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故宫的古物之美》,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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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农业文明的缘故,中国人的衣食住用里,一直透着对自然的敏感。漆器是最典型的一种。这些以漆(一种树的汁液)髹涂的器物,小至笔墨纸砚、盘碗碟盒,大至桌椅箱柜,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可见漆器的巨大包容性,可以含纳不同品类的事物,让它们摆脱日常的平庸,有了贵族般的光辉。
漆器上雕饰的图案,除了山水人物(像携琴访友、南山采菊、垂钓问渡、文会雅集),出现最多的,当是各种花卉植物,让我们在吃穿住用间,视野可以穿越纷杂的俗世,与山林田野相通。在故宫博物院所藏17707件漆器里,几乎找不出几件漆器,上面没有花卉植物图案,即使以龙螭鸟禽、亭台殿阁为主题,也一样是花团锦簇、草木如诗。所以,在这些来自自然(漆树)的漆器上,花与植物,几乎成为通用的语言。
故宫有一件剔红赏花图圆盒,作者张敏德,是元代雕漆大师,这件赏花图圆盒,是目今能够查到的张敏德的唯一作品。盒上雕刻着一文人雅居,正房的高桌上,竖着一只空的玉壶春瓶。
剔红“张敏德造”赏花图圆盒,元
故宫博物院藏
在古时,玉壶春瓶,一般是用作插梅的。北宋曹组《临江仙》写:“青琐窗深红兽暖,灯前共倒金尊。数枝梅浸玉壶春”,就是描述玉壶春瓶插梅的景象。这件剔红圆盒上的赏花图,主题正是那没有出现的梅花,而图中花木,比如左下角,在两位赏花老者面前盛开的花朵(鲜花与老人形成锐利的反差),还有殿阁前后的茂林修竹,其实都只是陪衬,只有那只寂寞的玉壶春瓶,以及它所代表的梅花,才是整幅画面的真正重心。
梅花尚未开放,亦没有人去折枝,但它绽放的季节,迟早会来。
一只春瓶,以空白的方式,预告了梅花盛开的季节。
2
漆器是将漆树液体提炼成色漆,髹涂在器物胎骨上雕制而成的,自新石器时代起源,发展至宋元,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宋人雕漆(漆器工艺的一种),要在器物上涂几十层漆,然后再在上面雕刻人物楼台花草,“雕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图画……红花黄地,二色炫观,有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夺目可观,传世甚少”,让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东洋美术史》里惊叹:“诚无上之作品”。
到了明代,中国人的巧手在漆器上闪展腾挪,技术之精密更令人发指。有的漆器上,髹漆层次甚至多达百层。肥厚的漆层,如丰饶之泥土,让草木繁花之美得以充分的释放。像明代初期这件剔红水仙纹圆盘,图案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花与叶层次繁密、起伏环绕、彼此叠压,雕者的经营盘算,容不下丝毫闪失,时隔几个世纪,依然让人惊叹那近乎变态的细致,比起计算机,亦毫不逊色。
剔红水仙纹圆盘,明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永乐时期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内雕双层重叠牡丹,穿枝过梗,各自成章,或藏或露,繁而不乱,肥而不腻。这构图风格是永乐时代漆器的典型特征,图案以数朵(一般是奇数,如三朵、五朵、七朵)盛开的大花满铺,叶片丰腴饱满,四周衬托着含苞欲放的花蕾,象征着帝国的繁华与昌隆。
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明
故宫博物院藏
但我更喜欢的,是那件明中期的剔红梅花纹笔筒,放在木色苍然的案上,抬眼即见一丛红梅,不被季节所拘,时时刻刻,开满筒身。
剔红梅花纹笔筒,明
故宫博物院藏
梅作笔筒,最合文人的内心。我想这首先依托于梅花造型之美,有点有线,可密可疏,既有造型感,又有节奏变化,当然它的价值,有赖于冬季的凸显,因为万物皆枯、大雪无痕时节,一树老梅绽放,美艳里透着孤独、凛然中又有温柔,当然令人动心,惊叹生命的强韧与艳丽,一如欧阳修《对和雪忆梅花》所写:
穷冬万木产枯死,
玉艳独发凌清寒。
梅是人,人亦是梅。
在书房里、书案上,插一枝梅,应是一种易于实现的雅致。
