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经济史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文研院访问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郝煜出席并参与讨论。
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论坛开始，张亚光教授介绍了与会教授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在经济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张亚光指出，经济史学家往往存在一些困境。在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看来，经济史学家很难划分到某一个阵营当中，既有历史学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也有经济学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家，彼此之间也存在隔阂与误会。张亚光教授希望能够借本次论坛的机会，充分讨论，使这一学科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关注。
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周建波教授率先做主旨报告。周建波教授指出，人们通常以为交叉学科更容易出成绩，但它的劣势在于其并不容易被两边接受，要被两边所接受，学者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一般来说，学历史的需要懂史料，史料强调不能孤证，说明一个问题，起码要三条史料论证。然而到经济学这边写文章，经济学家会说一条史料就能讲明白问题，不需要那么多史料。甚至史料都不需要，用大白话或者完全用数学表达。所以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十分抽象，理论性很强。但在历史学看来，经济学这边就是模型和计量，没有史料。历史学的文章往往强调从小事入手，强调来龙去脉。经济学的文章强调制度的制定和绩效。
周建波教授强调，两个学科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学最大的优点在于史料丰富，弱点是理论性不够强。经济学最大的优势在于极度抽象，但缺乏史料论证是它的不足。两个学科的结合并不容易，各有侧重点，只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经济思想史是在这交叉学科之中最为边缘，人文色彩最浓的。换而言之，在经济学的百花园中，经济思想史最孤立，也最难发表文章。同时，周建波教授认为做经济思想史不容易，天文地理什么都得懂一些，比如要做游牧民族南下给汉民族制度变迁影响的课题，就要求懂气候、地理。这个学科对学者的知识结构的要求高，做出成果不容易，所以说它有它的乐趣，也有它的难度。
管汉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管汉晖教授以怎么看待经济学和历史学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谈及这两个学科的性质。在管汉晖教授的理解中，历史学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属性，更多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找到人类发展背后内在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讲就产生了分歧。经济学讲资源配置，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后来有了制度经济学，科学属性会弱一点，更多需要吸收文化、制度这些方面，但总体仍是一门社会科学。回到经济史学，经济史到底算是经济学里的社会科学，还是算是历史学里的人文学科，也存在分歧。
管汉晖教授提到，他在经济学院教经济史，都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出发。经济史是经济学里面核心的分支学科，并不冷门。比如在研究货币传导机制上，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大萧条。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几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是因为金本位。金本位出了问题，货币危机通过金本位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这是规律和科学。要研究长期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类似于经济增长、人口转型、收入分配，经济史是必不可少的。
Dorothea Longe的著名摄影作品 Migrant Mother （1936）所刻画的正是大萧条时期加州拾豆者的生活
李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李楠教授引用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指出史无定法，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但在处理历史问题和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可能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范式基本分为两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视角属于传统的历史性研究，强调考据。比如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不能直接进行量化方法，首先需要处理文集、笔记这些材料，这是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下，学者不是要刻划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要针对具体问题，从历史事实当中去解释问题。所以社会科学范式处理经济史的时候，需要提出假设，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些证据来证明假设是对是错。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收集数据的量化方法，也可以通过一些史料进行论证。但不管用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这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然而近年来研究范式产生了进一步的转化。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来讲，从上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早期集中在历史学的范式之内，并没有摆脱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一场新经济史革命，开始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统计学方法，实现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到2000年前后，对经济史研究来说，特别是历史计量学，其研究范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主要集中于研究目的。早期经济史研究目的是出于解释历史，但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历史计量学的目标是为了发展整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为整个学科的理论范式服务。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讲，也与过去单独使用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也存在很大不同。现在主要强调系统化数据的使用，侧重因果关系的识别。
很多人对历史计量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可能由以下几个问题导致。首先一个问题在于概念上的混淆。李楠教授对容易产生混淆的三个概念，历史计量学、历史经济分析、量化历史进行厘清。其次重要的争议根源是史料的使用逻辑。李楠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水火不容，研究范式不是最大的障碍，而是怎么去认识研究材料和研究素材的问题。
最后，李楠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做经济史应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另一方面需要关注比较研究，中国实际上是整个大的研究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孙圣民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孙圣民教授在报告伊始呼吁加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经济哲学的研究，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在经济学科内部以科学性和人文性划分坐标，可以看到，其中科学性最强的学科毫无疑问是理论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科学性最弱的就是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现在经济学内部被经济学的主流方法逻辑思维接管，还出现了很多冲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层次。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终极目标是什么；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的手段是什么。
首先，孙圣民教授引用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阶段性目标是寻求科学性和规律性，总体目标是追求人文情怀，获取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反对观点会质疑，经济学寻求规律科学性，那么人文情怀及其特殊性体现在哪里。这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理论和经济实现的分裂。经济学本身是社会科学，如果其目的要回归到经济学初创时期所强调的增长人民福祉，增加国家财富这个状态，后两个层次的人文考量就无法避免。在实践中，如果用纯粹实证科学的结论去指导经济实践的话，只有两个结果，第一是理论或结论失之毫厘，实践谬之千里，第二则是经济学家会被骂得一塌糊涂，是纸上谈兵。人文社会科学在哲学层面上有很清楚的阐述，科学和人文之间应该有一种张力，丧失理性追求的人文情怀可能会走向偏执，丧失人文的科学也会走向自己的负面，这是历史发展中表明得很清楚的。这一点在哲学上没有争议，但在经济学里面还有忽视的地方。
图为韦伯《经济与社会》手稿
其次，回到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孙圣民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中国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寻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哲学上思考，当前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思想深度的冲突。在经济学当中，如果强调的是工具理性，是能够找到规律。然而实际上一个理论或方法特别强调理性的时候，往往会丧失其思想深度、忽视个性的方面。一个理论如果它确定性越强，其思想深度可能越弱，因为确定性强的时候，有普世性道理，但往往信息含量更少，对解释个案没有价值。理论的普适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应当从方法论的多层次来解决，而不仅是空谈，也可以落到实地，做具体案例研究。孙圣民教授指出，工具理性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追求规律是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同时也需要对科学和唯科学主义进行区分，我们可以追求科学，但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和伦理特征，走向唯科学主义的极端。
孙圣民教授继续往后推，思考因果关系的讨论是否真的是客观的，这种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体现在哪里。孙圣民教授认为，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本身可能没有主观，但当学者把这种工具用作经济现象分析时，必然带有主观视角。另一方面，做因果关系判断之前，就已经有价值关联存在。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学数理模型被很多学者批判到，其缺点就在于它所有的结论已经在其假设中包含了，推导过程只不过是把它的假设抖落出来而已。孙圣民教授总结，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可能不是完美的，但中国经济学也无法完全抛弃西方经济学而再做一套东西、另起炉灶，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因为在西方科学哲学内部也在批判并发展逻辑实证主义，但目前西方经济学还没有找到更加完善的科学哲学基础来完全替代逻辑实证主义。我们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推进，但特别要重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理
郝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郝煜教授分享了姚洋教授写的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认为这段话很大程度代表了他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
郝煜教授认为，经济学和历史学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只不过使用的语言稍有不同，因此也不需要期望经济学就是科学，它就可以去预测所有事情，这不是经济学的目的，经济学做不到这一点，这不能成为对它的批评。
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张亚光教授最后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经济史学在中国学界的现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救亡（发展）压倒启蒙”两大思想脉络撞击融合的延续。经济史学的未来既要强调中国的本土性，也要接纳西方学术成果的合理性，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哲学和经济史学方法论等元问题的讨论。

责任编辑：王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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