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并没有准备好谈奈保尔。只读过他的《大河湾》，连著名的《米格尔街》都没有打开过。
他在两个月前去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V.S.奈保尔，去世了。
纪念作家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读他的作品，并尽可能地理解他。
年初读完《大河湾》，思绪散乱，迟迟不愿动笔。事到如今，无论是否已准备好，都到了需要写下一点东西的时候了。
《大河湾》的知名度，远远比不上它在文坛的地位。它被媒体评价为“最后一部现代主义的伟大史诗”。奥巴马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的采访时，在谈到自己读过的虚构作品里，重点提到了《大河湾》。
这是一部以刚果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在打开这本书前，我曾揣测过奈保尔会怎样描述非洲。和风细雨的开头，齐头并进的多线情节，汇聚到结尾处狂风骤雨式的高潮，以一静一动的剧烈反差凸显非洲国家在文明进程里的动荡。会有黑人的暴乱和流血事件，会有主人公的生离死别，会有一步步走向失控的悲剧。
以上，是我在读《大河湾》前杜撰的虚拟书评。读完后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存在。
《大河湾》真的就像一条大河一样，从始至终静静地流淌着，无论是情节的冲突、转折，情绪的压抑、释放，都被藏到了河水之下。
有文学评论称，奈保尔的作品风格不带一丝个人情感。如果是站在远处，朝奈保尔的方向瞥几眼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感受。但如果把奈保尔的文字放到眼前，试图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时，奈保尔的作品里有意或无意隐藏着的“个人情感”，就会变成一只猛兽，从书里冲出来，让读者体会到被撕扯的痛楚。
奈保尔是一名印度裔，在中北美的特立尼达与多巴哥长大，之后移民至英国，和石黑一雄、拉什迪一起，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横跨不同文明的背景和经历，让奈保尔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着矛盾。他既不屑于特立尼达文化的浅薄和贫乏，又不认同英国式殖民文化的价值观，对于血脉相连的印度文化也早已倍感疏离。
奈保尔曾在回忆中说，是旅行拯救了他。他在加勒比海和非洲旅行，他写出了像《大河湾》这样的作品，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家。
诺贝尔文学奖在给奈保尔颁奖时，获奖词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
然而，如果《大河湾》的主角萨林姆是奈保尔内心的映射的话，那么这部作品所展示的意向，并非如此。
萨林姆在《大河湾》里一直在流浪，也一直在寻找，直到结尾，也没有看到他安心地归于何处。他长期在非洲居住打拼，可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只是过客——
“我的归宿在哪里呢？我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积极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等着某种启示的降临，等着这启示指引我找到归宿，去过我仍在期待的‘生活’。”
《大河湾》里的萨林姆，是无根的流浪者，一直在找自己的家，一直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家。
对奈保尔来说，血缘上的祖国印度早已失去了神秘、悠久的文化传统，特立尼达的故乡所处的文化层次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移民到了英国，却发现自己只是这个国家的“局外人”。他只能寄望于旅行，去加勒比海，去非洲。
类似的，《大河湾》的萨林姆决定深入非洲，他希望在这片排斥并颠覆了西方文明后重建文化的土地上，凭借着他来自英国的“高等文明”的身份，找到真正能给他的内心带来充实和满足的归属感。
为此，萨林姆在非洲做了许多尝试。他置业、做生意、试图与非洲朋友的孩子接近，他一直在努力地融入非洲的文化。
遗憾的是，这片所谓的文化重建的土地，只不过是对欧洲文明不伦不类的模仿。在这里，“丛林掩盖了屠杀的声音，浑浊的河流和湖泊冲走了淋漓的鲜血”；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你只是设了个陷阱”；这里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以前有过秩序，不过是建立在欺诈和残忍的基础上。”
在这样的土地上，连安全感都是奢望，又何谈找到归属感？
萨林姆的精神开始逃离。“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另一方面，从肉体的角度来看，萨林姆却已经融入了非洲的小镇，“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一边是精神上的逃离，一边是肉体上的融入，萨林姆在矛盾中进退两难。
更悲剧的是，当萨林姆排除万难，回到心心念念的英国时，发现等待他的只有冰冷，冰冷的官僚，冰冷的社会关系，冰冷的“家”。如他所预想的，“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了它。”
