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在人家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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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三角洲曾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孕育出一望无际的棉田、旷郁的蓝调音乐，也充斥着种族歧视以及黑人的血泪。但在20世纪，他们中还有一个鲜被提及的群体：华裔美国人。
他们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间求生存，上百年来，深深扎根于这片遥远的南方农村腹地。
这里曾是美国南部最有名的棉花种植园区，随处可见一个个巨型的棉花包安静地躺在地上，强烈的光线快要让人眩目。
25岁的泰勒·庞靠在棉花包上，他在州农业部工作，生活在约有1500人口的城市马克斯，是那里仅剩的几个华人居民之一。
近几十年，工业机械化和经济衰退使密西西比三角洲陷入困境，就业机会匮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据粗略统计，生活在三角洲的华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千名已经减少到500名左右。
泰勒·庞家有一个农场，他和父亲一起经营，种植棉花。“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农民，我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但你要说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我也能理解。”泰勒·庞认为，这里确实没什么机会，仍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人不是农民，就是教师或从事医疗。
泰勒·庞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血统有很强的联系，他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亚洲身体里的白人”。
图为一名黑人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过格林维尔的街道
中国移民第一次来到三角洲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他们在种植园劳作。但很快，华人便离开了种植园，开始自己创业经营杂货店，并且靠薄利多销和热情服务赢得了黑人社区的欢迎。
在三角洲地区，四万多的人口规模，华人开的杂货店就多达50余家。
图为雷蒙德·黄在家里，他如今任教于三角洲州立大学。
雷蒙德·黄就是在杂货店里长大的。他的父亲15岁时从广东移民过来，到这里后跟其他华人一样开始经营杂货店。“我认识的每个（华）人，都是在杂货店长大的。
图为雷蒙德·黄在一家关门的杂货店前。
在成长过程中，雷蒙德·黄时常会听到种族性辱骂，但他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最严重的种族歧视。
那时，他的父亲看中一幢位于白人社区的房子，并决定购买。但社区的白人居民明确地宣称：不让中国人住这里。当他们准备迁入时，居民们开始往车道上扔瓶子，到处都是玻璃碎片。
“我父母决定不搬家了，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受伤。”黄家最后在自家杂货店后建了一所住屋，一家六口就挤在这几间房里生活。
随着时代变迁，连锁超市逐渐成为新的商品采购选择，很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都渐渐关闭，雷蒙德·黄家的杂货店也转让给了别的华人继续经营。
图为杰罗姆·苏展示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木雕和雕塑的照片。
杰罗姆·苏的MIN SANG杂货店是格林维尔城里为数不多还在继续营业的杂货店之一。这家店已经经营了60多年，早些年生意特别好，现在生意越来越淡。
杰罗姆·苏的杂货店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因此他很受尊重，当地人都称他为“中国黑人”。杰罗姆·苏曾经遭遇过抢劫，事后有顾客进来帮忙查看伤情，并给予他很多支持来寻找强盗。
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莱恩·关（右）与肖恩·关兄弟俩的父母也靠开杂货店赚钱。他们的父母是70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这个社区有许多人保留了他们家族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他们与家人朋友常有的聚会中，也往往有中国菜。
莱恩·关是德尔塔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歧视。“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为了交朋友，我不得不去迎合别人，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
莱恩想要重新找回丢失的那部分“中国遗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为他的中国血统辩护，并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他的中国身份。
莱恩很希望家人能搬离三角洲，“中国人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反击。我的祖父就死于一次抢劫，他在交出钱后还是被枪毙了。”虽然莱恩对其他城市更感兴趣，但他毕业后还是想留在家乡，他觉得与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肖恩是一名机械师，他很享受南方缓慢的生活节奏，也很欣赏密西西比的枪支文化，“我们可以公开携带枪支，而且允许隐藏携带。”这对肖恩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武装起来保护家人。
肖恩并不喜欢提及他的中国血统，“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很优秀，总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哦，他能做到，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更希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血统。”
正午，格林维尔的一幢幢房屋在烈日的照射下泛着梦幻的色彩。三角洲的地形平坦开阔, 到处都是这样的独栋建筑。
弗里达·管坐在家中院落的木椅子上，操着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头发花白，眼睛常眯成月牙。她是一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丈夫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奥利弗布朗奇。
弗里达·管的两个儿子分别住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没有未来”。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周瑞林和周春莉在家里后院的一辆破车前合影。夫妻俩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出生长大。退休后，他们选择回到家乡生活。
周瑞林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担任月球任务的太空工程师。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都是工作时获得的各项奖章和荣誉。
和许多华人一样，周瑞林和周春莉从小也是在父母开的杂货店里长大。“当你个子高到可以看到柜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会坐进购物车里，另外的孩子当司机，然后把购物车推到房子外面去玩；或者扮演交通警察，拿出黄色、绿色、红色的果汁软糖作为信号灯。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很有趣。”
周瑞林和周春莉都是基督教徒，在教会里非常活跃。上世纪40-50年代，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时，教会为他们提供过很多帮助，比如开设英语课。
渐渐的，教会生活就成了华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会去教堂做礼拜，或者一起打麻将。
图为密西西比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进行橄榄球训练。在美国南部，橄榄球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周瑞林夫妇很喜欢南方的生活，感觉非常自在。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也住在附近，闲暇时大家会一起聚会。
