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平 | 探究的自由，正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一部好的译作问世，往往是作者、译者、编者三方苦其心力的结果。

从编辑这一面看，他首先要慧眼识珠，从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挑选出对本国有参考价值的精品；其次还要寻找合适的译者，对翻译质量把关；另外还要作为作者、译者、版权代理公司之间的桥梁，处理繁杂的联系事宜与行政性工作；最后还要校对译稿，在排版编辑方面做最后定夺。

而对译者来说，他们首先要有学养基础；其次要有认真严谨的态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要对原著怀抱热情。如果不是出于喜欢、出于热情，千字几十元的收益足以打消大多数译者的工作欲望。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原著须是凝聚其心血的代表性作品，翻译出来对别国的学术界抑或普通大众具有学术或娱乐价值。《大学之道》正是对当下中国极具参考价值的严肃之作。本书作者乔纳森·R·科尔是历史学出身，后又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与其导师罗伯特·K·默顿、哈里特·朱克曼（默顿的妻子）、其兄长斯蒂芬·科尔同为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开创者。从1989年到2003年，科尔教授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首席学术官（教务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达14年之久，为哥大250年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教务长。卸任教务长后，科尔教授为哥大14位校级教授之一（李政道先生退休前即为哥大校级教授），亦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过专家咨询。

《大学之道》正是科尔教授一生研究与工作经历之集中反映。正如书名中的三个副标题所对应的，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它们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它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美国有9所名校（其中7所是常青藤盟校）的创建日期比美国建国还早，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成为世界艳羡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其实相当晚近。在南北战争前的1861年，美国共有182所学院，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说法，这些学院有的恐怕连被称为中学也不够格。虽然有一些学院扩展了其通识教育，大多数还是把培养牧师作为其主要职能。这些学校培养的都是社会上流阶层人士，社会等级和阶级的重要性在录取时远远超过才能。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在南北战争后，随着一批在德国留学或游历的美国学者担任了学界领导人，学习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传统，并结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导向，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就是由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担任首任校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知识分子爱德华·希尔斯称霍普金斯的创立“也许是西半球学术史上唯一的最具决定性的事件”）。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开门办学，正是美国建国百年之后。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吉尔曼对美国大学的理念带来了一场革命。为了克隆德国大学制度的重要特征，他招募了一支精干而杰出的教师队伍，并给了他们极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到1884年，霍普金斯已有超过五十名教授，几乎全部曾就读于德国的大学（13人从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霍普金斯很快就被誉为“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在那里，研究生和教师形成了一个学者社区，共同参加讲座和研讨会，并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吉尔曼于1901年退休，1902年冬霍普金斯组织了一场盛大聚会，庆祝吉尔曼取得的成就。也许代表校友发言的1886届博士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霍普金斯的早期毕业生还包括哲学家杜威、现代遗传学之父摩尔根等人）最好概括了吉尔曼的功绩。当时还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但很快将成为其校长的威尔逊以最为华美的语言赞美吉尔曼，并直接向其致辞：

在霍普金斯之后，由洛克菲勒投资创办的芝加哥大学、由吉尔曼的耶鲁同学安德鲁·迪克森·怀特担任首任校长的康奈尔大学也都强调研究。哥大由于其本科生校友在捍卫现状时没有像其他常青藤盟校的校友那么坚决，没有对变革的极力抵制，其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相对较为容易。而哈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在考量德国高教系统时最初曾表示，它对哈佛新生的适合程度就像“农庄适合鲸鱼”。只是当霍普金斯证明研究生层次的研究可以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并在霍普金斯挖走四名哈佛教授）之后，艾略特才接受了不同于哈佛重视本科生教育传统的新模式。到19世界末20世纪初，哈佛、哥大、密歇根、威斯康星和耶鲁都已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开始形成。

随着一战、特别是二战的胜利，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开始成为世界最强。如果要说历史上有一个时刻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决定性的转折点，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掌权的1933年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亦于此时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希特勒的上台几乎立即引发了学术移民潮，无数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逃离法西斯主义肆虐的欧洲，而美国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给予其大学教职、研究基金以及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德国的伟大教育机构开始经历快速转型，在几十年里变成二流之地，而美国大学则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收益。从1933年到1941年，光物理学家就有多达100多人移居美国。这相当于1933年之前德国物理学界人数的大约25％，理论物理学家的大约一半。

