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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历史学家描述， 1920年代中期，由三条街构成的唐人街约有200家赌档和200家烟馆，唐人街每家店铺背后都隐藏着赌档或鸦片馆。
唐人街首位华人阿侃开设首家赌档
　　最早的赌档设在勿街，据说是由纽约唐人街第一个华人居民阿侃开设的，他于1858年来到纽约。估计阿侃做事比较圆滑，他的非法生意没太招惹警察来查抄，警察对华人这个消遣玩意儿没有太大戒心，纵容他们去自娱自乐。很快消息便传开，两年内又有一个广东人在勿街也开了赌馆和烟馆，同样也用一个正当的铺面做掩护。
1906年华人帮派分子被警察逮捕。 (资料图)
　　400家赌档和烟馆集中在三条狭窄小巷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氛围，每当周末，劳累了一周的华人单身汉拥到华埠来赌一把或抽口烟，放松一下疲劳的身心。烟和赌成为华埠最赚钱的行当，也是帮派争夺之地。早期唐人街帮派混战，除了一两次是为了女人，其他都是为了瓜分非法行当的盈利。
　　当时唐人街有一个赌博行会，行会制定了业内人士共同认可的规定，也管理得十分有效。那时候纽约的警察非常腐败，贪污无所不在，唐人赌档平均每周要向警察缴17.5元，还要交钱给帮派大佬，不过金额少些，另外还要按盈利点数交钱给赌博行会。
　　1897年某天，警察突然心血来潮扫荡赌档，几周后，华人赌博行业发出公告，制订了新规定。公告说，赌档又重新开业了，但由于有额外开支，因此制订了新规定。以往赌赢50分以上，要抽水7个百分点，现在改了，所有赢钱的赌客都要抽水7个百分点。赢钱超过25元的，抽水14个百分点。
　　赌博行会规定，每家赌档都要把规章制度粘贴在显眼之处。行会会派人检查，没有执行规定的，罚款10元，其中5元分给告密的人。
　　华人最常见的赌博有三种：番摊(Fan Tan)、牌九和白鸽票。番摊游戏起源于中国，赌法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道具。通常庄家和赌客围着一个桌子，庄家抓一两把硬币或小粒东西，用盖碗盖住，桌子标示1、2、3、4，赌客选数字投注，即猜盖碗下的硬币每次拨去4粒，直到剩下不多于4粒，最后剩多少粒。下注之后，庄家揭开盖碗，用一根小棒清点硬币，如果最后剩下2粒，则押注在2的赌客赢钱。押1块钱，庄家赔3块。
1887年报刊插图，描绘番摊赌档被警察扫荡。 (资料图)
　　赌博在当时的纽约是非法的，但全市有超过2000家赌档，要把赌档都铲除是不可能的，警察随时都会来查抄，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唐人街的赌档也时不时被警察突袭，为了生存，赌档和警察达成了一种不可告人的“双赢”协议：贿赂警察以求获得保护。
赌档一年缴的保护费超过300万元
　　纽约的赌档一年缴的保护费超过300万元，这些钱落入警察、市政府官员和州议员的私人腰包里，他们成立一个博彩委员会，掌握了全市所有赌档的名单，齐全到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如果某人想开一家赌档，他需要向辖区的警察分局局长申请，并且缴300元手续费，警察局长会做一番调查，了解一下申请人有没有能力以后每月交款，一个星期后告知对方，是否博彩委员会批准了申请。如果批了，那300块就给分局局长收入囊中，如果没批，就退还。每个月赌档向博彩委员会交钱，从50到300元不等。
　　华人通常英文没灵光到能与洋警察直接打交道，于是这个沟通的“桥梁”就由懂英文、社交手腕灵活，人称“唐人街市长”的李希龄担任。李希龄曾经被任命为唐人街的副治安官，时不时在高档酒楼宴请警官、检察官、律师，整个唐人街都知道他有后台，于是当他去收保护费时，通常都不敢抗拒。李希龄向赌档老板许诺只要交了保护费，警察就不会来搜查，他私下与警察分享保护费。如果谁不交钱，李希龄便把他的赌档地址泄露给警察。
　　警察腐败和黑帮染指，让普通华人怨声载道。有人写信给警察总局局长，指责警察敲诈勒索。一个懂英文的华人对报馆记者抱怨说，警察没钱的时候就来找碴，每个人都必须给钱，不然就被抓。
　　华人把赌博当娱乐消遣，赌客通常是散布在全市各地，周末到唐人街来玩玩的普通人，大部分是洗衣店干活的，“他们吃饭、打打牌，难道跟朋友打牌也是犯罪吗？” 华人对洋人记者说，然而警察冲进来，把人通通抓起来，送去警察局，法官对华人有偏见，认为华人都是撒谎精，都一概惩罚无赦。既然这样，还不如给警察钱，既省时间又省麻烦。
瓜分赌档油水帮派掀起长达30年血战
　　但是赌博盈利太丰厚，谁都不愿意放弃，正是为了瓜分赌档油水，唐人街帮派掀起长达30年的血战，而这期间，警察和华人也一次次上演猫抓老鼠的游戏，文化冲突、种族偏见、贪污腐败、钱权交易，交织于暴力与司法中，谱写着唐人街惊涛骇浪的历史。
编辑：Y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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