艺术家史蒂夫·易12岁时移民到美国。
“我1952年来到这里，当时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能呆在教室里画画。球队的大个子同学都不喜欢我，他们会往我的背上吐口水。
但是等到我完成学业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因为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学金。”史蒂夫·易擅长水彩画，曾赢得过几十场绘画比赛，绘画作品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画廊中展出。
图为拉克·荣站在他的红色跑车前。他戴着一顶橄榄球帽，以示对密西西比大学橄榄球队的支持。
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对华人具有种族偏见的几十年历史里，有三位华人冲破藩篱成为城镇的市长，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拉克·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斯勒吉的第一位中国市长。他之所以竞选市长，是因为这是解决他住的地方附近道路损坏的唯一办法，他想获得资金来修路。
拉克·荣是一个非常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会积极融入社区，主动和白人打交道，遭遇歧视时，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
一百年间，华人在种族隔离的大环境下相依为命求生存，形成了紧密的社区关系。而在大城市，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华裔很多，社区数量密集，纽带却没这么明显。
如今，当地的华裔群体已经步入老龄化，大部分高中生毕业后便定居别处。这是三角洲华人长久以来的写照：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到大学读书，然后看着他们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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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的身份认同：到哪都遭遇歧视
23岁的美籍华裔郑凯成（Victor Zheng）出生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从小吃着美国菜、说着美式英语、受着美国文化熏陶而长大。
黑头发、黄皮肤的他，父辈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这让他对中华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他这辈子受过的最意想不到的白眼和“歧视”，竟然是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来自那群和他拥有相同血脉的人们。
2016年底，郑凯成和美国朋友Dylan组建了乐队“一堆老外”（Dylan and Vic），翻唱中国流行歌曲，其中用英文翻唱的《难忘今宵》在微博上获得了将近400万的播放量，大受欢迎。
郑凯成（左）和朋友Dylan组建的乐队
他们卓越的才华和迅速积累的名气也引起了国内一家大型音乐公司的注意，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郑凯成却突然表示，他们被“淘汰”了，理由是“我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虽然这个理由让郑凯成感到惊讶，但对方公司的解释，却让他隐隐感觉到了背后的问题：
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观众会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能够说流利英文的年轻人；又或者我是一个能说流利中文的纯正“外国人”，亦会有相当大的市场。而“不伦不类”的郑凯成，夹在这两者之间，反而容易激起一些本土中国人的敌对情绪。
事实上，自从郑凯成进驻中国一些自媒体平台以来，“卖国贼”、“洋走狗”这样的留言谩骂就时有出现，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自己明明是个华裔美国人，英语是他的母语，同时他也喜爱中国文化，希望留在中国发展。但他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美国身份，伪装成一个“纯种”中国人，就像他无法否认自己体内的中华血脉一样。
郑凯成的经历并非个例，澳大利亚华裔黄淑琳在中国寻找一份“面向外国人招聘”的英文教学工作时，就因自己的华人面孔而屡屡碰壁。
经过了三十几个面试，在北京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黄淑琳感到愤愤不平却不得不放弃。
面试官委婉地拒绝她，说他们更愿意招聘长着“非华人”面孔的英文外教。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司机师傅还对着她大呼小叫：“你不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吗？你的中文太差了！”
黄淑琳有着自己的困惑：“我是一个中国人吗?”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13年发布的数据，美国共有1944万亚裔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6%，其中华人数量为452万，是亚裔群体中的“主流”。
在这四百多万华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完全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二代移民。
他们虽然拥有中国血脉，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们不仅在美国会被白人主流社会歧视，更为尴尬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长大后回国寻根，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化的“故乡”，期待被理解、被认可，期待思想的碰撞。然而，来自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却是他们未曾料想的。
如果说中国人对华裔族群的歧视和憎恶确实存在，那么这可能会出于怎样的原因？知乎上一个相关的热议问题似乎能给我们一些线索。
网友们的回答纷纷指向了一个方向——“明明是他们先瞧不起我们”。
在网友们的描绘中，ABC们是一群急着和中国人划清界限的人，他们努力地想洗刷掉自己身上的“中国”印记，彰显自身的“高贵”，以求更好地被美国社会接纳和认可。
一个网友说，自己就碰到过一个拒绝承认会说中文的华裔，在和中国室友因为琐事争吵的时候，终于忍无可忍用流利的中文对骂了起来。
诚然，某些华裔或是急于和“低素质”中国人划清界限，或是想摆脱美国人对自己亚洲身份的歧视和刻板印象，或是想证明自己可以是个“真正的美国人”，因而拒绝接纳自身的中华印记。
这种“逃避”和“否认”让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我们感到受伤。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无法说出流利的中文，我们的愤怒情绪也会被无限挑起和放大，这反而殃及了无数渴望亲近中国、拥抱中国的二代华裔。
2014年，杜克大学的学生采访了40位亚裔美国人，并附上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想对误解他们的人说的一句话。这些图片让人震撼，虽然这一开始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美国人歧视亚裔族群现象的重视，但放在如今的中国语境下，同样也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他们是这么说的——

“失去了我本来的语言让我很难过。”
“我有时候会想家，

但又不知道我想的那个家在哪里。”
“因为我的家庭不够‘白’，

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感到很羞愧。”
“因为语言问题不能跟在中国的亲戚交流，

这让我很难过。”
“因为种族歧视，走到哪儿都有人恨我。”
交流、对话、求同存异…… 在纪录片《我们的偏见：关于华裔与中国人》最后，受访者们给出的关键词似乎印证了某种互相融合的可能性。
其实，面对那些对中国抱有善意的华裔，我们不该让盲目的偏见和愤恨遮蔽住眼睛。面对和我们“有点像又有点不像”的他们，一颗开放而包容的心，才是跨越隔阂与鸿沟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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