物理学不是从德国教育系统的撕裂中受益的唯一领域。另一个这样的领域是遗传学。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家唐纳德·弗莱明所说：“20世纪30年代欧洲犹太人的流散带来的最显著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难民物理学家对生物学革命所给予的深刻激励，这一革命由沃森和克里克的DNA模型揭幕。”另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学科也是这一学术移民洪流的受益者。

美国的科学研究在二战期间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且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二战即将结束时，二战期间美国国防研究的总设计师、说服罗斯福总统组建了“国防研究委员会”以协调国防方面的科学研究并亲自担任这一委员会主席的范内瓦·布什（布什从1932年到1938年身兼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和工学院院长，后来又成为卡内基研究院的院长），起草了名为《科学——无止境的疆界》的文件，为战后美国的科学研究制定了蓝图，也使研究型大学受益无穷。哈佛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认为布什在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就是革命性的：“这一革命的基本点是1940年发生的研究从政府所属实验室向私人企业的转变以及通过合同机制使用联邦资金支持大学和研究院所工作”。布什坚信美国的大学应是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地方，而联邦政府应资助这一研究。基础研究应该主要在美国的大学进行，他写道，因为它们提供了“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同时对产生直接和有形成果压力最小的环境。”和工业界与政府不同，学院、大学和研究院所“将其大部分研究精力投入到扩大知识疆界”。

由于范内瓦·布什明智的政策，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继续蓬勃发展，而随着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美国更受到极大的刺激，对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了巨额投资，1957年之后的十年也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范内瓦·布什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任期从1955年到1965年）、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埃蒙斯·特曼抓住美国发展大科学的机遇，与校长华莱士·斯德林一起将斯坦福从一所较好的美国西部大学转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与此同时，先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1951-1958）和加州大学总校校长（1958-1964）的克拉克·科尔则发展并成功实施了“多元巨型大学”的理念，不但急剧扩大了加州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使他建立的高教体系在其被解雇时包括了至少一所世界级大学，同时也正在孕育出其他的世界级大学。

同样从这一时期开始，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陡然增大，造成了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出现，为1964年开始的抗议校园里限制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提供了背景。随着越战升级，学生对他们可能被征入伍参与其激烈反对的战争做出了反抗，抗议活动也变得更加猛烈（学生的校园抗议运动给哥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才慢慢弥合）。但是，美国大学已经进入了了创新轨道，为人类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发现和发明（详见本书第二部分，亦参见科尔教授为本书专门建立的列举美国大学做出的重要发现的网站：http://university-discoveries.com）。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诚然，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高等教育界领导者的远见与努力、大学间的竞争都有贡献，但最重要的还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科尔教授列出了美国最杰出的研究型大学里拥有的相同的12条核心价值观：1. 普遍主义（认为新的真理性主张和事实断言要使用确立的客观标准、而不是根据宣称做出分析的人的个人或社会属性来评价）；2.有组织的怀疑主义；3. 创造新知识；4.思想的自由公开传播；5.无私利性；6.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7.国际共同体（研究型大学是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8.同行评议制度；9.为“共同”利益工作；10.权威治校；11.学术传承；12.学术共同体的活力。

科尔教授亦认为，有13项指标可以衡量伟大的研究型大学：1、教师的研究产出；2、研究的质量和影响；3、基金与合同经费；4、荣誉性奖励；5、获得高质量的学生；6、教学卓越；7、硬件设施和先进的信息技术；8、大型捐赠基金和丰富的资源；9、大的学术系科；10、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11、地缘因素；12、对公共利益的贡献；13、卓越的领导。

比较以上两份清单，可以发现“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都在其中，说明了学术自由对美国大学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学术自由（以及相伴而来的大学自治），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学校长才能施展开拳脚，打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有了大学自治，各个大学才能在竞争的驱使下不断走向卓越；有了学术自由，教师才能出于兴趣进行研究，而同行评价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当然，思想的自由表达一直居于美国价值观的核心，但学术自由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科尔教授引用了哈佛大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路易斯·梅南德、耶鲁大学宪法教授罗伯特·波斯特等人的观点，论证了学术自由是大学和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建立起的关键性契约。美国社会赋予了美国大学实质性自治的伟大礼物，而美国大学也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正如梅南德所言，“学术自由是大学这一整个事业获得合法性的关键理念”，学术自由正是在大学里建立控制和权威的机制。如果大学教授不能在学校治理上获得关键的权威，那么政治权力就会制定治理规则，权力就有可能被来自大学外的由政府自我任命的“专家”所填充。

