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收入共计约6000亿元，同比增长9%。
增长率看着不错，但一对比就出问题了。这是国庆旅游收入增速十年来首次跌落至个位数。
国庆假期的数据下滑是全方位的——影视，国庆长假期间的全国电影票房下滑同比下降超20%。楼市，往日金九银十的火爆销售季变成了量价齐跌，即使楼盘限价，一二手房价倒挂，销售依然萎靡不振。
有一个数据倒是增长了的——外卖订单量。据饿了么统计，北上广深的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0~70%不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宅在家中、收紧荷包，似乎已经预示到了快要关灯吃面的窘境。
国庆之后，股市大跌，千股跌停。跳空低开大跌的放量灌肠大阴线，恶狠狠地戳穿了两年前股灾时的“熔断大底”，勇创四年新低。
表面上看，我们被欧美股市的大跌拖累了。实际上，P2P连环暴雷、1%大幅度降准、拼多多式消费降级、“民企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谣言”……都和股市下跌的背后逻辑一脉相承——经济，看来真的是不行了。
经济不行了，同样的境况，我们在十年的轮回里早已经历过。
十年前，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我们靠着四万亿的刺激，“幸运”脱险，以一枝独秀的姿态傲视全球。
再往前十年，1998年，同样是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政府果断出手，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打赢了股市保卫战，击溃了携数千亿惊天巨资沽空港股的索罗斯，将整个亚洲从金融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十年一轮回。
过去的两次轮回的危机，我们都安然度过。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劫后余生的庆幸。这一次，新的十年轮回将我们再次带入危机时，我们将会面对什么？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狭窄的数十年区间转移到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尺度上时，会有一种既豁然开朗，又浑身一凛的感觉——这哪是十年一轮回，我们所身处的，似乎是个以千百年为跨度的巨型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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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学，有两位祖师爷，分别代表了两种经济体制。
一位是管仲，齐桓公春秋霸业的主推手。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完备的经济思想的国家治理者，他开创了职业化分工，建起了比欧洲早一千多年的专业化商品经济模式；他通过鼓励消费、降低关税的方式刺激商品经济的增长；并通过财政、税收和价格的整体配套改革，建立起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
总体来说，管仲主张的经济体系，是在宏观层面管制，在微观层面松绑，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代表。
另一位是商鞅，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奠基人。
商鞅是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鼻祖。矿山国有化、重税于工商业、控制粮食、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通、通过专制制度提高效率、反智、愚民，举着“均贫富”的口号让民间财产向统治阶层转移。
秦之后的历朝历代，表面上都以儒学治国，儒生们对秦朝泼的脏水也是络绎不绝。实际上，许多朝代都是秦法的追捧者，可以说是“半法半儒”、“儒表法里”。
管仲和商鞅这两位上古大神，就像是钟摆的两端。后世的治国者们，一直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大钟摆之间循环往复，轮回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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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文景之治，源于“无为而治”。政府放权让利，民间积累财富。国退民进，经济一片大好。
地方经济蓬勃了，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出现了。汉景帝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削藩之令下，七王之乱起，好在有周亚夫霸气平乱。
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国进民退，民间财富开始向政府转移。以下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者，是桑弘羊。桑弘羊最为推崇的，正是商鞅。
盐、铁、酒全面国营化，销售、定价、渠道、制造，采产销全面管制，和今日的垄断行业、国营企业同理。
物价管制、统购统销，类似计划经济的国营流通模式，确保商家在买卖中无从得利，和新中国成立时构建的国营商业模式如出一辙。
这些集权制的经济举措，使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指标达到汉朝的巅峰，国库充盈，国力强盛——“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王朝，气势恢宏。
然而，繁荣的经济形势并未持续多久。汉武帝之后直到三国，汉朝一直在经济的低谷中徘徊，追本溯源，正是汉武时期强势的国营化运动。
“国进民退”，一般都能在短期内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然而，这种模式下政府收入的增长，并非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社会财富在政府和民间的重新分配。
说的更直白些，国营化运动会不仅不会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使生产效率变低。国库看上去更有钱了，可以为这里的兄弟援助几百亿，那里的兄弟免债几百亿，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国民更穷了。
