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主义阶级在正在急速崛起 
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每当碰到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一般会大赦天下，收服民心。封建制度下，皇权的基础是民众的拥戴。如何获得民众的拥戴，让专制统治者绞尽脑汁。
维护专制统治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武功。
文化就是用笔杆子给老百姓洗脑，由士大夫阶级掌控执行，因为愚昧的民众是最好统治的；武功就是用枪杆子镇压，一般情况下军政不分家，由君主个人意志直接影响。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唯一通道。如果士大夫阶层表示官僚阶层，知识分子表示读书人。那么，秦朝之前，士大夫阶层垄断了政府中上层，而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就是士大夫阶层，因为士大夫阶层不仅垄断了政府职位和贵族阶层，还垄断了受教育权。
秦到隋，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有一些也属于知识分子，但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并没有进入官僚系统，这是由于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和知识阶层开始向下层传播造成的，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向他们敞开大门。没错，当时的科举制度没有建立。一旦涉及权力，知识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统治阶级掌握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些人当然能够更好地定义什么是知识，然后通过手下的传教士去规训被统治阶级。
科举制度的建立，将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经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和国家官僚阶级深度捆绑，形成以儒家“皇权天授、君臣父子、仁义道德”维系统治的思想体系。而官僚主义常常会有类似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即他们常常像小资产阶级一样缺乏真正独立的革命原则性。
所谓阶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依靠自己的脑力劳动谋生的人。一个银行家上了大学，知识再渊博，也是资本家，因为他是依靠资本和剥削谋生。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给小资产阶级以培养自己独立文化的土壤。那种表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内容，如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与整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一样无比脆弱。小资产阶级文化作品，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文化大树上的旁系枝杈而已。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成功，比如王安石想打击高利贷和地主，戊戌变法想给封建王朝立宪。这个阶层产生的文化作品，也无法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一套指导思想，比如董仲舒儒学、朱熹理学。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的觉醒，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效力开始衰微。于是出现了最有效果的第三种手段，那就是施恩。
何谓施恩？就是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无条件地给予民众。比如说天下大赦，一般在新皇帝登基或者皇宫有重大喜庆时，通常会赦免一批罪犯，这种行为叫大赦天下。《史记·孝武本纪》载：“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比如说轻徭薄赋。比如说直接给民众发放钱物。这种手段与愚民麻民的文化手段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宗教。
当恩赦不足以收服人心，妥协不足以化解矛盾时，暴烈的革命将推翻政权，资源的分配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知识分子作为润滑剂，让阶级之间的互动和沟通重新变得通畅，国家内部迎来新的和平时期。
政权更迭的本质原因
历史的循环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没有质的飞跃，推翻现任政权只会产生同样的下一个政权。从封建社会来看，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无论是继承的或者是起义的结果），或者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僚阶级的更替），再或者一批地主取代另一批地主，都只是旧生产关系没有被打破的结果，同时也发展了旧生产关系（以改良或者妥协的形式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从工人阶级形成阶级以后，这个形式就发生变化了，工人阶级（自觉的认识历史使命的联合起来的有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知识的工人集团）产生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与实践，并且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会有改朝换代（比如一批公务员或者一届政府被另一批公务员或者另一届政府代替），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与不可动摇的，不会被复辟所威胁，这当然是要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为历史条件的，当生产力有了巨大飞跃，随之而生的思想会让革命后的政权性质改变以适应新的生产力。
究其根本，统治者必然是社会中占有资源最多的阶级，所以新的统治者无论他原本是什么地位和身份，拥有政权后都会转变为当时生产力下最发达的阶级，而每次生产力的飞跃会改变这个阶级（比如工业革命让最发达的阶级从地主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从而改变统治阶级的性质，进而改变统治制度。
