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已经有几个月了，一直不敢动笔，似乎不管写些什么，都难以体现出原著精神的万一。如今硬着头皮写下此文，只是为了让此巨著，能被更多的人知道。
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受，就像是和以为行状怪异的老者同行，听他一路絮絮叨叨的讲述。开始时觉得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啰嗦；渐渐的，这些话语展现出一种铺天盖地的威势，排山倒海般地压迫过来；再后来，话语开始显露出灵性，往思想和灵魂里钻进来，那些平时大量阅读碎片化的浅表文章时从不被动用的深层区域，被渗透，被点燃，被撩拨；再往后，话语仿佛变成一柄重锤，重重地锤打在灵魂上，一下又一下，认知、观念、情感，都随之战栗，灵魂颤抖着缩小，对自我浅薄的羞愧不断累积。终于，思考的速度再也跟不上老者的语速，步伐也随之慢了下来，眼看着老者继续健步而飞，却再也无力跟随，只得匍匐在地，为这位老者遥遥致以最诚挚的膜拜之情。
我之前读许多知名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时，有过各式感叹、赞赏和惊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带来的感觉，却是震撼。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点评的那样：“灵魂是俄罗斯小说的主要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更具深度、更有分量。”
这样的感觉，无论是华丽的辞藻、精确的描述，还是跌宕起伏的情节，都无法带来；不管在文本、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上如何登峰造极，都无法臻达如此境界。对写作技巧的追求，固然是无数文学爱好者和作家们的重中之重，但真正能在“好技巧”之上脱颖而出成为传世之作的，唯有不再拘泥于技巧，而追求更重要的东西的作品。这个东西，就是思想。这就是从“术”到“道”的飞跃。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谈这本书时曾提到：“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
很多人也许无法理解，为何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在尼采兴奋地高喊“上帝死了”之后，在这个上帝不再存在的世界里，人们不是都过得好好的么？
原因也许在于，我们对“上帝”这个词的理解角度不同。面对失去上帝的世界，有人欢呼，有人麻木，有人迷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达的，则是深刻的担忧——
“对于每一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己能永生的个人来说，如我们现在便是，自然的道德法则必须马上一反过去的宗教法则；人的利己主义，哪怕是罪恶行为，不但应当允许，甚至应当承认处在他的境地那是不可避免的、最合情合理的、简直无比高尚的解决办法。”
简言之，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一个“无所不可”的世界。
这里所谈的“上帝”，不能狭义地以纯基督教的形象去理解。可以把它想作世间最神圣、最强大，拥有至高美德、代表着公道正义的，既能为人类做出榜样，又能为人类给出指引，且不属于人类群体之内的东西。当其不存在时，如果人类想要继续保全自己的道德体系，需要以什么作为标杆？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还存在什么根基？如果人类需要赎罪时，需要向谁低头？当“上帝”像书中所写被宗教大法官杀死时，人类之中又有谁有能力、有资格把我们身上的血洗净？
就像德米特里在书中所说的：

“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
如今我们看似有现代科学傍身，许多人以此对宗教和“上帝”嗤之以鼻，讽刺的是，这些人在生活中仍然纷纷供奉着自己的“上帝”。他们崇敬商界领袖，热衷于谈论成功的创业者，对政治强人顶礼膜拜，对明星趋之若鹜。“上帝”是不会离去的，改变的只是“上帝”的属性。当美德、公道、正义的上帝被人们行刑死去，金钱、权力、欲望的上帝进入人心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忧的道德法则的改写，人的利己主义的统治地位，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演化结果。
如果读到这里，你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我，是在为基督教和上帝辩护，那请多一点耐心读下去。
作为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屠格涅夫称为“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这里的“邪恶”，应该是中性词，而非贬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对基督教有着诸多异常深刻的思考，甚至是挑战，以至于有些基督徒在读了部分《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就弃书而去，因为他们担心这本书会影响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
由此可见，这绝非一本为“上帝回来吧”而呐喊，或是为基督教宣扬教义的书，反而是将基督教中令人疑惑的部分，及其背后艰深的推理逻辑，都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书。
