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李咏去世；10月30日，金庸去世；11月13日，“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名人在短时间内连续离世，让人意识到，原来那些熟悉的人会突然离开我们，原来死亡和我们是如此之近。
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对死亡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谈虎色变，对“死”避之唯恐不及。不少人把“死”这个字当成忌讳，连带着“4”这个数字都变得不吉利，似乎只要谈到死亡，就会惹来阎王的注意，折损自己的阳寿。
另一种是不以为意。很多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死亡离自己很远，默认自己至少有大几十年的寿命。当我们听到他人早逝的消息时，通常会惊讶，似乎死亡只是意外，而且是别人的以外，和自己无关。
这种不以为意不仅藏在潜意识里，也同时存在于哲学的层面。
《论语·先进》篇，季路请教孔子：“什么是死？”，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这个回答为国人对死亡的思考奠定了基调，在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几乎没有哲学家认真对待死亡的问题。连这些最智慧的大脑们都对死亡视而不见，大多数人自然也会对死亡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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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恐惧或漠不关心的态度，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不思考死亡，我们会在死亡临近时不知所措。
我们的一辈子，一直在做各种准备。准备上班，准备考试，准备结婚，准备买房。可是，对人人都必将经历的死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准备。
因此，当死亡在不经意间接近时，我们无所适从。《西藏生死书》里说：“库伯勒·罗斯医师认为，接受死亡的过程有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失望、接受。”如果准备充分，这个过程可以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慢慢消化。当我们缺乏准备时，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快速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失望”的虐心过程，然后在不得不“接受”中筋疲力尽。
死亡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世界上每秒钟有1.8人死亡，每年有5570万人死亡。我们在潜意识里对死亡的抗拒，只不过是自我安慰，并不会阻挡死亡的突然降临。
第二，不思考死亡，我们的生活会缺乏究竟的意义。
“意义”本身只是个名词，并不具有确定的指向，只有通过对比的方式，才有定位的可能。
比如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这个语境下，生命的意义原本是高级的，但在爱情的对比下，生命的意义就降级了；再到自由出现后，生命和爱情的意义都降级了。
再比如，大多数人平日里追求的，无非是事业、金钱、地位和名誉，为了世俗概念的“成功”，全力以赴、梦寐以求。其中有些人会遭遇病痛的不幸，他们在生过一场大病后，通常都会感慨，当死亡的阴影临近时，自己拼了命追求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意义。
对于意义来说，它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生过病。我们没能认识到究竟的意义，只是因为缺少了类似“大病一场”那样的契机。所以说，每个对人生的意义感兴趣，又不满足于鸡汤式意义的人，都应该思考在“死亡”作为参照物，来反思我们目前所想到的意义，是否是究竟的意义。
有一句话叫：“生死之外无大事”，直白的解读是，“除了生死之外，什么事都不重要”，更准确的解读应该是，“只有以生死为参照物，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事。”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麦肯锡方法不神秘 | 怎么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用？》，核心观点是要多问“So what”，也就是对于结论要多追问——“所以呢？”，层层盘剥，挖掘出表象背后真正的意义。
点赞数最多的评论说，“So what追问到最后，是‘何必呢，到头来都是一堆白骨。’”作者回复：“哈哈哈哈，我竟无言以对。”从这个回复来看，作者是以玩笑的方式来应对这个评论的，再回头去看，文章本身确实写的都是些世俗之事，所谓的追问，问到了世俗的成功，就会停下来。
这样的追问，对于事业和工作来说，足够了；但对于人生来说，半途而废了。
如果真的想要在哲学的层面寻找究竟的答案，在究竟的层面寻求平静和解脱，必须继续问下去，直到问到“一堆白骨”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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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对死亡有足够的思考和准备，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好处。
第一，对治对死亡的恐惧。
逃避无法对治恐惧，反而会加深恐惧。对死亡的刻意回避，会让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日益加深。我们死去之日，将会是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最深之时。
生命中的很多过程，比如童年的一去不返，青春的消逝，朋友的离开，容颜的老去，我们会感伤，但不会恐惧，因为它们都是生命的事实。
死亡也是生命的事实，它既不该令人沮丧，也不该让人兴奋，它只是每个生命的必然。
有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身边所有其他人也跟我们一起迈向死亡时，我们或许会心碎，或许会绝望，但在心碎和绝望之后，我们将有可能放下对死亡的恐惧，放下对虚妄的执着，并对芸芸众生发起深刻、清晰、无限的慈悲之心。
第二，帮助临终之人获得尊严和希望。
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可以慎重考虑。
《奇葩说》第三季第22集，辩题是：“痛苦的绝症病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
这个辩题的立论本身，本文暂不讨论。从这个辩题衍生出来的，是一个被“忌谈生死”所限从而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如何面对临终之人。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习俗，在亲人去世之后，会举行葬礼，会做法事，仪式一般都会尽量追求圆满。相比之下，亲人去世之前的那段日子，往往不那么受重视。
《西藏生死书》里说，临终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临终时的情绪和心境，将决定来世是往生善道或是堕落恶道，将决定未来永远受苦或是永享安乐。临终时的一点细微愠怒、执著不舍，都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掌中解脱》里说，如果在临终时感觉很冷，对热生起“贪爱”，就会引发受生热地狱的业成熟，堕入热地狱；如果临终时感觉很热，希求冷触，就会引发寒冷地狱的业成熟，堕入冷地狱。
那么，什么是临终时最好的状态？
莲花生大士在《中阴闻教得度》中说：
“现在临终中阴已降临在我身上，我将放弃一切攀缘、欲望和执著，毫不散乱地进入教法的清晰觉察中，并把我的意识射入不生的本觉的虚空中。当我离开这个血肉和合的躯体时，我将知道它是短暂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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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执著和嗔恨，放下贪爱和欲念，放下胡思和杂染，让心保持无喜无忧的平静状态——这是临终时最好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不幸面临亲友临终的状况时，请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与他沟通：
第一，允许他去世。
第二，向他保证，在他去世后，生者会过得很好，请他不要担心。
第三，保持平静，收起悲伤。如果忍不住悲伤，请去一个他看不到的地方。
要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在大多数人的习惯里，实际发生的状况是这样的：
第一：“你不能死，我不想你死……”
第二：“你死了，我和孩子可怎么办啊，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第三：伤心欲绝，哭天喊地，用悲伤表达自己对亲友的不舍。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这些反应才是“孝”的表现。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孝”的表现，并不会对临终者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的，亲友的悲伤，会让临终者情绪激动、难以平静；爱人的出现，会让临终者生起强烈的执着，不舍离去。“孝顺”的初衷，反而可能会让临终者迈向不幸的来世。
蔡康永在那期《奇葩说》里说：
“我拜托你们把人生当做是一场party，你们要继续在party里面玩耍，可是我要先告辞。我是一个好客人，所以我告别一个party的时候，我不希望全场的人都因为我而放下酒杯，关掉音乐穿上外套站起来，一副你走了我们也都不要玩了的景象。我希望你们好好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走掉的时候你们可以继续玩。如果我听到你们继续玩乐得开心，我在门背后听到你们玩乐的声音我会高兴。”
这或许才是临终者们真正的心声——
“我的时间快到了，离开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的迫不得已。在这个时刻，请不要说你们离不开我，请不要说你们会悲痛欲绝。请让我平静地、放心地离开吧。”
让临终者能够自由、平和、安心地离去，这才是我们要尽的，真正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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