梅南德说：“如果把学术自由看成仅仅是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享有特权的教授的保护层，那我们就在误解这些价值观在伟大大学的功能。”科尔教授说，“学术自由的目标，是营造使好奇心蓬勃发展的环境。”“伟大的大学旨在使人不安。它们挑战正统和教条以及社会价值观和公共政策。在创造对既有机制怀疑和不满方面，它们是最有效的手段。卓越的大学必须愿意接受而不是压制最激进的思想。”

但是，科尔又说：

实际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史。在研究型大学的形成阶段，大学校长和董事会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对教授们的劳动权利几乎没有保护。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E•A•罗斯因为谈论铁路垄断（斯坦福大学的捐赠者利兰•斯坦福就是靠铁路发财的）而被解雇（还有几人因为支持罗斯而被解雇或者辞职，其中包括辞职抗议的当时斯坦福唯一的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他后来和杜威在1915年一起创建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哥大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因尖锐批评权力过分集中于大学校长和董事会而成为校长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的眼中钉，1917年8月当他使用哥大的信纸给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请求他们支持反对违背个人意愿把新兵送往欧洲战场的措施时，巴特勒解雇了他。这导致约翰•杜威从代表教员利益的九人教师委员会辞职，而著名美国史学者、《美国宪法之经济解释》的作者查尔斯•比尔德则从哥大辞职。

一战期间，美国通过了《间谍法案》和《煽动叛乱法案》，使说出“任何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或国旗的不忠、亵渎、下流或辱骂的语言”都构成犯罪，共有超过1,000人因这些法律被定罪，而美国大学校园几乎不宽容异议。但扩大对言论和抗议的保护范围的最初步骤，居然出现在这一不宽容的时期，因最高法院的判例而得到加强（这种思维上的演进是由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在《申克诉美国案》、《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的意见，以及后来他对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在《基特洛诉纽约州案》的异议启动的）。

二战之后、冷战初期的“红色恐怖”则更为人所知，影响也极其深远。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被纷纷解雇，教师被要求进行忠诚宣誓。这一时期的知名事件是对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的调查和骚扰。而被詹姆斯•D•沃森在《双螺旋结构》中描述为“最伟大的化学家”的莱纳斯•鲍林的遭遇则不太为人所知。在发现DNA结构的竞争处于最激烈的时候（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在英国作出了这一发现），麦卡锡主义也正处在高峰期，教授在美国受到的政治攻击也达到顶峰，鲍林不得不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那些处心积虑想将他从加州理工清除出去的人进行斗争。

他说：“麦卡锡时期来了，许多其他也是科学家、也在从事同样研究的人放弃了。”鲍林承认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撤回资助，美国国务院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达两年之久，因而阻止了他参加在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的专门研讨其研究的一个会议。而且形势很快变得明朗，他将不得不离开加州理工。

但是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维护学术自由的英雄人物，其代表就是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和校监的罗伯特•M•赫钦斯。“赫钦斯毫不畏惧地捍卫这一理念：大学的工作就是判断互相竞争并常常冲突的思想。这种判断只有在一个开放、自由、宽容和不担心政治报复的环境中才会发生。”1949年，赫钦斯做了反对伊利诺伊州《布罗伊尔斯法案》（以伊利诺伊州调查颠覆活动委员会主席保罗•布罗伊尔斯的名字命名）立法的证词，大胆地为宽容辩护。在赫钦斯和其他几位教育工作者作证后，《布罗伊尔斯法案》在立法会没能通过，从而使伊利诺伊州成为在就业时免于政治立场测试的少数例外。

乔纳森·科尔本人则是美国当下学术自由最为坚定的捍卫者。他帮助起草了2007年10月由“捍卫大学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明了近年来对大学的攻击活动所带来的后果。科尔认为，911后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比麦卡锡时代更加微妙、更加广泛，从机构层面来看，布什执政时期对大学的一系列攻击，对大学机构的危害甚至高于麦卡锡时期。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科尔对布什政府在911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公民自由、学术自由的侵犯做了不遗余力的揭露与批评，对政治干预科学与学术（比如在胚胎干细胞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生殖健康和其他健康问题、同行评议制度、大学课程内容等方面的立场与所作所为）以及更深层次的反智主义表示了担忧与不满。虽然小布什政府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影响还远未消除。

