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这些大地震细节，我已经遗忘得差不多了

离开故乡十多年来，我很少去思考“故乡”是什么。有人说，父母就是故乡。这是对的，自打父母来上海之后，我的梦乡再难见到故乡的山水。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

十年了。

该淡忘的已经淡忘。重读下面这篇写于2009年5月12日的文章，发现很多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

作为一个并不在地震灾区生活和工作的灾民关系人，十年之前，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十年之后，能够回家，必定回家。

经历大地震，很多想法逐渐变了。

我曾经以为，无论皇帝还是乞丐，人的一生注定一辈子孤独，渺小，不堪一击。你之雷霆闪电，不过为他人耳边之风；你之悲恸天地，不过为他人之燕雀啾鸣。

经历2008年，我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之多的牵挂，不是文人似的牵挂，不是文明人的姿态，而是简单至极的血亲，及其延展。

十年来，每一次回家，看看亲戚朋友，看看同学，看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的亲切和踏实。

都江堰往南20公里，是一个以“古镇”风貌闻名于成都远近的所在，这些年蒸蒸日上，那是我的故乡，来沪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里。

打从2004年回家办婚礼，此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前年下半年的梦乡里，我常常回到故乡——山、水、人，历历在目，备受煎熬，于是春节前夕，和妻子准备着回家过年，并买好了机票。也是因缘际会，恰在这时，妻子怀孕了，权衡再三，我们只好放弃回家过年的计划。那真是喜悦与失望并存。

▲从表妹家18层楼顶看都江堰城区，已经没有地震痕迹

我算是家里长孙，妻有身孕，父母在大年初一，义不容辞地从四川赶到上海来帮我照看，两年多没有见到的父亲，显得老了，不过气色很好，住了一段时间，见没有他什么事情，还是回老家照看那点家当去了，留下母亲在上海。我们耐心地在等待着家庭新成员的降临。

5月12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

我吃完午饭，两点钟赶到报社，坐在电脑前，为下午的选题会作准备。这时感觉身体有些晃动，于是用手撑住桌面，还在晃，我有些担心身体是不是罹患什么慢性病了，我可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了，我想。正在胡思乱想，晃动消失，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开会的时间到了。

正在热烈讨论选题的时候，岳父从石家庄打来电话，我有些奇怪，他老人家可是从来没有往我手机上打过电话的。电话一通，就告诉“汶川地震了，7.8级”。04年结婚，我陪岳父母去过一趟九寨沟，他知道汶川离我老家很近。我一时不能明白“7.8级”的含义，只是觉得灾难肯定有，但达到什么程度，不清楚。过一会，妻子又打电话来了，告诉我“地震了”，她刚从29楼跑下来。我吓了一跳，一个过了30岁的孕妇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原来是地震使身体晃动，我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上网看了一下，真是汶川！7.8级！我试着往四川老家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下午时分，父亲可能出门了，我想。

于是，又往妹妹那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汽修工小王，慌张的语气，告诉我妹妹、妹夫都没有回来，小侄女还在学校……打手机，不通。

于是又往叔叔家打电话，婶婶慌慌张张地告诉我全家安全，我父亲也不大会有事，她匆忙挂断电话，看来余震又来了。

▲青城山下的生活

我有些发懵，感到大难临头。

再打一遍，还是小王接的电话，慌乱地告诉我妹妹、妹夫回来后，马上又去学校接小侄女去了。我略微宽心。又打到婶婶家，告诉我父亲已经回来了。

家人都安全，我输了一口气。

我家的亲戚，绝大部分在都江堰城乡，于是又往熟悉的亲戚家打电话，已经难于接通，即使接通，也无人接电话。渐渐地，座机不通了，手机也不通了。

伤心和焦虑渐渐爬满心头。

我想到了那些故乡的老师同学、朋友、老同事，他们绝大多数在与都江堰相邻的崇州市，还能通电话，也都报了平安。又往在上海的几个四川老乡打电话，除了一个师弟家在汶川县城，全家生死不明，其余离震中“汶川”较远，老家都没有明显波及。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网络上的信息变化，记忆中那些已经模糊的小地名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聚源——那是我每次到成都都要路过的一个貌不惊人的小镇；映秀——路过过几次的深山小镇；向峨——没有去过，但经常听乡亲们提起；都江堰中医院——过去常常有乡亲说到那里看病了……

青城山——我在家里抬头就能见到，都江堰——我是喝那里的水长大的啊！都已经受到严重破坏！

▲青城山（山顶为老君阁，地震垮塌后重建）

我万没有想到，在我美丽的故乡，从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地方，会在这个时候遭此大难。那该是怎样的满目疮痍啊？

这一夜的上海灯火璀璨，我的故乡暴雨如注，墨黑如漆，地动山摇。年过六旬的父亲睡在自己搭建的简陋小棚里，妹妹一家在货车车厢，所有的亲友都在暗夜里煎熬，等待充满恐惧的明天。我，一个远方的游子，身在天堂，心在地狱，无能为力。

