进行，但是这些瓷器仅釉色就有20多种，纹饰有将近100种。再往下，瓷片间的类同性越来越高，分拣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可能同样是婴戏纹饰的碗有好几百个，这时候只能通过不断地尝试判断哪些能拼到一起，哪些不能。

王勉是此次圆明园“修复1860”项目的技术顾问，曾任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退休后在首都博物馆工作两年，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在他看来，遗址博物馆的东西作为考古发掘品，比较破碎，这是和一般文物修复最大的不同点。修复之前，他被请来参加过一次专家研讨，围绕圆明园库房里的东西能不能修、哪些能修以及能修到什么程度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评估过程中最纠结的点在于，如何在真实性和艺术性之间做出取舍？

圆明园曾挖掘出土过一件道光年间的云龙纹花插，器型特殊且是圆明园为数不多的道光年间器物，历史和艺术价值大。因此特别想给它一个完整的修复。遗憾的是，通过不断地寻找，他们没能找出更多的碎片，也无法找到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参照来判断花插的上半部有几个孔。关键部位碎片没有更充分的依据，基于尊重历史和文物修复的真实性原则，他们最后决定保持它的残缺原状。

事实上，在此次项目之前，圆明园也尝试过瓷器修复，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比如好多瓷器没有拼齐就让其成型了，或者是器物虽然成型，但是还有缺的地方没有进行补配，无法达到陈列展览的要求。”王勉说。

第一批修复完成以后，还要请其他修复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做最后的验收和修复成果的评审，验收通过后再进行后续的修复。评审标准主要是看是否遵守了真实性、可逆性和最小干预性等原则。

最终，第一批被挑选出来修复的六件瓷器是：一件青釉鼻烟壶、两件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瓷砖、一件康熙青花龙纹碗、一件康熙红釉碗以及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它们器型相对完整，大体能拼出一个完整的轮廓来。

残缺的拼图

针对这些碎片，王勉从技术层面给出的判断是，“可以修”。

六件瓷器中，体积最大的绣墩直径40公分左右，共有碎片132片；康熙红釉碗共有6片碎片；康熙青花龙纹碗一共找到285片碎片。

拼对难度最大的是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采访时，它的器型已经拼出来了——鼓状结构，腹部鼓起，两头中空，最上部比最下部略大，纹饰为青花缠枝莲花。然而，器身大面积的白色胶体和纵横交错的裂缝昭示了它刚出土时的分崩离析的状态。

文物修复师在修复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左为王勉。

在没有原图参考的情况下，让132片碎片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极度的耐心。第一步，要把能确定的、彼此相靠的碎片粘在一起，逐渐拼凑出绣墩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各自轮廓。第二步，找到上下两个部分的连接点，从而知道绣墩的高度是多少。第三步，利用白胶在缺失的地方做补配，让整个器型立起来。

但是还有好多瓷片互不相靠，没法粘接，也就无法判断它在器身的哪个位置。“这时候，纹饰就是主要的判断依据了。”王勉介绍，“中国的器物一般有对称性，以绣墩为例，它呈四朵对称的莲花。依据对称规律，从局部纹饰着手，可以复制出绣墩的整体纹饰，在白胶胎体上把它们全部画出来，再根据纹饰弧度让132片瓷片一一找到对应的位置。”目前，这一工作主要还是依靠人工操作。陈辉说，因为拼对量比较大，现在也开始探索借助三维扫描和虚拟修复。但是目前还处于探讨和试验的阶段，没有成型。

圆明园出土的文物里不乏大量同类器物。比如那件康熙青花龙纹碗，285片碎片对应8个一模一样的碗底，每个碗身也都附带一小块口沿儿。文物修复师赵辉正在案头对其中的一只碗进行拼对，他告诉记者，有了碗底和口沿儿，虽然好多还没拼上，但是结构已经有了。

