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是我大中华自产的，而是十九世纪末漂洋过海从外面的世界过来的。就像蕃茄十七世纪初来到中国一样。与蕃茄不同的是，蕃茄是民间种植的，老百姓自种自享，蕃茄倒也在中国这个异国他乡生机盎然，俨然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以致于大众宣泄爱国情绪反洋货时，根本没有人想到，蕃茄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洋种。银行这玩意儿在中国，历来是政府官方垄断，晚清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当今政府，都是如此。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家门口的银行，政府的买卖，也是学西方的。讲个故事，前任央行行长，有次调侃西方的同行，说他们没有了解货币银行的真谛。我想他所讲的真谛，讲文雅些，大约是悄无声息地搞些跨时间配置资源的游戏。讲直白些，就难听了，与盗取老百姓血汗钱的窃贼无疑。真搞不明白，别人大约不耻的事，我们有什么可供炫耀的。近十多年来，老百姓对银行时有不满，时不时地要抱怨一下，排队呀、收费呀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起过像砸日本车那样的心思，想过去砸，大约同洋车同时来到中国的银行。主张反对西化的人们，肯定也没有想到，保管他们财富的银行，原本也是西方的东西。

静下心来想想，中国的老百姓从中国的银行，得到的好处，方便肯定是有的，如果没有银行，生存没问题，但生活质量就很难保证了。若在经济利益上考量，算一算经济账，老百姓从银行那里，是吃亏还是沾了便宜，还真是不好说。比如说“利率倒挂”，有时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有时存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再比如信贷结构，70%以上的资金都贷给了国有企业等。银行好似从民间抽血输送给政府产业的管道。虽然国有经济的收益最后也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但经由银行这类组织，原本属于一大部分人的利益，经过银行这只政府有形的手，输送给了一小部分人，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付。
若按这样的分析，应该是老百姓越来越穷，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现实是，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是真实的，但老百姓也没有越来越穷，也是慢慢富裕起来。原因是，银行这类经济动员组织，不仅仅是利益结构调整的渠道，同时也是利益总量扩张的加速器。比如说，一个社会一年的产出是100时，占人口数量10%的甲方分配30，占人口数量90%的乙方分配70。经由一个银行参与其中且非常卖力的复杂过程，当这个社会一年产出增加到300时，甲方分配150，乙方分配150，虽然在比例上吃亏，但乙方的收入，总量上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老百姓还是得到了实惠，获得感很强。
不过，这种发展模式不可长期、持久。制约这种发展模式的，是货币化收益的拐点。
自然规律是，爬坡的时候很慢，下坡的时候，一下子就滑下去了。
银行这类组织，早期主要有两个来源，金匠和货币兑换商。在金属货币流通时，这些商人的存在，是方便货币鉴定、保管、兑换和长途运输的需要。专业借贷机构的兴起，伴随着银行券的流通，债务货币进入市场，银行逐渐垄断了货币市场，成为专门机构。后来中央银行制度的兴起，以及不兑现纸币占居流通市场，银行的地位更加重要。当今社会上，经由银行业务创造的存款货币供给，占货币供应量的至少95%以上。现钞流通量，占社会货币供应量的比例，不足5%。大家觉得方便的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等，使用的都是银行货币，最终都要到银行去清算。银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谁掌握了银行，谁就掌握了经济命脉。这好像是哪位革命导师说的话。
不清楚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要听谁的话。中国的银行，历来是听政府的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银行，还是新中国的银行，都是这样。因为中国的银行，都是政府出面组建的，依靠的都是政府的信用。所以，中国的银行基因，是纯种的政府基因。而像日本、德国那样的银行体制，可以看作是政府与社会杂交的结果。
1990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安排企业职工生活下发通知，要求各银行安排“必不可少的安定团结资金”，“要千方百计把九〇年元、二月份的工资发到职工手中”，“允许贷款适当延期，并不予罚息”等。由于被救济的企业，大多是效益较差，接近或临近淘汰的企业，贷款投放进去，很快分光吃净，形成银行新的不良贷款。国家政府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发放工资（还是“饺子贷款”、“馒头贷款”等各种名目），这种如今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例，在当年是常态。想来也是当初人们纯朴，把银行的钱贷给企业发工资，钱直接落入老百姓的腰包。总好于若干年后，银行的钱好像都贷给了所谓的央企，再经由它们，绕过几个环节（央企办金融），利率提高几倍，以各种金融创新的名义，流入民营企业。十多年来，老百姓办的企业，一般利润水平的，还真熬不过去。金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逆市场化过程的“逆淘汰”，值得反思。
从整体上考虑，回想一下40年来的银行制度，特别是前20年的银行改革与发展，大体上，事物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开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路后，国家的财政能力首先经受考验。原来那种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向中央财政归集资金的做法，慢慢失效了。一方面，改革面临着逐渐放开价格体系的压力，那种压低农业部门价格，提高工业部门价格，然后从工业部门拿走经济剩余的做法，慢慢失去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由计划集中转向市场扩散，国家管理控制的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企业）越来越少，加之国企改革以“减税让利”为突破口，政府财源越来越少。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滑，一直到1996年开始回升。
在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扩大投入的需要，以及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隐性问题的显性化，不断扩大财政支出具有刚性约束。
改革一开始，中央政府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财政入不敷出。政府要干事，没钱怎么办？历史上尝试过的办法，一是像英国十七世纪时那样，国王打仗没钱，只有向社会上借，由此催生光荣革命，并由此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副产品：现代的金融体系。二是像中国过去王朝时期，征收、罚没、抄家、吃大户等等，理论上，生民小命都是皇上的，那些身外之物，钱财难道还能是哪个人的吗？但是，现代的情况与过去不同。改革初期，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发行国库券，记得当时国库券利率比银行存款还高，但推行起来，手续繁琐，费用高昂，收效甚微。于是，银行这一制度设置，便担当起历史任。
我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中，与其他类似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改革初期，经济处于一种低货币化的状态。比如，俄罗斯1990年时M2/GDP为100%，我国1978年时这一数字为25%。这一特殊国情的政策含义是，货币超额发行而无过大通货膨胀压力。从而使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取货币发行收益），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易纲当年（1996）有个估计，1978-1992年间，我国货币发行收益约占GDP的3%。按这个口径计算，1992年的货币发行收益，占当年的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23%。现实中银行资金对财政的隐性支出，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国家获取货币化收益的渠道是什么？当然是金融。那些年，我国金融的含义就是银行。笔者觉得，我国银行改革的指挥棒，是经济货币化进程中，货币发行收益与成本的衡量。我们借此来回顾一下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历程。
