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东方IC
希望自家的娃站在“风口”上，不能忘了娃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否则没有健康活泼的体质，难保倒在通向“风口”的半路上。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关不羽
初夏时节是考试季，高考的热潮刚刚过去，中考又要来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达到高潮，而后暑假开始，各色补习班、特色班、才艺班……将会燃烧孩子们假期。
教育，是中国社会永恒的热点。苏东坡说“人生忧患识字始”，他肯定没想到，在21世纪的中国，一个人的忧患将从自己识字一直延续到他孙辈考进大学。中国教育，就是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忧患旅程，覆盖人生的大半。
这种忧患在中年达到峰值。
中年人的聚会上，“我家孩子……”的话题一定会喧宾夺主，聚拢一堆面色沉重的家长，长吁短叹。同学叙旧，三分钟后改成教育研讨会。朋友庆生，三分钟后改成教育问题研讨会。
“我家孩子……”的话头一起，聚拢起一堆面色沉重的家长。而且，“忧”此不疲，下次再来，人还是那些人，“我家孩子……”还是“我家孩子……”，长吁短叹还是长吁短叹。浓稠至此堪为病，这就是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普遍的教育焦虑症。
▲图：东方IC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教育焦虑症不可谓不受重视。但是，正如绝大多数社会问题评论，专家学者往往陈义太高，不接地气的点评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你请教他阶层固化，他说你过于功利；你和他谈资源稀缺，他说你缺乏爱心；你和他讲竞争激烈，他说你没有自信。
总之，你谈现实他谈未来，你谈环境他谈情怀，你谈政策他谈家庭。鸡同鸭讲，隔靴搔痒。如此谈下去，热点只会越来越热，心态越来越躁动，焦虑也就更为深重了。
那么，不妨换个思路，俗得透彻一点，把功利说透，对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中的高风险因素分析清楚，再面对同样的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坦然处之了。
焦虑因素之一：投资对象的理性评估困难
教育是一种人力投资，这方面的宏观研究并不少。针对我国的有：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的结论——在中国，如果考虑对社会产出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个人收入，教育投资潜在回报率高达30%-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20%）。但是，在家庭教育投资的微观层面，父母作为投资主体可指望不了这一平均收益率，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很难理性评估投资对象。
有很多研究者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焦虑的影响是最大的。只能生一个娃，没得挑啊！为人父母，不得不把最好的资源用上去，投资盲目性的潜在恐慌造成了教育焦虑。持有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这也解释了城市家庭的教育焦虑甚于农村——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相对宽松。
▲农村家庭的教育焦虑普遍没有城市家庭那么严重（图：东方IC）
应该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焦虑的贡献度是客观的。试想，投资者对投资对象没有选择权，连“备胎”也没有，当然会更多担忧。但是，这肯定不是全部，甚至未必是最主要的因素。
晋武帝司马炎有二十四个儿子，还是选择了智力明显有缺陷的司马衷继位，难道是没选择吗？既不是没选择，也不是司马炎智商欠费，而是为人父母在评价自己的孩子时难免会有各种情感因素干扰。
实际上，绝大部分父母还把家庭教育开支视为单纯的消费，而不能以投资者的心态去面对。“癞头儿子自家好”是普遍的，二十四个儿子的司马炎如此，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们也如此。在规划孩子的教育计划时，不太愿意客观评估孩子的天赋水平，而是尽自己最大能力提供资源投入。这显然有很大的盲目性。
天赋是个相对敏感的话题。“我家孩子……”的主题会上，几乎听不到哪个家长会承认娃的天赋不行。从情感上就无法接受，而观念上也不大允许。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长期浸淫在苏式的教育理念中，这种理念有着高度理想化的平等观，强调教育对象的可塑性，远远大于天赋差别。
但是，天赋的作用不可忽视。爱因斯坦说的“成功是靠99%的努力和1%的天才”，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励志名言，但是很少有人会提起他的后半句，“通常1%的天才比99%的汗水更为重要”——这才是这位被公认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真意。把霸道总裁的高度自信阉割成励志帝的鸡汤，可惜了。
