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
如今我们正处于高科技电子数码革命引领下的轻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被“轻”重塑，轻已经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动力，一种颠覆全球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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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在著作《轻文明》中，为我们再现了如今被“轻”所掌控的现代社会。“轻和速度一样，都被一种夸张的力量左右着，那些最日常的物品在追逐超轻、超精细和超小巧。我们以前幻想的是飞毯，却等来了电子芯片。从诗意的轻进入了‘智慧’、微型、联网的轻。”
与轻相比，“重”曾一度唤起敬意、庄严、财富。“曾经的‘轻’令人想到粗劣和廉价。在过去，轻是一种风格理念或一种道德瑕疵。”
曾经的“轻”令人想到粗劣和廉价。
“然而我们眼前的世界已非如此。我们正经历着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的逻辑。这种变化同时也是一场符号上的变革，曾长期受到贬低和轻视的“轻”，如今承载了正面的价值，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动力，一种颠覆全球的范式”。
“轻”的影响力表现在各种领域：时尚、设计、装潢、建筑。这种影响力也投射于肉体，对轻盈与“线条”的热爱爆发了。在空中，盘旋着滑翔伞和三角式滑翔机；在海浪间、滑雪赛道和柏油路上，可以见到一个个醉心于滑翔类运动的轻盈的身体。而时至今日，有谁不希望永葆青春和苗条呢？饮食类书籍迅速传播，各种“轻食”出现在每一家超市的货架上，吸脂手术成为普罗大众的选择，健身馆遍地开花，超模们个个一副得了厌食症的模样，平滑、纤细的身材占据了杂志和荧屏。在这种“厌恶脂肪”的文化里，时尚偶像凯特·摩斯说了一句名言：“没有什么比瘦更好的了。”
英国超模凯特·摩斯：“没有什么比瘦更好的了。”
吉勒·利波维茨基认为，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到上世纪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家务的机械化促进了大众旅游，因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
如果把轻对重的抗争比作一场现代战争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由技术政治的意志主导，意在减轻基本物质需求的束缚，为生活减负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仍受到社会的局限；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标志为物质福利的社会传播、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对社会教条的抗争、针对集团框架的束缚的个人解放；如今我们正处于高科技电子数码革命引领下的第三阶段，它在创造一种摆脱了时空重负的机动的轻。
到上世纪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但是，眼下的“轻”同样也在滋养着“重”的精神，因为轻的理念带来了一些强迫的规则，它们往往使人疲惫，有时甚至使人消沉。我们的世界已经诞生许多对快乐的欲求，这些欲求注定无法被满足。因此，当娱乐文化和超轻的物质设施占据上风，生活的轻盈之感反而消减。一种新的“沉重精神”侵入了这个时代。
“真正的‘轻’呼唤勤奋、守纪和承受痛苦的勇气；它在于用严格的要求来自我约束，‘戴着镣铐起舞’。正是在对抗世界的躁动和狂热中，我们才能真正变‘轻’。”利波维茨基说。
“轻”到极致便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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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你在2015年出版了《轻文明》一书。“轻”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了吗？
利波维茨基：这本书的法语书名，直译应该是“关于轻的”。引申一下的话，也可以译作“以轻的名义”。最终翻译成“轻文明”，效果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它切合了我长期以来对“轻”的观察和思考：这是一种崇拜、一种趋势、一种文明。不是吗？我们如今的一切都在变得简单、轻盈且便捷，但内心更多时候被不安、迷茫甚至脆弱所占据。
移动互联网正在使一切变轻。图/新浪
《新周刊》：你是如何理解“轻”的？
利波维茨基：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一句诗令我印象深刻：“应该像鸟儿那样轻盈，而不是像羽毛。”
我认为，对于轻，应该像黑格尔提出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那样，用哲学思想辩证地看待。轻是什么？诗意的说法，轻是无忧无虑地漂浮在云上；通俗的说法，轻是“小的更好”“少即是多”。我敢断言，轻会成为一种覆盖全球的模式。
《新周刊》： “轻”已经遇上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了？
利波维茨基：不管怎么说，“少”与“轻”的乌托邦时代已经到来。好生活如今和“轻”密不可分：从移动支付、云科技到轻饮食、娱乐至死，“轻”在对“重”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是美国的90倍，移动支付甚至被称为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图/智通财经
《新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了北京的雾霾，很多人好奇雾霾怎么也能和“轻”扯上关系。
利波维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产品之“轻”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随之出现了工业发展之“重”，空气污染正在加剧影响大城市人口的健康。