……

我该回家吗？作为一个游子，我问自己，看着妻子日渐笨重的身体，我再次权衡，犹豫。更为完备的地震信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通过媒体，扩展到全世界。对我而言，那些信息哪怕是电视画面，对一个异乡人来说，可能是抽象的，但对一个异乡的游子来说，哪怕一个简单的地名，都有数不尽的牵挂。每天打电话回家，听一听父亲淡然无事的声音，妹妹一家苦中作乐的情怀，其他亲友劫后余生的庆幸，心中稍安。或许，在上海陪着妻子，在后方通过每一篇稿件鼓与呼，对我而言，该是一项妥当的选择。

短暂的庆幸后，是更为深广的伤痛。

▲远处的字库宝塔建于清代，地震中断掉三分之一，后修复

死难老乡在节节攀升，更多的灾难画面呈现在面前。残酷是那么逼人心魄，我的小兄弟小蒲的老丈人在都江堰家中遇难；我的母校和工作过的学校——怀远中学的背后，是怀远镇中学，该校吴忠红老师为救学生，遇难。我不认识他，但肯定曾经擦肩而过。已成一片废墟的学校，那是我经常路过，经常听到朗朗书声和打闹声的地方，我们小镇的标志性建筑——建于清代的那尊玲珑字库宝塔，已经折断三分之一。所谓字库，是故乡的先人们出于对文字的爱戴，专门修建一座宝塔，在此焚烧有文字的废纸的场所。字库的断裂，会把那种精神一并折断吗？

做教师的表妹在都江堰的房子彻底垮塌，只好全家搬到乡下；姑父家的厂房全部垮塌，住宅垮塌；妹妹和叔叔家房子都成了危房，我家围墙全部倒塌……其余亲友也多半房倒屋塌，情形凄苦。

一张张苦痛的面庞，一具具苦难的遗体，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扑面而来；大好河山，伤疤处处。我已二十多年不曾掉一滴眼泪，然而在2008年的5月19日上午，我还是关起门来，避开母亲，泪如雨下……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在鼓励和安慰他们，询问下落不明的亲友去向，直到得知他们平安为止。亲友们蔑视着眼前的苦难，但当我们渐渐从亢奋中冷却，妹妹开始伤心地谈起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担心欠债收不回来，更担心震后经济萧条；表妹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去了东北，投靠丈夫去了；表侄大学毕业，我们得负责帮忙找工作了，还有我家的围墙，父亲一个人得把它重新修起来……高昂的激情可以战胜眼前的沮丧，但生活就是一场精确的计算。

我能做的，只是给一些力所能及的钱财帮助，一些建议，一些安慰，但他们已经感激不尽，我惭愧万分。

离开故乡十多年来，我很少去思考“故乡”是什么。有人说，父母就是故乡。这是对的，自打父母来上海之后，我的梦乡再难见到故乡的山水。

▲我的故园，已经无人居住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故乡”的掠食者。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放假前一两个月，就开始盘算这次回乡要吃什么。有个女人说，留住男人的心，先要留住他的胃。我的故乡，她还应该是个女人，一个值得夸耀的女人。妻子第一次到我家，我们随便找家饭馆吃饭，几年之后，这个河北女人对这种随意而来的美味念念不忘。

故乡的山水，以其独特的人文和自然，不仅为我提供口体之奉，还安顿着我的心性。故乡的小镇，在唐代曾经出过一个隐居的诗人，他把做好的诗歌写在纸上，揉成一团扔在木瓢里，然后让木瓢顺着小河漂流，能够得到的，自然得以传颂，《全唐诗》因此收入三十多首。尽管我的祖上系从山西迁居江南，再迁居四川，与这位隐居诗人攀不上老乡关系，但一方水土对养成人的精神气质，远高于肉质基因的影响。

进而言之，自明末“张献忠剿四川”，四川人口锐减，即使像成都这样的大都会，城市里面已经出现狼虫虎豹的身影。故而，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使我的故乡更加具备全国性的混合基因，就这点来说，故乡，就不仅是一方人士的故乡，它是整个民族的血缘共同体，为这一方的苦难流泪，其实也是在为苦难的民族流泪。

生活在逐渐恢复正常。亲友们忙于修复房屋，恢复生产，做厨师的堂弟又开始忙着为人操办婚丧嫁娶的酒席，妹妹他们的运输生意和姑父的砖茶生意比地震前还要好，表妹也从东北赶回来了，继续做她的教师。我没有回到他们身边，但是可以想见，他们脸上的愁云正在消散，麻将桌再次响起“哗哗哗哗”的洗牌声——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外乡人无法理解的，但这就是他们的娱乐方式——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取谁的钱，但是家长里短就在麻将桌上流传，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轻松愉快，这是一种已经融化进血液的“风俗”——我曾经因为无法忍受这种“风俗”，决心一定要离开故乡工作和生活，但是当拉开一段距离，再来审视它的时候，或许我得承认，这就是故乡人“世俗化”的一面——高山大川带来的形上玄思、诗意与宗教情怀可能是故乡人的另一面。一定意义上，我过去可能更多地认同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地震使我重新思考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

生活在逐渐恢复平静。我们的通话内容，与地震相关的越来越少。9月底，女儿来到人间，她给我们带了生命的欢娱、成长的烦恼，曾经一度，地震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眼前女儿一声哭、一声笑，有时候真的就盖过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