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作为近30年来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遗址入选。
地处济南章丘的遗址是5000余年前鲁北古济水流域的一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聚落，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融汇出中华文明。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在焦家遗址中若隐若现。
济南章丘焦家遗址航拍图
农田里的“探险”
隆冬时节，济南章丘区龙山镇焦家村外的农地一片宁静，除却农户家的围栏里传出几声鸭叫，只有五六个人裹着护膝，举着洛阳铲在地里探土时，细密的人语和落叶的破碎声。村民对他们习以为常，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和技术人员。但田间的静谧却是久违了。
并非因为农闲，而是之前的两年里，这片农田下的遗址吸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刚来考古调查时，村民见我们在田里转悠，一度认为我们是来破坏遗址的。”王芬是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队的领队，在她的带领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生态被掀开了一角。她告诉我，这片农田下有古遗址，30多年前便尽人皆知。1987年文物普查时，焦家遗址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部门在小规模试掘时，从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顿时轰动，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早春，她的团队来调查遗址面积时，农田的中央是一片种粮食的高地，低矮处有树，四周被村庄包围。
王芬与此地结缘，必然中也有偶然。她告诉我，在焦家遗址之前，山大考古队在多处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开展工作，前些年，她曾带队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贝丘聚落，但针对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之前所涉不多。2015年山东大学承办高规格的国际历史大会，在章丘区开设了一个卫星会议，探讨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联络人，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和济南市政协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深知章丘地区的考古价值，最终促成山东大学和章丘的深度合作，决定在焦家遗址持续开展工作。 
焦家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1.9米，超过1.8米的也为数不少
“我们希望学生能有一处文化遗存丰富、可持续开展工作的实习场所。”王芬的初衷十分简单。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难。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田纪宝馆长告诉我，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这里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经过勘探，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考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觉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比较关键的认识。”2016年3月底，在王芬和同事的带领下，30多名学生每人负责一个探方，开始一学期的挖掘工作。
随着挖掘的深入，不同时期的土层渐次展现在王芬师生面前，这却在最初的十几天里带给王芬越来越深的焦虑。王芬告诉我，他们挖完汉代文化层时，已临近4月中旬，早期文化层几无踪迹，大汶口时期的遗迹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王芬在学生面前故作镇定，却隐隐担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扑空，有些怀疑自己划定的发掘区域。“是不是当时有点贪心，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结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区和埋葬区中间的空白地带？”
转机随着探方中出现长条形的遗迹悄然而至。那时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遗迹出现的形状疑似墓葬，学生悄声的汇报终如拨云见日，“出器物了！”
喜悦在工地上迸发，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王芬已忘记转机出现那天，他们工作了多久，她只记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天色已黑，陶器还留了半截在墓里。“不能让陶器在地里过夜。”学生们举着手电筒围在探方四周，老师在下面挖掘，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既然发现有陶器，师生们害怕晚上墓葬被盗，把塑料棚搭在车和梯子上，在现场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几个男生裹着被子临时值夜班。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老师和部分学生就起床了。兴奋劲儿仍未消退，他们准备好发掘工具，背着包，把守夜的学生替回来。“那时感觉特别好，早上起来黑黑的，就迎着第一缕曙光在那儿清理遗迹。”
但欢快的氛围很快被工作压力淹没。王芬告诉我，“我们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们不到7点就上工，等特别热的时候就休息，但要保证每天8小时在工地。”因为农村周边没有旅馆，他们租住在村里的旧房，无法保证每天从工地回来能洗上澡，天气渐热，他们隔几天才会去一次镇里的公共澡堂。每日回到住处，学生仍要绘图、写发掘记录、制作遗迹的三维成像图。“很快学生们就在忙碌中变得越来越安静，早上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实习结束也没有停息。工地收工后，王芬与学生在学校里整理遗址资料。“2017年初，我们已对遗址形成大体认知。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从容得多。比如我们针对城墙、壕沟等重要遗迹，做了重点解剖，还发掘出一批大墓，能为遗址定性。”王芬说，“除了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遗迹，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汉代遗迹也很多。”她向我介绍，最瞩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时期，两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遗迹类型。出土遗物规格很高，应代表了鲁北地区一处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遗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会把野外的考古工作仅视为学术研究，为考古队顺利驻扎进村，协调各方关系，是身为领队的职责。而长年乡野的生活，与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间淳朴的感情是她最珍视的。村民郭梅负责为考古队的师生做饭。“她对我们像家人一样关心。”师生每次进村，郭梅都会嘘寒问暖。我随王芬在村里见到她时，她们用当地方言攀谈起来。“王老师待我们村民就像自己的学生一样亲。”当我问起考古队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干脆：“他们用啥，我们给啥。”
彼此融洽的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考古队进驻之初，村民对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工作都不甚了解。考古发掘占用耕地，挖掘土层破坏地力，进驻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赔产费和青苗补偿费。“他们给的钱比我们自己种粮食能得的多。”郭梅告诉我，王芬没有亏待村民。“占用一季土地，他们补偿两季的钱。占用两季，补偿三季。”考古队还需要在当地招工，帮助勘探和发掘。一天50块钱的工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村民的生活是个不小的补充。他们起初生怕考古队会拖欠工资，而面对需要做的工作，他们更是懵懵懂懂。
焦家遗址发掘现场的陶壶