工业化国家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资本控制下的国家，区别在于谁掌控资本。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还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自由资本主义。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知本主义社会，其实都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新阶层的兴起。什么意思呢？
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前提，一定是必须出现一大批新兴地主，这个地主阶层将自己的诉求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形式就是从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这样，农民的身份才会合法化（否则还是奴隶）。
同样，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前提是一大批资本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建立离不开资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产权确认的诉求等政治主张，即宪政阶段，有兴趣的不妨研究一下英国。这就是为什么明末、清末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后续朝代（清朝与民国）却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原因，因为中小企业主、资本家没有成为一个阶层。
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关键的原因是缺少阶级基础（缺少一个中小资本家阶层）换句话说，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不可能是农民完成的，更不可能是奴隶，只能是新兴地主；地主通过推翻奴隶社会来建立封建社会；当然如果是地主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的社会还可能是封建社会，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取决于地主阶层是否完成了到资本家的过渡。而农民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的社会只能是封建社会，因为，地主过渡到资本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农民变成资本家，变成资本家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资本；地主比农民有钱，变成资本家的概率远远大于农民。
举个例子。比如同样是土改，台湾五十年代的土改，是国家赎买——国家从地主手中收买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尽管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民，但是地主却变成了资本家（出卖土地后的地主手中有钱，必然去投资）；这样，台湾自然而然走向了资本主义。反观大陆，同样是土改，性质完全不同，大陆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农民，只不过从无地农民变成了有地农民，而有钱的地主却退回来当农民（而非是前进一步当资本家），所以，同样是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大陆比台湾多走了好多的弯路，当然了，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所以，现在农村的拆迁有点类似于台湾的土改，强制性地购买农民的土地，将土地变成出让金（强制性地将土地变成资本），这就是在为走向资本主义添砖加瓦。
同理，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只可能是资本家（而非是工人，更不可能是农民），资本家通过推翻封建社会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无论是奴隶 农民还是工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都跳不出他们的社会形态，为什么？
比如，一个农民阶级政权要建立资本主义，首先要学会企业管理与资本的运作，最关键的是要学会契约意识，而且必须是整个农民阶层都要学会，否则，即使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权，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比如袁世凯政权，从总统走向了皇帝；整个农民阶层学会资本的运作其实是农民先变为资本家，出现了资本家阶层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出现；本质上还是资本家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任何无产阶级建立政权，无论口号喊的多么响亮，他们最终的理想是做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奴隶的理想是当奴隶主，工人的理想是当资本家，而农民的理想是当皇帝，不会超越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策略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动机与手段两个方面：
【从动机上】无产阶级的诉求大多是身份诉求，即摆脱政治上的被动身份（反对压迫）；而有产阶级的诉求大多是制度诉求，比如法国大革命，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和深刻的思想推出一个革命性的全新的社会制度。
【手段上】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存在手段上的不同。无产阶级的竞争大多是零和博弈，手段极端，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最彻底的原因。有产阶级的竞争是帕累托最优，相对温和，这就是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的原因。
换种更好理解的说法：只有那些同样掌握生产资料，但受限于目前的生产关系的人，才能打破生产关系的桎梏。比如奴隶制度妨碍一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扩大生产获得利益，所以要打破现有制度，演化到了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进一步掌控，所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至于之后的，按照这个推论，应该是小布尔乔维亚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的不满而演化至下一个社会形态。