大众可以轻松承认姚明成功的天赋基础——他要是只有一米六五的身高，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篮球明，因为身高作为天赋要素是后天无法改变的。可是囿于观念的限制，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度等等天赋的可塑性又高得到哪儿去？事实是，后天的训练也许会有一定作用，但事倍功半是肯定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勤能补拙是不错的，可别人也没偷懒啊？事倍也未必功半，劳而无功也是寻常。
▲爱因斯坦认为，通常1%的天才比99%的汗水更为重要（图：东方IC）
当然，某一方面的天赋不足也不等于放弃。要说真养了个一无是处的孩子，那也是小概率事件。在正常范围内，天赋分布总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调整定位，不要用鸡蛋碰石头的精神往211、985硬挤，才是合理的选择。
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恰当的定位可以给孩子。比如学习能力有限，却是心灵手巧，那么扬长避短善加引导，才是正确的投资方向啊。投资行为并不追求虚无缥缈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最佳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对投资对象要有一个理性评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切正确投资行为的前提。
焦虑因素之二：投资回报预期不清晰
焦虑的家长们似乎有明确的目标，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直至211、985、剑桥、哈佛、耶鲁、斯坦福……问题是，一路“重点”是什么层面的投资回报呢？人力投资回报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毋庸讳言，上一所好大学，获得高端职业的机会会更多，升职空间会更大，人脉经营也更方便。有这样的功利性的现实要求无可厚非，甚至更直白些，孩子有出息，父母被啃老的可能性下降，代际财富转移的压力小一点，也是很正当的理由。社会问题耻谈功利是无用的，不谈功利不等于没有功利。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很自然的。
问题在于即便从功利的角度讲，一路“重点”的目标设定也有本末倒置之嫌，身心健康应该放到首位。
没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很可能是“废品”，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很可能是“危险品”，两者缺一，人力投资的失败风险大大增加。只有在身心健康的基础上，智识卓越才能有价值回馈。遗憾的是，“我家孩子……”的主题会上身心健康的关注度始终偏低。
▲“我家孩子……”的主题会上身心健康的关注度始终偏低（图：东方IC）
而且，从投资回报角度讲，身心健康的稳定预期比“一路重点”要高得多。身体健康的标准无非是身体健全、无病少病、精力旺盛，自古皆然。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也清晰可控，营养充分且均衡，再加适当的体育锻炼也就行了。除了事故、重大疾病的不可控风险，大概率可以实现。
而心理层面较为复杂，不过三观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良好的性格还是很容易把握方向，至少比未来的成功标准要可控。
“一路重点”能否实现未来的事业有成、经济丰裕则是高度不可控的。无论是211、985，还是剑桥、哈佛，也只能提供一个职业生涯的起点，后续的风险和发展空间更多地取决于个人际遇的或然因素。
“成功学”真能让人成功吗？好像没有哪一位“成功学大师”成为盖茨、小扎嘛。成功的道路千差万别，失败的因子却在常识范围内：健康不佳、性格乖僻、品德可疑，哪一条都会大概率导向失败。
按照投资的常识，为了获取稳定的预期回报，消除明显的风险项优先于不可控的收益项。希望自家的娃站在“风口”上，不能忘了娃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否则没有健康活泼的体质，难保倒在通向“风口”的半路上。
狂热的投资者不是好的投资者，狂热的背后是高度自恋的思维混乱，很遗憾很多家长往往就是此类典型。他们始终不能意识到，投资行为目的是明确的——让投资对象增值，绝不是享受过程的自我满足。
最严重的症状是攀比，别人家娃读奥数，我家的也必须上。别人家娃弹钢琴，我家的也不能缺。以此类推，永远在奔命，永远没有自己的目标。钱花了大把，精力耗费殆尽，倦容之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孩子，我尽力了……”。
▲图：东方IC
你尽力了，你尽力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乃至一种自我牺牲、伟大奉献、亲情至上的意淫。于孩子有什么收获？他的人力资本增值了吗？幸福指数上升了吗？盲目攀比的问题不是太功利，而是太不功利——压根没有考虑过投资对象的瞎折腾，谈何功利？
家庭教育投资，像一切投资一样，需要冷静理性地权衡得失、分析收益与风险。有明确的回报预期，才有正确的实现途径。
焦虑因素之三：未来的市场风险不可控
家庭教育投资可能是一般人遭遇的最长线投资。即使是从高考算起，“产品”下线推向市场至少四年。如果从小学入学开始计算，还得增加十二年。准确预测二十年后的市场需求？请开启上上帝模式。那么，预测一下四年后的市场形势好像还可以吧？讲真，也很难。