上世纪80年代，遗址旁边有窑场，烧窑取土，挖出过一些瓷器和玉器，在九十年代初，还一度发生了盗墓的现象，曾在村民中引起不小震动。被盗的文物后来大部分被收缴回来，存在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村民意识到，地里的东西属于国家，不能乱动。农田归于平静，仍种小麦和玉米。在遗址周边，村民逐渐形成保护的意识，才有王芬进村时，举报陌生人的举动。但村民却始终不了解地里文物的价值。直到他们看到考古队的学生们像呵护珍宝一样清理陶片，给在他们看来不起眼的陶片贴标签。他们感觉到，这些文物一定非常宝贵。
田馆长说，焦家遗址的出名，让村民们长足了见识。“原来村民哪里见过当官的。现在不但市里的领导，连省里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见了个遍。”2017年6月的“世界遗产保护日”，山东省文物局在焦家遗址成立公众考古基地，此前低调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当年的实习考古结束后，经多方专家论证，决定长远规划，对遗址进行回填保护。“政府和村里签了保护协议，村里设立警卫房，派驻警员，又雇当地村民做文物保护员。”田馆长告诉我，“农田四周都安上了摄像头。2016年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去地里盗墓，如今再也不会了。”
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龙山文化博物馆，田馆长决定春节期间做个特展，向周边的游客展示焦家遗址的成果。在他看来，焦家遗址的发掘为城子崖的龙山文化找到源头。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遗迹，又能将山东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讨论，从龙山文化时期向大汶口文化时期提前。而遗址中大片未发掘的地带更引起他的遐想：“会不会还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遗存，能够将距今7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续起来？”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随王芬乘车前往焦家遗址，村路四周一片开阔。她告诉我，这里属泰沂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自古交通便利。北面因黄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迹无多。而此地东可通海滨，西距古济水很近，沿济水向西，可以直通济源、王屋山。那里有“太行八陉”最南边的轵关陉，通过轵关陉，可一路走到临汾。遗址穿过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线的泰沂山系。山间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这基本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的辐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向我介绍，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间，经历北辛、后李、大汶口、龙山四个时期，山东境内的海岱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稳定的文化传统。它的范围大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当地文明演进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时期时，开始加速发展，社会逐渐复杂化。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级分化加剧，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随葬品多，出现彩陶、象牙器等贵重器物，墓里头的棺椁制度也开始不一样。社会形态由聚落向早期国家迈进。”
焦家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
“从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龙山文化，还出现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进。”李新伟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里，见证了那个时期强大的东方化趋势。地处临汾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者称为“尧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的关键一环。在那里的遗迹中，发现了海岱文化区的墓葬风格。“海岱文化区重视酒食器，精致、规范的陶鬶、陶鼎、陶壶、陶杯都是那里典型的随葬品。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礼仪制度，墓的规格、器物都分级。这些都是等级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区文化难以见到的。”王芬向我介绍，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正处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遗迹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田馆长对于接续年代的期许不同，王芬和李新伟对墓葬的关注，更多是透过聚落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共时层面上，大汶口时期社会的变革。
王芬认为，考古工作中鉴定年代谱系的工作十分必要。但若想更深层地了解古代人的生活，还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李新伟说，考古人员挖到一个房子，不单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艺，还要想里头住了多少人，物品的摆放缘由。小至房屋内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间，乃至村落间的关系，均需如此思考。“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如果动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围，这可能就是组织盛大活动，宴饮吃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就会是个身份高的人。而有这个大房子的聚落规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围中小型聚落与它是何关系？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员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断发现问题。王芬对焦家遗址发掘最满意的地方是发现墓葬里的重椁。“木头已经朽了，只不过棺椁部分的土颜色、质地跟周围不一样。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木头曾经存在过的一条黑色。把那个平面用手铲刮干净，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平面，棺椁的痕迹就会显示出来。”李新伟是“六大发现”中焦家遗址的评议人，他向我讲述发现棺椁的经过。“但考古中不可解释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当作一条普通的黑土。只有预先意识到，才可能在发掘时挖到。”
但王芬师生不满足于此，她想到的是背后的社会基底。“就我们开掘出的遗迹来看，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这个比例高得惊人。”王芬告诉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那么，聚落能够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抑或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是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李新伟则最看重焦家遗址呈现出当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他告诉我，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横亘在它们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的玉器极少。“焦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环等形制与良渚地区一样，填补了一段空白。”但他的疑问也接踵而至，“为什么只有在焦家遗址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疑问有赖于遗址的继续发掘。
王芬的办公室里堆满资料，挖掘的场景也始终在她的脑中萦绕。她像侦探一样，回顾发掘过程中可能漏掉的细节。他们决定今年勘探遗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们要沉淀些时日，厚积薄发”。
（郭梅为化名，感谢彭小军、惠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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