这趟英国的寻家之旅让萨林姆意识到，自己作为漂泊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所谓故乡代表着安全、温情和归属感，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不合时宜，愚蠢，不堪一击。”
萨林姆或奈保尔所陷入的幻梦，无论身处何方都难以逃脱，因为这个幻梦的制造者，是虚无，是本质层面意义的不可得——萨林姆说：“我不知道支撑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我开始感觉到，无论我去哪个地方生活，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成功，多么舒适，也只是现在生活的翻版。”
支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萨林姆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深入到非洲腹地，却陷入更大的迷茫。
生存是为了获得感官上的满足吗？萨林姆和某位名人的夫人偷情，体会到了高潮的销魂。然而，这种满足感是稍纵即逝的，并和痛苦如影随形。仅在若干次偷情后，萨林姆就体会到，自己成为了这位夫人的猎物，他在肉体上为她服务，让她满足，“这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耻辱”。他所获得的短暂的满足感无济于事，高潮过后，新的空白被打开，新的需求重新启动，萨林姆在销魂的同时，黯然神伤。
生存是为了获取丰富的人生阅历吗？萨林姆曾经在某些瞬间感悟到，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阅历所呈现的方式，是快乐或痛苦。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在死亡面前，痛苦是虚幻的，快乐也是虚幻的，它们在本质的层面并不具有究竟的存在。
生存是为了迎合宿命感吗？问题是，宿命感来自何方？如何区别宿命感和欲望的自我欺骗？萨林姆自己意识到，“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
如果没有答案，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庸碌地苟活着，可好？
奈保尔不甘心。他审视着自己，也审视着众生，他已经看透——“这个星球，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大河湾》里，奈保尔不断地在寻找。从表面上看，奈保尔寻找的是归属感，无论在特立尼达、印度、英国还是非洲都无法找到，主要的原因，既有跨越文化时的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也有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贫瘠。
往深了看，奈保尔真正在寻找的，是支撑生存的渴望，是对抗虚无的出路，是人生本质的意义。
旅行让奈保尔获得了一定的慰藉和平静，但并未让他找到答案。奈保尔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于身处何方，而在哲学和宗教。
“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萨林姆说，“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萨林姆浸淫在世俗中，一边追求物质和中庸，一边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但在没有哲学和宗教的前提下，这样的平衡是缺乏支点的。这种尝试的代价，是平衡的随时崩塌，是不安全感，是周而复始的迷茫和挫败感。
在《大河湾》里，奈保尔提出，宗教可以把忧郁转化为促人向上的敬畏和希望，哲学可以在日子不顺当的时候提供庇护和助力。遗憾的是，书里的萨林姆并没有更进一步，从哲学和宗教里找到出路。
因此，《大河湾》里是没有答案的。当然，文学经典作品，从来都不是解题手册。经典不提供答案，经典只敞开思考的大门。
同样的，伟大的作家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是高级的观察者和表述者，而不一定是解题者。
伟大的作家通常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捕捉到常人所不易观察到的细节和深度，再用高超的文字能力细腻而精准地表达出来。奈保尔的伟大，在于他复杂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观察视角，也在于他把观察的对象、个体的情绪、灵魂的拷问完美糅合在一起的表述能力。
詹姆斯·伍德说过：“奈保尔的欢颜是一张面具，一张非常重要的面具。”
在文学世界中被公认为天才的奈保尔，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易怒、粗鲁、刻薄的人。他常对采访者动气，常发不留余地的激烈观点，对他人缺乏基本的宽容、耐心和尊重。
不过，面对公众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奈保尔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是为这个叫做文学的东西服务的。”
通常来说，把自己的全身心都奉献给某项事业的人，内心不一定强大，但至少执拗、自我、坚定。可是从《大河湾》来看，奈保尔的表述中充满了摇摆、疏离和不安。或许，他性格里的负面部分，文学能够提供慰藉，但提供不了解药。
《大河湾》里的萨林姆没有找到答案，生活中的奈保尔同样没有找到答案。
但至少，他从未放弃过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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