电商打败传统零售业花了多少时间？高潮期不过十年，衍生出快递小哥们开心了，日日夜夜跑单忙，收入不输小白领。可是，能开心多久呢？得看刘强东老总们推无人机的进度了。
富士康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机器人全面接管的无人工厂花了多少年？十年还不到。
人工智能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围棋大师花了多少年？十五年左右。如今正在高歌猛进，开始在金融、交通、物流产业全方位挺进，传统模式还能挺多久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应用井喷式加速的时代，也许高考时家长能帮娃选对一个不错的大学专业，四年以后还能保证没被替代？即使四年后还继续正确，孩子干个三五年正式入行了，谁又能保证“狼”不来？
狼总是要来的，这是下一代必须面对的市场环境，恰恰也是上一代全然陌生的。由此产生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理解之余更需要冷静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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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过度担心科技进步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忧心忡忡的预言家担心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然而，事实是，自近代工农业化以来，技术性失业从来没有引发过灾难性的大规模失业。
技术性失业会造成个体的摩擦性失业，即行业转换或岗位转换时的暂时性失业。这种情况不会成为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因为无论技术升级替代多么迅速，总是会有分散就业的机会窗口。
与此同时，技术升级替代大都衍生出同一产业链或周边产业中新的就业机会。悲观的预言家可能准确地预言了消失的就业岗位，却极少能够预见到新岗位的产生——超前发现市场新需求的难度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范围，否则“预言帝”们都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而不是码字换点击量。
正常的技术升级对人力市场的真正后果是劳动力转移，而非大规模失业。真正产生灾难性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的是经济政策错误累积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或隐藏性失业。前者的典型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后者的代表是欧、日发达经济体当下的青年贫困化。这与家庭教育投资没有直接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没有必要对技术进步对人力市场的冲击过度担忧。从技术升级本身分析，也是如此。本轮技术进步已经且必将持续地提升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效率，降低了劳动力转行、跨界的信息成本。
完全可以预期，新一代劳动者获取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效率将远胜父辈。他们注定将是跨界人才辈出、技术多面的新一代职业人，父母为他们规划教育或职业前景时应该少一点杞人忧天，多一点针对性的准备。211、985的目标未必有错，但是很可能他们将要面对一个学习能力远比学习成果更重要的终身学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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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控不等于悲观紧张，不焦虑不等于不作为，不杞人忧天不等于盲目乐观。应当认识到，未来人力市场的真正风险在于：不合理的、过时的准入资格限制如何及时被淘汰。
职业准入、岗位条件和特定学历挂钩，在我国还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国企和公务员系统，招个城管要大专以上学历，一个普通化验员岗位要硕士学位，高冷奇葩的准入门槛还被强行设定，其中的就业成本是不合理的刚性成本，这才是父辈们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焦点。
总而言之，当下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症是需要理性分析的社会问题，鸡汤体、唱高调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此类套路是回避了人力投资的现实问题，代之以“有爱就好”、“与孩子平等做朋友”的清谈扯淡，其实是回避问题、逃避责任。
父母改做朋友，当然轻松愉快，可是谁来尽父母的职责呢？批判家庭教育观念功利化的清流们，难道打算把自家娃引导成梵高之类的另类大神？
唯有正视家庭教育的投资性质，引导正确的投资思维和方式，才是教育焦虑症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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