汉武帝时期颁布算缗令、告缗令，向商人征收财产税，这项税制，直接导致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巨额财富进入政府的腰包。比国民们一夜爆穷更可怕的，是政府随意征税背后的信用透支和对契约精神的蔑视。民间的储蓄和投资的意愿锐减，民企业主噤若寒蝉，民间经济进入寒冬，生产力全面退化。
在这种模式下，经济的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绚烂的烟花过后，是无尽的落寞和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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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国之初，轻赋简政。山泽盐税废除，盐铁酒类垄断产业向民间开放，农业税降低，徭役减免，商业税暂缓。政府机构精简，高薪养廉。
和汉初一样，国退民进，虽然皇权斗争依旧腥风血雨，但国家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民间经济好了，中央对地方的制衡力量就弱了。和文景之治的晚期一样，地方战乱再起。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战后人口和唐朝的巅峰时期相比，仅剩20%。
这时，唐朝著名的理财大师刘晏出场了。在刘晏的测算下，仅盐铁国营专卖一项，即可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于是，管制再次开始。刘晏在桑弘羊主张的由国营企业垄断经营的模式上做了创新，由国家控制资源，定向授权向民间开放。盐铁铸钱，不再由国企直接负责全产业链，而是改为“民产、官收、商销”。在没有增加农民税收的情况下，刘晏在任期内将国家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三倍多。
国进民退，再一次带来了“国力”的增长，但恶果也很快显现。随着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民间资本被压制和掠夺，民营经济活跃度日渐衰竭。民间资本无路可走，不断从实业溢出，进入投机领域——土地房产价格上涨、文物价格上涨、奢侈品消费激增，贫富差距拉大。
刘晏的经济改革，就像是一针强心剂，药效一过，副作用起，唐朝再也没有任何机会恢复当初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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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宋朝不再有藩镇之患、地方之忧。付出的代价，是中央财政的军费压力巨大。
宋初，价格管制放松，由市场波动决定。商品流动禁令放开、宵禁取消，宽松的制度环境再次到来。
宋朝的经济制度创新，包括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不抑制土地兼并，和对垄断资源的授权经营。“买扑”，由国家拿出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即当今的招标承包制；“钞引”，对暴力性行业，如盐铁酒，对民间进行特许经营制。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由政府掌握资源权、定价权、分配权，和定向授权的巨大寻租空间。
这个创新的官商经济模型，成为了之后一千多年的经济标准模板，并在这一千多年里不断极端化、恶劣化，直至今日。
宋朝中期，面对军费的巨大压力，王安石出手了。
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 无一不是换汤不换药的中央集权的举措。
均输法控制流通，市易法控制贸易，青苗法借贷补助耕作。从市场到计划，从宽松到管制，王安石变法，不过是重演了各朝代发展到中期时，为了解决中央财政问题的再一次轮回罢了。
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历代变法的逻辑，一脉相承。
“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了无新意，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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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持续千百年的轮回。
每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宽松，轻赋减税，工商自由，休养生息，民间经济蓬勃发展。
然后，中央和地方失衡，内乱，镇压，经济改革，中央集权，国进民退，国库充盈，民间凋敝，经济萎靡……推倒重来。
“宽松->动乱->管制->衰退->崩溃”，同样的剧情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
不管哪个朝代，计划经济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但从这么多的前车之鉴来看，前者短期迅速实现，长远注定失败，后者从不会实现。
两千年前汉朝时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正方辩手对中央集权的质问振聋发聩：“国营效率低下，产品低劣，强买强卖；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财富流失——何解？”
反方桑弘羊辩手的反击同样犀利：“如无国营，战争开支何来？财政收入何来？地方割据何解？”
集权和放权、中央和地方，如何平衡，如何安排，是中国统治阶层的首要课题，是两千多年来制度不断摇摆的核心焦点，也是让国家历史陷入轮回中的无解难题。
思考如何从当下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不如思考如何从这个千百年的巨型轮回中挣脱出来。
让人沮丧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能从这个轮回里挣脱出来的迹象。
以上。
参考书目：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
《浩荡两千年》吴晓波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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