在1978年至1984年间，货币化收益处于递增阶段。在低经济货币化状态的改革早期，经济货币化进程，意味着国家只要印钞票，投入市场就可换取资源，还不用担心物价问题。由于银行组织自身所具备的创造信用货币、支付清算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建立一个强大的银行体系有利于推进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为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货币化收益，国家着手建立银行体系，先后分设了四大专业银行。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随后，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集中办理城市工商业信贷业务。四大专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并使其触角深入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这一阶段，四大银行的经营成果及收支由国家统揽，银行充当财政钱库和出纳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变。在社会金融资源总量快速增长和国家动员金融资源的能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国家一直控制着社会金融资源，而银行，当时称四大专业银行，主要是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工具或称抓手。
1985年至1993年间是货币化收益由增到减的转折区间，也是我国批准成立主要的9家全国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时间区间，亦是社会办金融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这些绝非巧合。
我国经济改革的渐进过程是，先不触动旧体制，在旧体制外培育新体制，体制外力量的成长一方面给整个市场带来竞争活力，另一方面为体制内改革创造条(就业、收入分配等)。在政策环境的引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地经历着一个诱致性能制度变迁的过程。在经济货而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折中，1985年出现的8.8%的通货膨胀，以及1988年18.5%的通货膨胀，着实惊吓到了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的争论很是激烈，但是，再高明的理论，也超不过现实。人们终于接受，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国家认识到了超额货币发行的弊端，加快银行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是加快银行改革可望动员更多的储蓄资源，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二是加快银行改革可以调整货币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延伸货币化收益递增的区间。三是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逐渐上升，使其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稀缺资源，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意识明显加强。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遵循渐进改革的逻辑，国家在1985至1993年间先后成立了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86年7月24日，国务院批准恢复设立交通银行，总部位于上海。1987年4月，由国有企业兴办的银行，招商银行在深圳成立。稍晚几天，中信集团银行部改组设立中信银行。1987年，在深圳6家信用社基础上成立深圳发展银行（现平安银行）。1988年8月，在福兴财务公司基础上改组成立福建兴业银行。1988年9月，成立广州发展银行。1992年8月，中国光大银行成立。1992年10月，华夏银行宣告成立。1993年1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正式开业。
这些银行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偶然性与必然性杂陈其中。国家给了牌照，孩子出生了，就要让他们长大成人。于是，中国银行业市场逐渐引入竞争机制，四大银行的分式逐渐淡化，银行业改革开始启动，金融资源被国家“铁板一块儿”控制的状况有所松动。在这一时期，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活动日益活跃，出现了社会办金融现象（当时的情况主要是各家银行的地方机构搞一些体制外的资金市场活动，印象中当时金融机构的党委关系在地方）并逐渐升温，整个国内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种活跃的但有些失控的状态。
但是，国家通过银行部门（主要是四大行），对国有经济进行输血、补贴，使金融资源长期地、持续地、不计成本地流入到国有经济部门。1989年时，银行贷款利率已经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1993年时，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已经不抵银行存款利率。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四大专业银行的贷款投向。
1993年之后，我国货币化收益明显处于递减阶段(1993年、1994年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度超过24%)。伴随着渐进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在此条件下，如果国家不弱化以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财政支出的缺口的手段，可能因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导致社会动荡。为了既能稳定地控制金融资源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又能合理控制通货膨胀不致失控引发社会冲突，国家提出了“治理金融环境，整顿金融秩序”。当时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上提出“约法三章”：一是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借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二是任何金融机构不得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存款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得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三是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逐渐取缔了社会办金融活动，使金融资源向体制内回归。社会上自发的随着经济市场化伴生的金融活动试验宣告失败。