另外，生产关系的改变从来就不一定要依赖于推翻、起义或是革命，秦（战国）通过变法，生产关系从奴隶+奴隶主改变为佃农+地主，秦没有因此被人推翻，统治阶级还是秦王和他的子孙。后来的政权更替也沿袭了这种政策。
奴隶推翻奴隶主的目的绝不是要打破生产关系，而只是因为自己被压迫；农民推翻地主，无产推翻有产莫如是。

乡土中国（精装）

作者：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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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主义阶级开始萌芽
以上较大篇幅解释了社会制度的变更的根本原因，即新兴阶层的出现。新兴阶层进一步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当今世界，因互联网的普及，阶级界限日益模糊，经济关系日趋复杂，互联网技术极速提升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将生产关系更加复杂化，甚至让单独个体有了若干个不同的社会身份。
在当代，我国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了，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经济以外，还有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而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脑力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需求扩大，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也是分布在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三大经济成分中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中，有在公有制企业中工作的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官员、教师、医生等等；而在个体经济成分中，有独立学者、独立作家、独立律师等等；在私营经济中，则有受雇于外企、私企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等。
当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公办企事业单位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知识分子的主体；而私营企业中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被雇佣的、受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非物质生产的产值早已超过物质生产，脑力劳动的从业人员早已超过体力劳动。知识经济的创造者和所有者是人，资本体现的是物的价值，知本将体现人的价值。
随着互联网技术赋能社会变革，越来越多的从事脑力劳动的技术工人、设计师、医生、工程师、教育培训者、金融从业者、意见领袖、互联网内容制造者等大批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逐渐脱离原有的企业、学校等组织形式，独立自雇或结伴，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新兴参与者，逐渐形成“知本主义”经济体，它已经完全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阶层。这将赋予各行各业新的动能，改造原来固有的合作或竞争关系，引导社会进入一种全新的发展状态，在全球范围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互联网发达国家迅速蔓延，我们有必要高度关注。
农本人、资本人、知本人
几年前，一位从没出过村子放羊大爷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介娃儿恁嫩的手咋耕田，靠啥吃饭？”
我无言以对。
几年后，我跟一位挣大钱都市土豪老板一起吃饭。
他说：你这孩子整天读那些个高深文史哲类的书，靠啥挣钱？
我无言以对。
这两个人提出的问题已经无限地逼近了终极哲学问题。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终极的困惑：你不从事任何一种我知晓的工作，你到底是谁？你做的事情没有办法用农活和金钱来衡量，你为什么要做？你看起来仍然是体面人，却又没有用我头脑中的唯一生存方法，你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当都市大款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年前放羊大爷提出的问题骤然袭来，他们的两个问题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图景，一个跟现实略有偏差的纯理性的图景：
有三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了：
农本世界人
资本世界人
知本世界人
三个人带来了他们各自世界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于是下面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发生了：
农本人：你手里那个东西是什么？
资本人：苹果手机。
农本人：那东西得花多大力气能种出来？
资本人：这东西地里长不出来……
农本人：地里种不出来的东西你要它有什么用？
资本人：交流、娱乐、做生意。
农本人：你说的这些东西又不能吃，真是不务正业。看我手里的这颗大土豆，看着心里就觉得踏实。
资本人摇了摇头。觉得没有必要跟农本人聊下去了。于是他把头转向了知本人。
资本人：你手里拿个东西是什么？
知本人：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资本人：那你带来的重要东西在哪里？
知本人：在我的头脑里。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和方法论。
资本人：那东西值多少钱？
知本人：那东西钱买不到，换句话讲叫不值钱。
资本人：不值钱的东西你要它有什么用？
知本人：仰望星空，上下求索。
资本人：你说的这些东西摸不着看不见，真是不务正业。看我手上这款苹果手机，看着心里就觉得踏实。
从“本”上讲，
收成，农本世界中惜之如命的终极价值，是资本世界中玲琅满目的货架上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一种；商品，资本世界中智慧结晶的最终表现形式，是诸多智慧结晶中最粗浅的一种表现。
