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前面的困难有多大，中国的金融业改革总算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至于它是外部压力之下的“被迫”之举，还是内部改革开放要求的“自主”行为，这并不是主要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扩大金融开放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支点，或者说，一根能够引爆连锁反应的引线。
1
上周二（4月10日）中国领导人在海南博鳌承诺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中国市场以后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便火速宣布，将把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落实时间表从原来预计的数年缩短到数月。
易纲也是通过博鳌论坛这个平台发布上述讯息的。他在一个由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主持的分论坛上表示，中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改革措施还包括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实际上，易纲宣布的上述改革举措并非最新，它们的指导原则是在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后就宣布过的。然而，除了一部分人寿保险之外，中国方面此后一直没有公开过具体的时间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纲给出的清晰时间表仍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也呼应了中国领导人对金融业扩大开放所提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图：中国新闻网）
与这些举措相匹配，同日，易纲还宣布，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所谓“沪伦通”）将在今年内开通。中国证监会也宣布，已有的“沪港通”和“深港通”额度将扩大为原来的4倍，即境外投资者每日可买入的A股额度分别从目前的130亿元人民币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
上周四（4月12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其网站发布公告称，从下月开始，外商独资或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负责投资、研究、交易的投资管理人员，将可参加英文语种的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这被认为是中国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的又一最新例证，它为外国公司将海外团队高级干才调往中国主管经营中国业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此前，该行业从业资格考试只有中文语种，致使拥有执照的外国企业不得不四处争夺有限的能讲汉语的人才以开展相关业务。
……
在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紧张日益升温之际，这些举措都是中国力图显示自己正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当然，官方媒体也一再地力图将它们说成是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自主开放的重大行动，而非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被动回应。
但这些“话语之争”及其背后的面子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都明白，当我们试图推动一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事业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抓手。它就像一根“引线”，点燃了它，就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前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要抓住改革的牛鼻子”，指的就是这个。
2
长久以来，国际国内许多人士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的批评，最集中的指向便是要素市场领域存在的大量的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它们最后似乎都归结到国有企业身上。
于是，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国有企业问题是中国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路上的最后障碍。
然而我经常认为，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将结果当成了原因。诚然，现存于世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存在大量国有企业，但这跟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国所经历的迥然不同的路径有密切关系。
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头来过。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并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事实还证明，即便政治上允许，像当年俄罗斯那样将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全部“私有化”，也不见得会取得预期中的良好结果。
因此，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真正需要做到的不是让国有企业消失（这也做不到），而是想办法让它们的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事实上，大量低效率和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对正常的市场竞争造成严重扭曲，是因为它们获得了各级政府的保驾护航。
这种政府“背书”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设置竞争壁垒，形成行政垄断。但这还是间接的，无效率的企业即便没有竞争对手，也不一定能稳赚不赔，因而也不一定一直活得下去。国有企业更倚重的还是能够直接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资源，这使得它们即便经营不善，也能高枕无忧。
而在这些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源。政府不可能直接拿出大量的财政经费用于直接补贴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们的财政收入原本就捉襟见肘。
于是，最常见的是“隐形补贴”，即政府用各种办法让金融系统为国有企业“输血”，而金融系统的钱来自市场，是老百姓的钱。以前有句话叫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早已升级换代，现有的制度安排往往能够有效地引导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等各金融部门让极为廉价、甚至无成本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企业，维持它们的生存。
这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大家都知道，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如果身体上急需要得到氧气和营养的细胞（比如那些经营效率出色的民营企业）得不到足够的供血，而那些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器官、甚至已经坏死的组织却能够持续地获得最充分的营养……这个人的身体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所以有人曾尖锐地总结说，在改革年代，中国金融系统的功能恰恰是在维护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
一旦中国的金融系统本身能够真正以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健康运行，将宝贵的金融资源输送到那些最需要它、也是最有效率的经济部门，金融企业自身也因此展开纯粹市场化的竞争，那么，国有企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因为如果国有企业不再能够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源源不断地获得金融资源的话，它们就会立刻面临显著的生存压力，这将对它们构成一种倒逼机制。
所以，从这个的逻辑来说，国有企业高枕无忧的生存状况本身就是中国金融扭曲的结果，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市场扭曲。况且，中国的金融企业绝大多数本身也是国有企业，还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
要想让国有企业的行为变得适应而非阻碍市场经济发展，首先就要打破金融扭曲，在金融行业建立起健康和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
这个努力包含了许多方面的工作，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但在现阶段，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竞争力量，或许是最事半功倍之举。
并且，即将落地的新一轮金融开放举措，在未来还应当同等地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这应该是开放的应有之义。
3
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眼下许多人确实还有许多担心。
首先，他们认为，这种大规模开放“利好”只是原则性的，具体的审批过程中依然会限制重重，而且可能非常繁琐。
央行官员自己也说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不意味马上就会出现……还是会一事一议去审批，也是我们掌握主动权的开放，但这也是国民待遇，因为国内金融机构并购银行股权也是一事一议的审批的。”
不少业内人士还担忧，外资机构进入银行业将遭遇水土不服，是否能够达到监管层所希望的结果限制真的很难说。
一些国外金融业分析人士说：新世纪初的时候曾出现过一次外资银行来华大潮，当时大家都喊“狼来了”，现在看来外资银行在国内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网点少、风控严，加之目前中国企业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走在前列，外资行都没有优势。
一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控股权的领域，也是享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型国内企业已经占据霸主地位的领域。
正因为这些现实的困难，过去10年里曾经参股国内金融机构的外资股东实际上已纷纷撤离中国市场，能套现走人的基本上都走了。而在当前中国金融业利润增速承压、经营处于低谷之际，外资是否会再次进入的确很难说。
总之，如今的中国金融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了。在经历了上一轮不成功的试水以后，它们多少有些心灰意冷。
所以易纲那天特意安慰似地说，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目前中国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
其次，还有人担心，中国目前依然存在的资本管制会使本轮落地的金融业开放政策大打折扣。举例来说，虽然外国机构将可以在中国大陆合资企业中拥有较大一部分股权，但他们基本上仍不能向中国投资者提供海外资产。
而股市互联互通机制，其设计意图就是为了防止资本外流：中国投资者可以买港股，但港股卖了之后资金要兑换回人民币。
另外，“沪港通”和“深港通”扩容看似一件加大开放的大好事，但事实上现在已有的额度经常用不完。比如，就在“沪伦通”年内开张和“沪港通”、“深港通”扩容政策宣布的当天，上周三，境外投资者仅使用了130亿元人民币额度中的区区2.48亿元买入沪股。
眼下的主要问题不是互通的额度太少，而是其他政策的重重限制严重影响了股市互联互通的效益发挥。
对此，易纲在博鳌也明确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第三，国内一些人士还担心，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尚不完备，有可能难以应付这么大的对外开放力度。
按照易纲的说法，未来央行还将做好配套措施以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对这个问题，易纲的表态比媒体宣传低调和谨慎得多：“我们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这些措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不管前面的困难有多大，上周，中国的金融业改革总算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至于它是外部压力之下的“被迫”之举，还是内部改革开放要求的“自主”行为，这并不是主要的。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推动金融体制向市场化方向改革，并也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的金融系统可能是中国经济各部门中体制最保守的，然而中国的金融主管部门当家人却可能是中国经济各主管部门中最具有市场意识和改革精神的。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现在，就看郭树清、易纲们能否沿着周小川们开辟的道理，为中国金融改革这项历史性的使命写下最后的句号了，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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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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