就全书来看，上部第五卷中的《宗教大法官》，和下部第十一卷中的《魔鬼。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梦魇》是两大关键核心章节。阅读时需要先提神醒脑，正襟危坐，做好“防震”准备。
《宗教大法官》之前的章节《反叛》里，伊万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任危机。
最强有力的质疑，来自于孩子们的苦难。基督教说，人人都要受苦。大人们受过苦难，可以通过信基督，循规、赎罪、忏悔，理论上，他们可以受到基督的照拂，在死后上天堂，让苦难得到补偿。但孩子们不同。那些遭受虐待的儿童，因为生病、战争、意外而早逝的小孩，他们何尝有机会和基督教亲近，践行上天堂的方法？他们深重的苦难，得不到任何的补偿，这些苦难又是因何而来，为何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书中所举的小女孩被虐待的例子令人肝肠寸断，被将军的恶犬撕裂的小男孩让人即心痛又迷茫——谁为这些苦难负责？上帝会负责吗，怎样负责？伊万的质问振聋发聩：
“如果人人都得受苦，以便用苦难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请回答我：这跟孩子们有什么相干？……单是那个被关在臭茅房里捶胸向上帝哭诉的小女孩的眼泪，就不是所谓的永恒和谐所能抵偿的。”
“如果说孩子们遭的罪被纳入苦难的总额以凑足赎买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
于是，伊万不再相信上帝，而转而坚守在他看来更高的原则——正义。
在加缪看来，伊万对上帝的拒绝，是另类的。传统浪漫主义反抗者认为上帝是以恨为基准的（人人有罪），因此与上帝本体决裂；而伊万拒绝的，则是以爱为基准的上帝。对他来说，上帝的爱并没有达到正义的高度。
伊万的反抗是坚决的：“哪怕我并不正确。”这句粗体字的背后是惊天动地的呐喊：“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永不停止”。加缪解释说：
“这就意味着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涵盖真理，即使长老佐西姆说得在理，伊凡也不接受这种以恶、以苦难、以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作为代价的真理。”
然后，宗教大法官登场了。这个虚构的人物，在伊万创造的剧本里，杀掉了真正的基督。但他并非叛逆，也非为了个人野心，而是与基督有着不同的见解。
核心的分歧在于，人们是否需要“自由”。宗教大法官指明的真相，是残酷的。让自己的良心得到自由，听上去最吸引人，可是——最折磨人的也莫过于此。要自行判断善与恶，对人们来说，是一种“选择自由的压迫”，是不堪承受的重负，自由做出决定的过程是痛苦的。人们就像是一群温顺而无知的羊群，思考并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超出了脑力的复核，他们需要权威那高大的形象和坚定的声音的指引，才能从这种“自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因此，历史和人心的基础，并不建立在道德、善良和真理之上，而是建立在奇迹、秘密和权威之上。这是个可怕的见解，却又是难以辩驳的真相。据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万之口，对基督教和狭义的“上帝”概念，发起了理性而深刻的控诉。
这个控诉所导向的，是只有当人们放弃自由，把它交给权威时，他们才能成为自由人，他们才能如释重负般地高兴。这个逻辑的背后，是无数人类被创造出来，似乎仅仅是作为一种嘲弄。这种嘲弄，是伊万所厌恶，却又无可奈何的，因为这是残酷的真相。伊万选择跟着宗教大法官走了。他抛下所有美好的幻想，抛下对生活的热爱，把灵魂扼杀在腐化堕落之中，以此对抗这个荒诞的世界。这是上帝不存在后道德体系崩塌所自然产生的“无所不可”的信条，是“卡拉马佐夫式的下流的力量”。
伊万的反抗胜利了吗？在第二个关键章节里，伊万在和自己的魔鬼梦魇对话后，终于无法承受“卡拉马佐夫式的力量”，不幸地精神错乱。“上帝”真的离去了吗？作为佐西马长老的弟子，伊万的弟弟阿辽沙在长老去世、父亲被杀、伊万发疯等等重大事件的打击之后，依然选择了坚守。
然而，阿辽沙最终以怎样的方式对抗伊万对基督教的指控，对抗宗教大法官看似不可辩驳的雄论，终究没有了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阿辽沙才是真正的主角，要在第二部中重点讲他的故事，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来得及动笔写这部书就已去世。这个真理的秘密，或将永远埋藏在黑暗之中。
在陀老过世后，他书中的人物仍然深深影响这后世的作家和哲学家们。伊万所代表的方向上，有加缪和萨特；德米特里走的路上，有卡夫卡；而阿辽沙，却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永远地死去了。
本文所写的部分，只是原书的冰山一角。有太多太多无比珍贵而华丽的思想瑰宝在原书中，等待着更多的读者去一窥究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有一种“奔涌而出”的感觉。不像是经过规划的顺流而下的涓涓细流，而像喷薄而出的火山岩浆。他自己是这样自述的：
“以往每次我经历这种精神紊乱时，都会把它用在写作上，在那种状态下我会比往常写得更多，也会写得更好。”
对，当代医学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这位身患癫痫的暴躁老头，为现代人写下如此不朽的诗篇。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没有这样的导师，来拯救我们千疮百孔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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