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基本可以达到遏制中国相关行业发展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行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封锁技术转让,将对中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邵宇 陈达飞/文
由财政部长努姆钦领衔的7人谈判小组已返回华盛顿,为期两天的谈判未达成实质性的一致意见。但从特朗普对制裁中兴通讯的最新表态,中美谈判似乎有种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感觉。制裁中兴是“301调查”的一步棋,其目标主要在于遏制“中国制造2025”,手段是重塑技术转让现状,限制中国政府或企业以所谓“不正当手段”获得美国核心技术。
特朗普貌似出招混乱,但背后逻辑缜密,通过减税吸收跨国资本回流美国,压制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些资本中富含技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压制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购买美国高科技企业和技术,配合301调查阻断先进技术扩散,剑指中国制造2025,制裁中兴通讯直接打断中国制造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谋划移民政策修订减少中国科技类留学生的签证数量,以降低他人的学习模仿能力。
实际上,中兴通讯就是全球化的缩影。因为它反映的是通讯设备全球产业链之间的相互依赖。制造型跨国公司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化,金融跨国公司推动了资金的全球化。这正是理解全球化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也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时至今日,全球化不可逆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但它可以变向。而决定其方向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贸易摩擦如何演绎,取决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如何参与。
考虑到技术转让问题是中美本轮摩擦的核心,也是美代表团来华磋商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该问题的背景、具体影响以及其对全球化的启示等三个维度展开。
背景

国内方面。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以此为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文件指出,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文件还制定了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为基本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业大国梦的基本路线。从“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可以看出,技术仍然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和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才能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变,才能实现“弯道超车”。2017年,十九大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从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转变,增长动能由要素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转移,这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涵,也将“中国制造2025”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美国要对准“中国制造2025”?这是因为它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内内容。如果中国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一超多强”的原有国际秩序就会发生调整。
为什么在此轮谈判中,中国明确表示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战略?一方面是因为此乃“兵家必争之地”,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原有动能衰竭的困境。
过去40年,因为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未来,同样是因为人口的因素,人口红利的消退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一方面,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来看,中国在2010年达到了历史高点,这就宣告了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优势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数量跟不上,那可以在质量上下功夫,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但实证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有瓶颈的,持续性不好。
根据蔡昉(2018)的研究,在过去的人口红利时期,特别是2010年以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这种资源再分配效应带来的。1978-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7倍,其中有56%是三大产业内部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剩下的44%,则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库兹涅茨过程”)带来的。但是,农村16-19岁人口占比已在2014年达到顶峰,城市劳动力的后备军团正在缩小。同时,农业劳动力占比也从开放初期的7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8%,劳动力的在产业间的转移速度也将明显放缓。根据蔡昉教授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4%,下降到了2016年的0.3%。可见,技术创新,而非要素的简单重组,将是中国提高生产力的必要选择。
国外方面。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已有文章从政治、经济和历史等方面均有诸多表述,所以本文不再赘述。中美贸易摩擦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具体可以体现在GDP总量、贸易总额、外汇储备、金融市场和技术进步等方面。为此,市场习惯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刻画当前中美争端,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甚至有观点认为中美将爆发“第二次冷战”。更有可能的是这次源自于权力、体制和文明的三重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认为,就中美经贸谈判而言,技术仍然是长期关切的问题。为此,下一节基于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Global Dynamic CGE Model),对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起的“301调查”进行模拟,考察其对中美核心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影响:美国行业调整,中国全面受挫

在耶鲁大学Hertel和Tsigas(1997)开发的全球静态CGE模型(GTAP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与英飞咨询(ISM)肖敬亮研究小组进一步开发了动态模型,用以分析国际贸易对各经济体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削减关税、贸易协定和补贴政策的影响。
