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戏的落幕与大变迁的上演
2017年，会以独特的内涵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这一年，阿里和腾讯的市值或许会冲击4000亿美元，它们都已成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但这一年，中国商界更关心的是——万科大结局，万达大变局，乐视大困局，安邦大险局。
万科大结局
长达两年的万科股权和控制权之争结束，6月30日，新一届董事会产生，11名董事中的7名非独立董事，深圳地铁和万科管理层各占3名，形成主导。王石告别董事会，郁亮接棒。
王石最后说：“我给万科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确定了一个制度，就是规范、透明、依靠团队；我成功的时候就是万科不再需要王石的时候，我很欣慰，万科真正稳定的黄金发展期才开始。”
万达大变局
7月19日，万达商业、融创集团、富力地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万达将77个酒店转让给富力，将13个文旅项目转让给融创。
在637.5亿的资产大出让之后，王健林表态，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他说，去杠杆、降负债不仅是国家政策，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安邦大险局
6月13日，安邦集团公告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为履行职务。仅仅一年前，主要依靠万能险的狂飙突进，安邦人寿的总保费规模甚至超越平安人寿，位居寿险行业第二。短短一年后，安邦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从1月的852.58亿元狂跌至5600多万元。
乐视大困局
乐视体系的财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不断深化，贾跃亭辞去乐视网一切职务。7月21日，在以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的乐视网董事会上，孙宏斌当选为乐视网董事长。乐视网发布的上半年度业绩预告，预亏约6.4亿元。
无论未来如何给这家“网红型公司”定性，乐视危机已经给“颠覆”、“梦想”、“生态”这些词语蒙上了阴影，新的创业者再这么讲PPT，收获的更多是质疑。用概念创造高估值，这个时代结束了。
每个企业都会遇到挑战，但性质并不相同。今天——
万科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过去优势和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万达的挑战是，如何尽快与一部分的过去进行切割，然后重新出发；
乐视的挑战是，疯狂编织的梦想无人埋单后，还能不能重建信用；
安邦的挑战是，不知道公司创始人何时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蓝天下。
有的企业，企业家为了企业而存在；有的企业，企业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认为，有梦想企业就应该存在；有人认为，政策应该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么因，结什么果。是什么因，现什么形。
要理解今天中国商业的很多深层次复杂问题，有一把钥匙，那就是读懂王健林的2017。
从1989年下海经商起，28年间王健林是大买家，在全国乃至全球大肆购买土地资产。但这一次，他是大卖家，卖的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给人一种不得不做、又坚决要做的印象。
不得不做，是短期的急迫压力所致。坚决要做，则是长期战略选择使然。
短期来看，万达出让资产是为救急。压力从三个地方浮现出来：一是监管部门要求对万达境外投资涉及的并购贷款、内保外贷进行核查分析，严控项目融资；二是万达商业私有化时募资的对赌压力；三是马来西亚大马城项目，万达与马来西亚当局的合作已经搁浅。
“急病”是过去数年很多因素叠加、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的。这些因素既包括万达在境外投资扩张力度太猛、指标性太强、杠杆较高，也包括“中国首富”不断上头条的效应，最后很可能是围绕大马城的博弈，成了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虽然遭遇了强往肚里吞的巨大压力，但这种短期的阵发性压力，反而加强了王健林彻底推进长期战略转型的坚定性——继续“去地产化”，向服务业、轻资产、新兴行业方向转型。
他一定看到了某些大趋势的深刻变化，才义无反顾。
这种大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演进。
粗放增长和简单的外延扩张是中国经济的老问题。过去对增长最有效也最粗放的拉动模式就是投资、圈地、大兴土木。而土地作为基础资产，在地方政府的眷顾下，价格一直处于主升浪，也让开发商形成了对外延扩张的强烈依赖。大规模储备土地，项目开发利润和土地重估利润两头吃，这是中国房地产的基本商业模式。
但当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当高房价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深、房地产繁荣和实体经济艰苦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1/3以上、发行信用债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债总量的近1/2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必须结束，“涨涨涨、买买买、贷贷贷、炒炒炒”的上半场必须结束。
去泡沫、去杠杆，这是时之所至，势所必然。这个炎热的7月对不少企业是严冬。如果习惯了高杠杆支持下的野蛮粗放生长，可能今后永远都是冬天。
在整个政策环境、金融环境、产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考验一个企业的素质，其关键已经不是如何通过管理创新来提升效率，寻求边际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结构性变迁的大趋势，推动结构变革，并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相匹配。
谈到中国的房地产龙头，不少人关心未来几年谁是“王者”——万科、恒大、碧桂园、绿地、保利还是融创？
这都是以外延式扩张为特征的上半场思维。下半场的新思维框架可能是——如何在给定的资源和资产条件下，创造出可持续性的价值。
大变迁也是大洗牌，注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过去我们在推动某些战略的时候，在具体实施时，往往不够平衡；今天同样要避免用力过度、过犹不及。
以最近颇受争议的对外投资为例。
研究近年来出台的文件会发现一个问题，当初推动对外投资蒸蒸日上的时候，对本应提醒、平衡的方面，有一定忽略。中央高层曾说，“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过快、过猛、虚火过旺，利用中外市场的估值不同进行套利，就把正道走偏走歪了。日本在1990年前后对美国大举投资就交了惨痛的学费，那还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
同时，对外投资和任何投资一样，本身就存在风险。国家审计署近日称，通过审计20户中央企业发现，部分企业投资经营风险管控比较薄弱，具体抽查155项境外业务发现，有61项形成风险384.91亿元人民币。可见，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防控，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对外投资中的问题，就贬损“走出去”的意义，甚至妖魔化“走出去”。中国追求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总体平衡，不是进来的越多越好，出去的越少越好。
目前对外投资中的一些“非理性”，不宜先扣帽子。比如，在国外购买一些“软实力”资产，这种探索本身是有意义的。美国商品行销全世界，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文化娱乐、体育产业放大了美国产品的全球影响力。
但是，争购国外的内容制作公司和体育俱乐部，问题往往很大。因为文体内容的竞争激烈、变幻莫测，投资者也会遭遇很多内容防火墙。而渠道型和平台型的公司会更有投资价值，比如院线或重要赛事的运营商具有很高壁垒，对产业有更多掌控力。
现在有一部分舆论充满极化的猜测，充斥着“逃跑”、“转移”、“骗局”之声，这样的假想和似是而非的逻辑，往往把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搞的更复杂，更不可测。最后，我们回到简单化、非此即彼、帽子横飞的话语框架里。
释放更多善意，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更加理性、全面和客观，这对整个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平等的沟通机制和法治化的途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当我们释放出更多善意，中国经济就能更接近善经济。这不是放松警惕，而是对大时代负责。
商业文明的车轮永远向前。有的公司坚守初心，慎终如始，因而卓越；有的公司勇于自省，因而超越；有的公司迷途知返，因而重生；有的公司执迷不悟，因而毁灭。
而万千企业家、创业者、经理人、投资者，将从这样的活生生的现实观察中，思考自己的命运，改善学习的曲线，不断向前，不断出发。
最近所有的政治大戏，都指向同一个幕后黑手
本文原发于“秦朔朋友圈”，原标题为《秦朔：请记住2017年的夏天，万科、万达、乐视、安邦 || 大视野》，经JIC投资观察编辑加工。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JIC投资观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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