康熙青花龙纹碗

8个一样的碗底，却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完整的器型。既然这样，能不能把其他缺失严重的碗碎片移花接木，集中到缺失较少的一两个碗上，让其呈现完整形状？“不可以”，王勉说。原因有两个，其一，这违背了文物修复的真实性原则，其二，不排除以后挖出更多的碎片，让每个碗缺失的部分最终都得到补齐。这也就意味着，修复好的瓷器需要保证在不对文物本身造成伤害的前提下随时能拆分回原样，即文物修复的可逆性。

但是目前，每个碗的缺口部分暂且只能通过白胶进行补配，然后进行找平、做色、绘纹饰、上釉、做效果等，最终做出一个从外部看复旧如初的造型，达到博物馆陈列展示的观感。

做到让观众看不出来的程度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那件康熙红釉碗，碗上的一个三角形缺口刚好带走了一个半的字，补配缺口的同时也要把字再写上，而且要仿照它的笔画和字体。因为原有的字是釉写的，笔画上去以后一顿，上面的一点呈圆形，补写时这样的细节也要兼顾到。

“修复1860”

六件瓷器均有明确的出土位置。

绣墩在圆明园的坦坦荡荡，也就是我们俗称金鱼池的地方出土，两块地砖出土于长春园的思永斋，鼻烟壶是在长春园宫门和澹怀堂附近区域考古中出土。红釉碗和龙纹碗是在西部叫曲院风荷的景点发现的。

1860年，来自侵略者的一场大火，让圆明园地面建筑毁于一旦。侵略者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都打碎”，大多数瓷器也就随着那场灾难埋于地下。经过100多年的沉淀，现在圆明园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埋藏着大量的遗存，它们被现代的渣土垃圾覆盖。

陈辉说，因为圆明园地上的建筑影像已经存留的很少了，但是地下遗址的保存还很丰富，他们希望通过考古把圆明园建筑遗址的规模和形制挖掘展示出来。然而，因为建国前的军阀乱抢、农民进来种地盖房等原因，圆明园的很多地层都被扰动过，加之目前很多记载圆明园陈设方面的历史档案的缺失，所以已经无法通过这些瓷器的出土位置判断它们陈设上的原始样貌了。

圆明园地下文物的挖掘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对文物的修复则是在近几年，陈辉2003年开始工作，2010年才开始从事文物修复的工作。她所在的文物考古科的科室职能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调整，近几年侧重于文物考古与修复。现在，圆明园从事文物修复的有5到6人，大多是90后。

“我们很多的瓷器收藏，无论是器型、纹饰还是年代，和故宫的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修复，普通大众看到的都是碎片，想象不出一个比较形象的东西，只能感叹。”陈辉说，普通民众不能像专家一样，看一眼碎片，脑子里就可以有器型和纹饰的大体概念，因此也就无法从中直观地感受到这段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复1860”是为了对圆明园的昔日辉煌进行一个直观呈现。

王勉今年已经78岁，他接受圆明园的邀请来做技术指导，也有情感的驱动，“地点不一样，每件东西修出来的意义就不一样。普通博物馆里的文物，不管是传世的还是馆藏的，它是作为一件文物来告诉你某个时代这件器物怎么样。但是在这儿，对不起，我这件东西就是在这儿的，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才遭到破坏的。”

文物所承担的功能不同，修复的要求也不同。“修复1860”是作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修复，那就要求在外表上做出一个完整形供观众欣赏。王勉拿给我看已经快修复完成的青花八宝万福如意瓷砖，它出土时从中间断成了两半，但是现在那条裂缝需要趴在桌子上以平视的角度仔细寻找，才能隐约看到，手摸上去，表面光滑，几乎没有任何的凹凸感。

但是为了让专业人士和专家知道这件东西原来是破损到什么状态的，就不能像商业修复一样追求十分的完美。以青花缠枝莲纹瓷绣墩为例，它的两端是空的，从洞口望进去，内部的裂缝一目了然。王勉说，他们会保留这些裂缝，不会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某种意义上，这些保留的裂缝像一种隐喻，指向那片无法抹去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