美国“技术制裁”的重点行业,涵盖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重大突破的技术,如载人航天技术、卫星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高铁技术等等,还延伸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重点行业,如高端装备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为此,我们从57个产业门类中选取关联度最高的10个行业——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进行技术冲击,考察其对中美两国不同行业增加值、价格水平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具体来说,假设美国的“技术制裁”会导致这10个重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下降5%。
图1与图2为冲击发生后,美国和中国各细分行业产出与就业人数变动情况。对比来看,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美国产业内部出现调整,中国几乎是全面受挫,除了皮制品、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之外,大多数行业产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二,在冲击发生的10大行业中,如运输设备、电力设备、机械制造等,对美国明显利好,但对中国则有较大负面影响,最显著的电力设备行业产出下降幅度超过4%,其次是运输设备,超过3%;第三,美国的技术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走势基本一致,故呈现一种互补关系。但中国的技术与劳动力在受冲击行业呈现一种替代关系。技术冲击之后,电力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劳动力投入反而增加,但其它行业的就业人数,与其行业产出变动基本是一致的。
图1:美国行业产出与就业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
说明:1. 本文所有数据,都是以冲击前的状态为参照系;2. 所有数据均表示截止到2030年的累积影响;
图2:中国行业产出与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
所以,从行业产出角度来说,负面的技术冲击对中国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结合图3的中美双边贸易情况来看,对于技术冲击发生的行业,如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等,美国行业产出增加,同时,从中国的进口下降,说明发生了“进口替代”,原先从中国的进口份额,转成内部生产,甚至还增加了出口。结合表1来看,技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也构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几乎所有宏观变量,在短期与长期中均有所下降,这也传导到了中美双边贸易。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下降,反而增加了进口。但在技术制裁覆盖的行业,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显著下降,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最明显,下降幅度均超过20%。
图3:中美双边贸易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
图4和图5为技术冲击发生后,美国和中国国际贸易的总览。整体来看,影响基本是对称的。美国出口增加的行业,中国出口则下降。以运输、电力和机械设备这些重点行业为例,它们是美国出口增加最为显著的行业,而中国的出口明显受损。除此之外,还有化学橡胶制品和其他金属制品等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图4:美国贸易总览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
图5:中国贸易总览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
表1是技术冲击对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在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对比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利好美国,但中国将受到较为严重和全面的负面影响,GDP的三大构成——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平均下降幅度超过1%,GDP在当期就下降1.64个百分点,贸易收支也出现了下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的贸易收支也出现了下降,逆差拉大。这与我们在《财经》发表的其它几篇文章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并不能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只会发生转移,即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如越南和印度等。但是,这或许就是美国想要达成的目标。因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有利于实现亚洲地缘政治的均衡。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基本可以达到遏制中国相关行业发展的目的。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行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封锁技术转让,将对中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结语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过去,中国未来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化格局而自行发展。时至今日,技术、移民和多个维度的跨国合作已经使得全球化趋势不可逆,但全球化的方向却可以重塑。
冲突意味着旧秩序难以为继。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化3.0秩序造成了全球失衡的状况,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欲通过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实现再平衡。中美贸易失衡只是结果,其核心是旧的全球化秩序的内在缺陷,但这又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这是一个悖论。
从现实主义的等多个维度来看,本轮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解决争端的方式就尤为重要。结合我们在其他文章中的结论(上文仅考察了美国对中国单方面技术制裁的效果,“贸易”方面可参见我们在《财经》发表的其他文章),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技术战”,都是两败俱伤。所以,还是应该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中美第一轮磋商效果不佳,但建立了沟通机制。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称,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15日至19日访美,举行中美第二轮谈判。这表达了中美双方通过沟通解决摩擦的愿望。
其实,买卖能不能做成,最关键的变量还是价格。谈判能不能有实质性进展,关键就在于中美双方的底线之间有无重叠区。如果有,只要通过协商谈判,不停地试错,终能找到平衡点。
(作者邵宇、陈达飞任职于东方证券;编辑:苏琦)
责编  |  黄姝静  shujinghu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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