从梅出发,我开始爱与梅有关的一切事物,比如林逋的梅妻鹤子、笛子吹出的《梅花落》、王冕的墨梅(故宫博物院藏《墨梅图》复制本挂在我书房里)、自号“梅花道人”(又号“梅花和尚”)的吴镇、唱戏的梅兰芳、踢足球的梅西……
当然,还有这只故宫里的剔红梅花纹笔筒。
3
除了体现文人情趣,漆器更充当着日常生活的器皿。
其实文化人,也都过着日常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点讲究。
宋明之际,文人成为生活时尚的引领者;在今天,生活时尚则是由明星引领的。
他们的创造,使生活变得艺术化,亦使艺术在生活中得以落实。
比如饮茶。
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䇲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茶碗中饮用;晚唐时,又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到宋代,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
那时茶末越制越精细,有林逋起名的“瑟瑟尘”,苏东坡起名的“飞雪轻”。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时代,郑可闻制成“龙团胜雪”,将拣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以清泉渍之,光莹如银丝,每饼值四万钱,饮茶之细致,使饮茶器具也日益精细讲究。
到清代,乾隆时宫廷里有一种“三清茶宴”,直接以梅花、松子、佛手入茶,以雪水相烹。这种风雅,在漆器上亦有迹可循。故宫有一件清乾隆时的红地描黑漆诗句碗,就是三清茶宴所用的,在茶碗外壁两道弦纹之间,写着一首诗:
梅花色不妖,
佛手香且洁,
松实味芳腴,
三品殊清绝,
烹以折脚铛,
沃沃承筐雪……
末署“乾隆丙寅小春御题”,证明那字是乾隆亲笔写的。
红地描黑漆诗句碗,清
故宫博物院藏
诗的意思,大抵是夸奖这三种植物品质芳洁清正,以雪水烹煎后,清香爽口,意味深远。
《红楼梦》写“栊翠庵茶品梅花雪”,妙玉的煎茶之水,是她五年前收梅花上的雪,得了一花瓮,“埋在地下,今天夏天才开了”。不知这段故事,是否与乾隆时代的三清茶宴有关。
但不管怎样,乾隆时代(亦是曹雪芹时代)的“三清茶宴”,让白雪红梅,通过一件漆器,再次相逢。
4
七千年的漆器文明,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它的长度、品质,比起青铜、瓷器更能代表中华文明,只是,在当下,我们很遗憾地与它疏离了,甚至与木器相处,也成了奢侈。
在日本,漆文明则通过一只木碗、一个食盒,向日常生活领域,高歌猛进。
中国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日本人以漆器为国名,不仅因为漆器华灿绝美,且与自然相融,更因为漆器的历史,比瓷器的历史更加久长。瓷器的历史,大致有三千多年,而漆器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七千多年。日本的国名,不只暗示着其文明之绚丽,更企图表达着文明之悠久,甚至盖过了中国。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今天),漆器的老家在中国。当我们的河姆渡文明孕育出调朱色生漆的木碗的时候,日本人还处在绳文时代,用土器盛放食物呢。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配得上“漆之国”这个名称。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国人学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威尔·杜兰特在《东方的遗产》里说:“油漆的艺术也是始于中国,但传入了日本才达最完美的地步。”到15世纪,“日本的漆器工业水平就已经相当精湛,以至于许多中国工匠,要为向日本学习漆器工艺而远渡重洋”。
不是日本人贪心,是我们自己丢的东西太多,想拾回来,要趁早。
对面的一件漆器,与我隔着遥远的年代,山重水复,我鞭长莫及。
被封为“遗产”的文化,是死的文化。因为只有死者,才谈得上“遗产”。只有把文化交还给日常生活,文化才能活回来。博物馆里的文物,才能真正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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