科尔认为美国大学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内部。虽然欧洲、亚洲的一些高等教育系统似乎日益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竞争对手，但它们限于各自存在的问题，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事实上，科尔并不担心、而是欢迎在科学与教育领域的竞争。他说：

科尔教授认为中国和欧洲一样，也已具备了能够成就高等教育和伟大发现的诸多条件，而中国与欧洲相比又具有一种使命感。但是，他对中国是否真正认识到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仍有疑虑，他认为如果希望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具有创造性，就得给予这些人极大的自治和自由。

下面，我要对翻译过程中对我提供了各种帮助的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科尔教授的学生曹聪先生。我能够翻译科尔教授的这本著作，起因就是我看到他在《财新网》上的博客对本书的介绍（博文在财经网、财新网、科学网可见），可以说“这一切发端于曹先生的一篇博文”。而曹先生的博文，又是受到科学网著名博客，科学家王鸿飞先生的一篇博文的将军后才写的，王先生称此书为“总理必读”。我通过曹先生，最终联系上了出版社负责此书的编辑陈旻先生。值得说明的是，出版社和作者对这本书的翻译非常重视，我是经历了双方的译者资格审查、译文质量审核（前言、导言、第一章分别得到美方两位专家的审读，其中一位就是曹聪先生）后，才最终得到翻译任务的。审读专家的意见已被吸取，在此也对另一位我不知其名的美国专家表示感谢。

本书在试译时，得到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家、原英语系副主任张强先生的指点。张老师在对译文总体表示认可的同时，对试译逐句逐字审读修改，令译者深受感动。试译的中文稿之后还得到致力于探源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张远山先生的审读与润色。他们的工作为本书的译文定下了基调，在此深表感谢！

儿时同窗冯天翔，初中毕业后与我各奔东西，机缘巧合，十多年后又相遇于上海。此君就学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一直供职于军政部门，虽行伍出身，但本质上还是一书生，爱读书、善思考、好笔墨，对社会问题有自己一定的见解。我知道其上大学时就写过电视剧本，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文字功底扎实，于是邀其为本译稿助力。他历时数月，在工作之余不辞劳苦通读了全书，对中文进行了修改与润色，为保证中文的通畅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第二部分有篇幅很长的两章，一章是讲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另一章聚焦于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发现，里面充满了术语。我硕士研究生时的同屋、2007年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的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系解文军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前一章，对很多地方做了修订。通读了后一章的有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研究生舒敏、上海大学生命学院博士研究生陶杰，后者是我教的英语班上的学生，他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很多修改。在此，对他们三位表示深深的感谢。

经过以上程序的译文，最后又寄给曹聪先生进行最终审读，他对终稿的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修改我大部分接受了，当然，我对译文质量负全部的责任（本书第6、7、8、9、12、13章由郝文磊翻译，其余部分由冯国平翻译，冯国平统稿）。

我的导师李其龙先生是德国教育及德国研究的专家，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向中国介绍联邦德国的专著作者。我在翻译时，碰到了由德国逃难到美国的生物学家萨洛梅·韦许（Salome Waelsch）的名字，通过Google也没有查到Waelsch的恰当翻译，最后是李老师帮我确定的译名。

同样地，我要感谢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为本书作序，他是我最敬佩的教育学者，是我心中中国教育的“良心”。

最后，我得感谢互联网、感谢伟大的Google，尤其要感谢Google搜索、Google译者工具包，这些工具使专有名词、学科术语的翻译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也基本消除了翻译时因为走神可能产生的疏漏。可以说，如果没有Google，要确保翻译这样的学术著作没有硬伤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译作一旦问世，就要面临读者的评判了。实际上，作者和译者都期待看到作品的社会反响和读者的反馈。科尔教授十分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在专为本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列出了他认为中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应该考虑的12个问题；他目前又在撰写另一本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专著，尤其希望得到他的著作在中国的反应，有兴趣的读者可与科尔教授直接交流（他在哥大的主页上有联系方式）。对本书有任何斧正、批评和建议，也请与我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