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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几条深层次主线，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何美国政界终于宣示中国已成其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
本专栏上一篇回顾了从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分析圈和决策层如何在多个潜在的威胁性对手里判别中国居何位置。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过几次巨变，美国的国际环境也有戏剧性的翻转，立场持平居中的观察家仍然能够在纷乱迷眼的世事人事变幻的背后，梳理出几条深层的主干线。凭借这些，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什么美国政界包括军方到了目前阶段，终于不加遮掩地反复宣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参阅美国陆军部长2018年4月5日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战略规划演说：“Army Secretary Outlines Vision for Success in Future Conflicts”，美国政府www.defense.gov网站视频）。
第一个尺度分量最重
在笔者的研习视野里，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该国潜在威胁者所使用的第一个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权制”里，意识形态是属于右翼的——如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属于左翼的——如当年的苏联阵营？就这几组变体而言，后一类的更容易被美国（及其铁杆盟友）精英层视为主要威胁，因为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而美国精英层深知自家的政体是天天吵架处处扯皮，既难于保密，更难于突然出台厉害的措施，跟全权制对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几拍，猛然被击吃大亏的几率太高。
第二个尺度是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
就美国判别潜在对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种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这与美国本土的变迁大体上是一致的。美国精英层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时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风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经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
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这些构成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各部分的相对价值或重要性会有显著的浮动和升降。比如自然资源，以前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现在则变成淡水。1999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新世纪全球安全报告里，给予淡水资源以非常显要的位置，把它视为国家或区域的生存、发展、内部动乱、外部战争的一个大主变量。而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里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但影响到本国的生产和生活前景，而且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纠纷。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过去是交通和贸易的要害部位或者无足轻重的部位，而随着生态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就会变成相反的状况。气候变化将使冻土地带和冰封水域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是鲜活的实例。
第四个尺度是发展的速度和素质
上文第三个尺度里的要素，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潜力，发展的速度和素质则是把综合潜力转化成综合实力的动态过程。它受到战略分析界的高度重视不言自明——越是发展得快、技术密度越是高强的经济体/国家，越是易于摇撼既有的全球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
在日本战后崛起的1960年代，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联手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 Reischaue），在哈佛大学讲授东亚现代化。为了对忽视“小日本”的美国人提醒来自日本的挑战，赖世和首先展示一副常规世界地图，日本在上面显得真小。然后他展示GDP总量分布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加拿大还大。最后他展示根据GDP增长速度绘制的动态图，若干年后日本将比苏联还大，直追美国。果然，日本不久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赖的教课惊醒了几代美国人，令他们重视日本重商主义模式对美国的冲击。这副动态图十几年后由费正清的大弟子马若德续之，他在1980年初告诫西方世界：假如中国采纳日本模式的一些要素，配以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倍的人口和领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将比日本的要强劲许许多多（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经济学人》, 1980年2月）。而这正是当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定位。
第五个尺度是行事或操作的方式
如果对方以“润物细无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挑战，美国精英层不至于立刻摩拳擦掌纵马回枪，作为既有的霸主方，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麻烦事需操心用力。若对方的手法突变，或是在舆论战线正面叫板，或是在全球多地处处出击，或是在关键领域猛然显威，或是在要害部位生猛挥拳，美国精英层就一定会认真反省、重整布局、运力反击。
判别结论基于多重比较
一旦理清了以上五个尺度，我们对“为什么美国为主的外部世界着手反击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不会太过惊奇或做出情绪爆表式的反应。用这五个尺度稍加检视，在1990年代初以降的全球范围内，那些早先被美国列为具有挑战趋势的众多对手里，有几个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组织（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能够全方位被美国判别为首要威胁？最大的两个恐怖网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是自称，其实是个组织，并未成功建国）大体符合上述尺度的第一、二、五条，但不符合第三、四条，因为它们的综合实力不足以对美国发动持续有效的挑战。被小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轴心”的三国，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接近于符合第一、二、五条，不甚符合第三、四条，却遭到“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指控，被摧毁了。伊朗的情形近似于伊拉克，还没被美国全力打击，只是受压重重。朝鲜完全符合第一、二、五条，也是在第三、四条上欠缺一大截，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政权，对之动武的威胁始终高悬。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安全分析表上的三个大国。日本的重商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关键的是它不符合第一条，它是美国的盟邦，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没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不会把它的经济技术实力转化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否则美国一定会对它狠下重手（Andrew Browne: “Battle Stations: U.S. and China Prepare for Trade Clash of the Titans”,《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16日）。俄罗斯符合第一、三、五条，但不符合第二、四条，特别是它的经济技术升级，一直是空中楼阁，还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依赖原料和能源出口，缺乏新科技经济增长点。其潜力巨大，实力不完整，军力可惧，所以被美国列为两个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一圈看下来，只有中国基本上符合所有的五条，美国FBI主任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Michal Kranz,”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2018年2月13日）。
这是美国精英层的判别思路，我们即使不同意，也须冷静琢磨，不可简单斥之为“无中生有，不值一驳”。下文再讨论外部世界眼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究竟“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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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余火冒烟
估计有些读者马上就会说：这个趋势咋看起来好像并没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嘛！然而，笔者可不是这么看待的，因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外部世界最近期间对中国的多种反击，具体实例层出不穷：既有聚焦在中国官方赞助的海外宣传、教育和文化项目或所谓“软实力”投射领域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产权结构不甚清晰的公司从事的高科技（尤其是双用技术即民用和军用皆可）转让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资本收购兼并所在国制造业厂家和金融机构的，也有检讨亲中的华裔人士金援所在国政界选举和影响外交政策走向游说活动的，还有追究中国留学生正规社团在留学地区接受中国驻外使馆财源、组织“干涉和操控性”活动的，甚至还有质疑中国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诚程度的。至于对来自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有重点地进行反倾销惩罚、以单一国家军队或协调多国武力进行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逻和演习，更是被国际媒体高调张扬。
本文标题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为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通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本分、平和、谦虚”的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这类事例近来发生得过于频繁，因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中国官方发言人及媒体的公开解释和应对，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铿锵短语：冷战思维、反华阴谋、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贼喊捉贼、恶人告状、螳臂当车、不值一驳，等等。我们必须越过这些套话和成语，冷静客观地透视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用当年这个领域最震撼公众的畅销书之一的作者的话说，“现在，无论本土厂商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因为日本的做法太厉害（帕特?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译版第1页）。
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译版，上册第44页。）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不仅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出武装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和财金援助，必要时甚至派遣大军开进别国领土扶持红色政权（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可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本国周边增强军事实力，对外进行大外宣“软实力”投射，但是远远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作军事对抗，更没有输出武器金钱支持别国革命组织搞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简言之，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有鉴于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两大参照框架的关键词之前加上一个前缀“新”（Neo/New）——“新重商主义”、“新冷战”。奥妙就在这个“新”里面：新要素是哪些？从何而来？有何特别功能？对互动的对方提出何种新的挑战？会把当今世界引入何种新的困境？这些要害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我们将在续篇里再作检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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