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划了现代化金融体制的蓝图。当时这个文件的理念是先进的，但在实践中，一开始并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在成立了政策性银行以后，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策性业务的负担。新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得不到与四大银行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地位，国家在金融政策上明显地偏向四大银行。原因可能是，国家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动员储蓄的银行制度，以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垄断性金融安排具有储蓄动员的比较优势。尽管国家于1993年明确提出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方向，但是，相对于为国企注资以保持社会稳定(硬的政治约束)而言，国有银行商业化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国家的套利行为使银行改革成了社会稳定、推动经济体制渐进改革顺利进行的工具。
1995年6月，我国召开了首次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个至今没有引起关注的会议，应当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朱镕基在会上指出，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发展，已成为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渠道。主要问题是：逾期贷款比例较高，资金周转速度较慢，经营效益较低。要求各家银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来，尽快把我国各专业银行办成具有国际先进经营管理水平的商业银行。提出要贯彻好《中国人民银行法》，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和对金融机构实行监督管理的作用。根据《商业银行法》，把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为国有商业银行。此外，再发展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鼓励银行业之间的竞争。提出银行业要分业经营。各个国家专业银行要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坚持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银行依法开展业务。对强令银行放款或者摊派资金的违法行为，银行要坚决加以抵制。银行要努力提高盈利水平。对银行利润计划的完成要进行认真考核，连续三年亏损的，行长要“退位让贤”。
自此以后，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商业化，成为银行改革的主旋律。后来虽有反复，但方向没有变化。
1995年银行改革与发展的转折不是偶然的。根据统计资料，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开始逐年下滑，到1996年触底转折开始上升。经由分税制改革，国家的财政能力开始恢复。银行，才得以慢慢地淡化了财政职能，开始了商业化之旅。
金融制度，特别是央行和几大银行，在维持中国改革开放渐进稳定展开过程中的作用，居功至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再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从1978年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年份在3/4以上。据此，中国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渠道是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还有必要解释一下，再贷款，是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且当年主要是信用放款，放款额度由国家政策确定。当时的货币供给机制大略是这样的，人民银行根据需要（政策需要和专业银行经营需要）向专业银行发放再贷款，专业银行根据信贷计划和信贷规模向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贷款转化为银行存款，形成流通中的货币。
事实上，市场发展起来以后，民间的力量，以及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自然会对金融资源提出要求。所以说，改革开放前20年，货币的投放，也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一家决定的。银行贷款的投向，虽以国有经济为主，但乡镇企业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也是雨露均沾。当年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倒逼机制”问题，就是市场力量的反映。
客观地讲，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对于发现市场机会、促成市场交易达成，有着积极的意义。缺少货币，没有办法去活跃经过文革洗劫早已千疮百孔的市场。因为我们的市场面对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不完备的合同，不完善的法律和执法等，缺少中介，没有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及时出现，面对面即时结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果断抓住市场机会。所以说，改革初期人民银行以信用贷款方式向社会投放基础货币，相对充裕的货币供给，不仅仅是执行财政职能，客观上也起到了活跃市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如果说货币银行在中国有什么奥秘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别的什么，靠超额发行货币来解决问题，早晚都要还的。
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货币金融对改革的促进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银行完成的。而银行，事实上就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我国的银行，出生时，就植入了政府的基因，是政府政策设计承担具体任务的政府机构。驱使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背景，首先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国家财政能力的恢复以及对未来财政收入增长的良好预期。其次是货币化收益递减，货币化成本上升，国家担心银行体系出问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经济规律制约着摄取货币化收益这个过程不能无限期地重复下去。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的重要性，超过了银行作为财政能力支撑的重要性。后来内外形势的变化，驱动银行开始商业化改革。内在的驱动因素是经济规律，银行的钱是要还的，恶性通货膨胀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是我们承受不起的，银行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外在的因素是，一是国内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国有经济的成份在变小，其他经济的成份在增大。二是对外经济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关起门自己算自己的账了。所以说，1995年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以后，银行开始了商业化改革之路。
多说一句，商业化了，银行还是政府的，还要听政府的话。这是银行的基因决定的。银行想要怎么样，有权讲话的政府说了算。
有些行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有些行业，是前人欠账，后人还钱。这个问题搞不清，会出大事情的。替人还钱者，正常情况下是要带点脾气的。

中国资本市场规制

作者：禄正平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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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 李义奇  作者 李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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