轻的革命正在各产业间发生，但由此付出的材料危害、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代价正在变重。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生产如此多垃圾，重金属元素被无休止地以“变轻”的名义投入水中，工业废物、肥料也要变轻，于是它们都进入土壤里。我们希望某方面变“轻”，造成的后果却是另一方面变“重”。
《新周刊》：如今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读屏时代”似乎已经取代了“读书时代”。你如何理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轻”？你认可这种“轻”吗？
利波维茨基：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网上冲浪，这些早已是生活的主旋律。中国就在移动支付方面遥遥领先嘛。如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个没有被电子系统改造的活动产业，这是我在书里谈到的观点。
这些当然都是轻的表现。至于认不认可，我想跑题问一下，在“读屏时代”，文章、视频内容好坏的标准如何界定？
移动互联网时代，“读屏时代”似乎已经取代了“读书时代”。
《新周刊》：中国的一些社交软件在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方面的权重较大。
利波维茨基：这种考量方法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我想说的是，当轻过度膨胀，它便会扼杀生活中其他重要的维度，比如思考，比如创造，再比如伦理责任或政治责任。一旦“轻”过度，我们可能会失去某种厚重感。
这是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种由大众传媒传播的日常的轻文化，这种文化煽动人们利用那些直接、简易的愉悦。诱惑代替强制，享乐主义代替严苛的义务，幽默代替庄严。
但我觉得，只有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变得轻。如果只是沉湎于轻佻的快感，我们必然无法变轻，必然无法走向轻文明。
《新周刊》：你提出的“轻文明”是否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变轻吗？
利波维茨基：没错。法国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就提出“轻同居”的概念，婚姻前的同居生活让人感到自由，人的心情和状态也自然变轻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强硬式教育”过渡为“放纵式教育”，孩子的自由空间在扩大，这是教育方面的“轻”。“世界上如今大约有1.4万个机场，几乎每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年大约会有2920万次航班。所有人都渴望流动，计划着悠闲假期。”这是我在《轻文明》中提到的，流动性也是轻文明的一个切面。
澳大利亚一位12岁的男生，在与父母争吵过后，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巴厘岛的旅途。
《新周刊》： 《轻文明》出版时，法国社会正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这本谈“轻”的书，为什么会诞生在这么沉重的背景下？
利波维茨基：有时通过分析一些截然相反的意象，会得出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让法国社会恐慌，在巴黎、尼斯这些城市制造恐怖袭击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组织的极端分子。首先我得明确一点，所有人都谴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行为。
从另一个方面看，我想说一个自己的论断：这些人都是被“轻社会”抛弃的人群，是在互联网和轻文明背景下，被扭曲了的、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群。
“轻文明的轻，由科技、市场、个人主义支撑”，这是我在《轻文明》里的一个观点。此前在著作《超现实时代》（Les Temps Hypermodernes）中，我发表过另一个观点：“当下个体历史正在受到集体历史的强烈影响，但集体所认同的参考点极不稳定。原因就在于，个人产生的价值意义比以前重要得多。”不幸的是，互联网和轻文明让以上这个人群造出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这个人群长期被社会歧视，他们或因宗教，或因种族，或因个人问题，被整个社会遗弃、抵制、嘲笑和边缘化。他们希望以极端方式制造流血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接着他们想到了快速、便捷的“轻传播”——互联网。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其实和互联网的技术革新以及轻文明的不断发展有关。这就是我想说的“轻到极致便是重”。
在互联网和轻文明背景下，存在着一些被扭曲了的、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群。图为2016年法国尼斯恐袭。
《新周刊》：你对轻文明持正面还是负面评价？
利波维茨基：不能因为轻文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武断地认定它是“灾难性”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扬轻文明：它让生活便利，让消费迅捷，让身体悬空，让身心舒畅。
但我们同样要提防轻文明变异为重文明。这也是我在书中反复提及的。
《新周刊》：你害怕“轻”变成“重”的那一天吗？
利波维茨基：害怕。我害怕那些“轻”达到一种极致后，会变为“不可承受之重”。        
以上内容首发于《新周刊》4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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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Junitaille排版 /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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