从“中介”上讲，
用金钱能换到农活，用农活未必换得到金钱。
用知识能换到金钱，用金钱未必换得到知识。
回到那个放羊大爷和都市大款的问题，我真真正正地哑口无言。
我对放羊大爷哑口无言是因为，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都绕不开解释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我不可能跟婆婆讲：我不种田而能生存，是因为我能够通过手中靠劳动分配原则得到的货币符号去换取蕴含人类无差别劳动成果的农产品来食用。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同我们摸得着看得见的欲望并不是直接相连的，我们需要用一个东西去换。这个东西叫金钱。放羊大爷没出过村子，她知道钞票长什么样，但他可能永远想不清楚这些小小的纸片儿，凭什么就能换那一茬茬的收成。
我对都市大款哑口无言是因为，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都绕不开知识社会的运行机制。我不可能让都市大款信服：我读没啥用处的晦涩文哲书籍也能生存，是因为严格的学术训练能让人对错综复杂的信息进行从容不迫的梳理和理解并能从宏观微观等多个角度去探寻是何为何如何的答案。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同我们摸的着看得见的欲望之间并不是仅有一层金钱之隔，你需要用另一个东西去换金钱，这个东西叫知识。都市大款没读过多少书，他知道知识差不多就是书本里横七竖八的文字，但他可能永远想不清楚这些小小的纸片儿，凭什么就能换那显赫的名望、膨胀的财富、非凡的气质，和更多他根本意识不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智慧。
这是这三个世界最令人悲哀的隔阂。
当你见过的、想要的东西都能从地里长出来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理解金钱真正有什么用。你见过的、想要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理解知识真正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三维人刚刚感慨嘲笑过二维人的只限长宽没有高度的局限，立刻就在四维人面前呆若木鸡，无法理解。
在现代社会中，商品化的大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古老的国度，广大的农村地区也早已被吞没入了资本世界。不理解金钱有什么用的人越来越少，农本世界早已名存实亡。资本人在经历了数百年的积累与拼搏，终于同化了几乎整个世界，给所有的物品都贴上了价签，明码标价。
但这个世界实际上要比他们看到的世界大得多。一个来自知本世界的人多看到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是关于一个迷人的尤物——雅典娜，或智慧。你没有办法给智慧标上价签。就像你没有办法给手机标上“农活量”一样。只用金钱去砸智慧是没用的。你需要用资本世界的金钱去换知本世界里的“金钱”。就像一个农本人要想买手机，用“农活”直接买是没用的，需要用“农活”换成金钱，再去买手机。
知本世界里的金钱就是知识，你可以拿资本世界里的金钱换取商品化的知识产品：书籍、视频、课程等然后用这些知本世界通用的“货币”去换取知本世界里的最终产品：智慧。当然，我想说的要比上面稍稍更深刻一些。用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来讲，智慧包含了知识、判断、经验和智力。
从汉语的构词法来看，Knowledge, intellect, intelligence和wisdom在现代汉语中分别对应着“知识”、“智力”、“才智”和“智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字根：“知”。这意味着，强大的知识储备是一切高智行为的根基。而只有“知”加了一个代表光明的“日”，这个字才从客观的知变成了主观的智。
这个汉语语境中代表光明的部首“日”，其实就是拉丁世界中的Enlighten，启蒙。知，在没有启蒙的情况下，仅仅是书籍里的一行行文字，不会自动成为智。学富五车的人未必是一个智者，他还有可能是个复读机。
而智，也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概念，形容对知的掌控力。萧伯纳学富五车，还曾霸气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这种史诗般的知识储备却让他成为了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拥趸之一。弥漫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臭名昭著的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通过这位知识精英传遍了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将无数年轻人指引上了宽容邪恶的道路。其实更惊怖的在于，这并非个例。
知本世界仍然在它的萌芽期尝试着与其他世界交流的各种姿势。人类的悲剧之一是，在知识的储备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之时，智慧却时常在原地踏步。饱读诗书的人只有对世界不断地用心洞察，对终极问题不停地诘问，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人间疾苦的痛彻心扉，承受理性思辨的晦涩与艰难，智才能跃上下一个台阶，加上了一个带着“心”的慧，是为智慧。
知--智--慧--智慧
正在“进化”的知本主义阶级
农本、资本的世界里，有了资本就可以购买原材料、雇用劳动力等进行生产，因此，“资本雇佣劳动”是产品经营的本质。但资本经营越来越依靠知识和智慧去组合和加工各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知识雇用资本”。这种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给我们展现了知本主义经济的新的形态，并且，这种形态仍然在进化。
知本主义阶级会 对来自身阶级的发展有何诉求？身份诉求、制度诉求、或是其他利益诉求？本身不依靠资本运动和资本形态的变化获利的阶级，未来如何影响和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目前暂时看不到方向。农人和商人的发问已过去多时，我也不再幻想着能够向放羊大爷和土豪大款解释清楚什么东西。因为，知本世界终有一天会征服资本世界；就像资本世界征服了农本世界一样。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无数智慧的人参与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去。
未来已来，你是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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