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中国现代史大家，尤其对中共和苏联党史的研究，在史学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当时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对其中三观类的内容倒没有太多的惊讶，但对高教授行文之严谨，考证之翔实，引用之丰富，态度之严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另一位近现代史专家张鸣教授的话来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深以为然。
但是这本书，未免太过于标题党了，走的是朋友圈泛滥的“马云语录”、“白岩松说”的路子。此书毫无历史学的“境界”可言，充其量是聊了点历史学研究所需素质的话题。全书是由高教授接受的采访实录、读后感、点评杂文等拼凑而成。之所以说是拼凑，一是主线凌乱，并无重点；二是选材倾向性明显，内容保守，应是为能在大陆出版，不得已而为之。如此态度，以高教授行为处事风格来看，绝非其本意。
即便如此，书中还是有一些可以谈的点：
对蒋的误解
一是正史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描述。其实蒋对日本的态度不是恨，而是极度痛恨。《蒋介石日记》中有写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这种过激言论在蒋公身上并不罕见，搁在今日，和那些游行砸日本车的愤青们差别也不大。这样的人，污蔑他消极抗日，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二是蒋一直被塑造成以“娘希匹”为口头禅的没文化形象。实际上蒋公算的上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家，是四书五经，尤其是《大学》的资深脑残粉。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吃了有文化的亏了。
三是蒋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实际蒋独裁有余，强硬不足，用余英时的话说，蒋是“无效独裁”。 因此当时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比彼时以自由和理想吸引知识分子的延安，就延安整风开始之后，社会已向集权主义转型，自由度比之国统区大为不如。
四是蒋看似杀人不少，实际却有“妇人之仁”，在杀伐果断、手段凌厉上，远逊于
毛。最佳机会莫过于1945年的重庆谈判。虽然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除了受美苏的牵制外，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起了恻隐之心。谈判结束回延安后，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当年重庆之行的危险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试想如果当时二人换位，毛是否会留蒋一条生路？以西安事变推论，很可能不会。西安事变之时，若非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中共原打算公审蒋并将其处决，以如此羸弱的实力就敢下此狠手，这是蒋所不及的。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一是在组织和宣传的水平上差距极大。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极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Know Your Audience”。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都通俗易懂又煽动性强。反观蒋说的那一套《大学》的理论，过于空疏，儒家形象又迂腐守旧，完全丢失了思想制高点。仅有的所谓“总体战”的概念，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勘乱”的解释。
二是蒋在军事方针的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与其说是战略水平的不足，倒不如说是受面子所困，毕竟作为官方政府，需要顾及国家形象，为了国际观感，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倒也是蒋的无奈之举。
三是部队性质的不同。国民党军队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派系林立，利益冲突，相互桎梏。辽沈、淮海战役是典型代表。以淮海为例，如当时由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二十万兵力支援淮海，如邱清泉不敢对黄伯韬兵团见死不救，或许国共仍有一战？
四是整体组织和经济的差异，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蒋介石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带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物价狂涨，蒋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结果却演化成了致命危机。
五是情报能力的差距。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于延安的渗透却乏善可陈，延安整风“宁可错杀，不可错过”，虽然苦了许多满腔赤诚奔赴延安的无辜理想青年，但就情报防御工作而言，确是个明显的优势。
除以上外，国民党丧失“民心”一说，大陆的著述说得最多。对此原因，个人同意高教授的观点：其实，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国共两党的差异
一是革命程度的不同。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
二是面向的阶层不同。国民党由于其渐进式革命的性质，其面向对象主要是中产阶级。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显得空洞无物。而共产党面向的是底层阶级，其作用群体更为巨大，影响力建立后，反过来对中层以上的知识分子们产生影响。
三是性格的不同。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承下来的进步思潮而言，无疑更具有吸引力。
四是对平等主义的态度。这是被共产党抓住的另一个思想制高点。然而，说到平等主义，不得不提王实味，这个在中共党史中非常重要，但现今却无多少人知晓的，延安整风事件的代表之一。王实味的发声，揭示了共产革命核心价值“公平”和实际现实中登记差序从思想转化为制度的必要建构的矛盾，实际就是以党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评现实中的反道德化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在平均主义的结构中表现出对“特权”问题和“权力异化”问题的焦虑和敏感。王实味事件的处理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有兴趣的可以在《红太阳》书里进一步看细节。
高华的历史观
高教授说：“人们都说，学历史可以鉴往知今，增进人类智慧，这都不错。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私人爱好。”
这点和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类似。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所谓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福柯也说：历史是被塑造的。因此学历史，以初高中课堂上死记硬背的方式而言，毫无意义。
如何学好历史呢？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
以上，我还是继续把学历史当成私人爱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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