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四大家虽然不分座次，但一般习惯上，钱穆会排在第一。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钱老先生的书。本书根据钱穆的五场讲座的内容整理而成，时间所限，只讲了汉唐宋明清五大朝，内容也聚焦在政府组织、考试、赋税和兵役等四大话题上。以前读历史，大多局限在战场厮杀的腥风血雨，和宫廷内斗的波诡云谲里，实际王朝盛衰变迁的背后，制度，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组织
中国的历代皇帝，权力其实一直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自秦汉始，君权和相权，皇室和政府就在法律层面实现了分离。一切实际事权，按法理论，都在相府，而不在皇室。包括财政收入，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田租归大司农，由政府支配，而商税归少府，由皇室支配，泾渭分明。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的权，在逐步升；而政府的权，在逐步降。汉代时，政令均出自宰相，皇帝仅有同意权；唐代将宰相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宋代进一步将用人权和财权从政府剥离，且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多了参加意见之权；明代的政治制度退步严重，宰相职位被废，虽然大学士看似宰相的替代品，但从制度上而言是没有合法性的，实际是皇帝兼任了宰相；清代相权跌落谷底，皇帝通过“上谕”完全绕过相权，而直接执掌百官。
之前一直以为秦汉是封建的开始，直到辛亥革命。就钱穆的观点，秦汉却已是封建制度的终点。从制度规定，到社会共识，都明确皇权之外有相权，皇室之外有政府。且只有皇室一家世袭，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中国传统政治，一直不全由皇帝专制。皇帝的权力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中国政治，其实一向偏重于法治，即制度化的，反而是西方近代政治，比较偏重在人治，即事实化的。
地方政府
从整体看，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地方政治力量逐步衰弱。就地方政府而言，最像样的还是汉代，此后一代不如一代。唐代时，中央的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官，军队首领变成地方行政首长，都是大毛病，也导致了唐室的崩溃。宋代时，地方积蓄全部上缴，中央集权，包括军权和财政。因此金兵打下汴京后，全国皆土崩瓦解，各地方均无力抵抗。明代时，地方已成大农村，层级繁多，权责分散，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清代时，地方官更无权柄。贯穿整个历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一直都是难题。就结果看，比较同意顾亭林在《日知录》里的观点：“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
赋税
赋税是政府和百姓之间交互中最重要的一环。就税率而言，汉代规定十五税一，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唐代承北魏“均田制”，田租仅为四十税一。什么概念？2.5%，也就和今天买套房子要上交给政府的契税税率差不多。就田赋制度而言，从井田制，到均田制、租庸调制，再到史上最大变动——唐代中期的两税制，原本平均地权的作法被打破，田亩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兼并。两税制后，原则从“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为入”，税额变成了硬性规定和强制摊派，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唐代之后千年，政府均无力克服操作层面的种种困难，只能着眼于税收制度的改革，而放弃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不管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均为税制层面的改变，而动不了土地制度的根本。
人才选拔
之前以为隋是考试制度的开始，实际以考试形式的选拔，从汉代即始。汉代在乡举里选之后，再由中央进行考试选拔。因此汉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只是汉代察举制度，及其后三国时陈群为魏国设计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魏晋以下门第之格局，直到隋唐才由科举制打破。而清代，则将考试制度转变为愚民政策加以利用。 就人才培养而言，汉代是掾属，唐代在门第，宋代在馆阁校理之职，直到明、清两代，才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各代的金榜题名也各有不同，从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做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不做小官。竞争可比今日高考激烈的多。
中国的政权，并非皇家政权，或富人、贵族政权，而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即读书人执政。但历史上的读书人，大多将学问作为变相的资本，竞求登上政治舞台，因而知识分子一直无法成为固化的阶级。且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病，也算是科举制度的一个负面作用吧。
兵役
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而唐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农于兵”。唐代的府兵制度，到了后期，有勋位在身的功勋士兵，不为荣而转为辱。且府兵服完役无法复原，最终兵源枯竭。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首都选址是一大原因，但也并非赵匡胤昏庸。石敬瑭送掉燕云十六州后，北方无险可守。长安已完全荒废，仅有的选择是洛阳，但从开封到洛阳沟渠不通，陆上粮运费用极高，为了省钱而定都开封，这个理由颇为无奈。结果是宋代的兵役是历代最坏的，养兵而不能打仗，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恶性循环。可是虽然连年不打仗，经费上却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于是宋代从始至终积弱不振，被钱穆评价为“历代中最贫最弱的一环”。
制度
两个点：一是制度是需要进化的。日子久了，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 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二是东西方制度差异背后有诸多原因。比如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而西方民主制度下，不求贤而求众，因此通过投票选举。再比如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而一向看中“职责”。“主权”的背后，是“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又比如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都是做官，看不起工商业。而西方社会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
钱穆还讲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评价一个制度，要以“历史意见”为准绳，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其实看历史也是。看不同史学大师的著作，也会减少一些对历史的武断。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