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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伟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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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10年“振兴东北”计划之后，东北经济陷入了断崖式下跌。
坊间出现许多对东北经济的解读：东北人太懒惰、东北人好面子、东北太腐败、东北国企在吸血、东北产业结构畸形、东北人口流失严重，甚至是东北遭到了“资源诅咒”……
这些说法有多大程度上可信？东北到底为什么会衰落？
曾经的巨人
要对东北衰落之谜一探究竟，至少得回溯到1949年前的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过后，日本赢得胜利，从而获得了进入东北（满洲）的机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前后影响东北40年。无论日本人出于怎样的意图来经营东北，日本都对东北未来的经济结构起到了难以忽视的作用。
伪满洲时期哈尔滨市中心一览 / AP
20世纪初，东北尚属资源丰富的处女地，松花江、嫩江两个流域，都是适合农耕的肥沃土地，这些肥沃的平原占去了东北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东北被视为矿藏宝库，俄国人在19世纪就已经染指东北的金矿、煤矿开采。根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为渠道，先建设铁路，后投资港口、煤矿、钢铁和炼油，推动东北经济的现代化。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外资总额已达72%，取得了垄断地位。煤炭产业等现代化工业开始飞速发展，当时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都由“满铁”经营。日本资本使得东北煤炭产量在1930年达到了1004万吨，大约是1918年的3倍。
即使是1937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未曾中断，东北变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其发展程度堪比当时苏联库兹涅兹克和印度的钢铁工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占领后的哈尔滨工业区 / AP
对比1941年的东北与1952年的中国，人口占中国8%的东北，贡献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战前东北人均GDP 69.2元（1934年数据，以1934年货币为基准计算），已经比中国的59.4元（1933年数据）来得高。而1941年东北人均GDP飙升至103.4元，受到连年战争影响，中国直到1952年人均GDP才缓慢接近战前水平的59.3元。日本人无疑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遗产”。
这份遗产的不足在于，东北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基本与本土民营资本无关，只受到少数几个外国财阀的控制；1931年后日本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侧重东北重工业发展，完全无视农业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畸形，这种畸形将在未来几十年深刻塑造东北的经济脉络。
另外，由于东北资源大开发和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华北自然灾害不断、军阀连年混战，外来移民涌入东北。不仅如此，东北城市化速度也傲视全国。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估算，1907年，东北总人口1677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经超过10%。
随着关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涌入，193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增加到2990万人（增加人口的一半为农业移民），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5%，而到了1942年，东北总人口为455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3.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也才刚达到23.7%。
伪满洲时期长春烟草工厂的工人带着医用口罩在工作 / Gettyimages
无论日本是出于战争还是别的目的投资东北工业、现代化建设，无论这些建设计划对中国人的民生有多大负面影响（例如工资率长期低下），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经济基础雄厚已是不争的事实。
共和国长子
可惜的是，这份经济遗产并没能如数交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手中，其中最重要原因是1945年9月-1946年5月苏联在东北的洗劫和破坏。
埃尔斯佩斯·汤姆森在《中国煤炭工业：一部经济史》中提到，苏联人进入东北后，搬走所有他们能搬的设备，搬不走的设备就地摧毁。日本史学家伊原泽周的《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也提到，苏联一边和国民政府谈判，一边从未停止过拆除搬运东北工业设备。
伦敦大学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的《1931年后的满洲国》中，也援引鲍莱调查团的数据称，苏联人以夺取日本战利品的名义，让东北工业生产能力骤减，电力生产能力下降71%，钢铁下降50%-100%，水泥下降50%，纺织品下降75%，直接经济损失约为8.58亿美元（以当时美元价格计算），而搬走和毁坏的设备价值共计20亿美元，给国民政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苏联士兵在当时哈尔滨的日本工厂里合影 / Pinterest
国共内战还未结束，东北已经饱受摧残，但仍然大部分继承了奉系军阀和日伪政府打下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剑桥中国史》估计，1949年，东北提供了中国34%的工业产出。
马迎淇援引《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数据解释道，1949年，“按照原有设备能力计算，东北炼铁能力占全国的71%，炼钢能力占91%，轧钢能力占50%，发电设备容量占30%，各项主要化工酸碱等土业以及机器土业，东北占的比重都很大”。
除上述经济基础外，东北的工厂大多是当时国民政府所有，新中国接管后根本无需将其没收或者国有化。再加上东北最早彻底解放，苏联也最容易对东北施加影响，致使东北成为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贯彻计划经济最彻底的地区。
苏联以另一种姿态频繁地介入到东北的经济中。中苏双方率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分5年付给，年利1%。
根据董志凯、吴江合著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横跨1950-1969年的“156工程”对当代中国经济具有革命性作用，而1950-1952年，苏联就帮助设计了42个项目，30个位于东北，其余位于关内（6个）、新疆（5个）和内蒙（1个）。
1968年，鞍山钢铁厂 / Gettyimages
“156工程”最终实施的项目为150个，1960年中苏交恶前，苏联实际援建了其中的133个。在150个项目中，106个涉及民用企业（东北50个，其余大多位于中西部），44个涉及军工企业（部分造船厂位于沿海，35个在中西部）。可以看出，沿海地区的浙江、福建几乎没得到任何青睐，它们也从此长期游离在计划经济的边缘。
苏联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苏联的技术、设备和专家，也带来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整套模式。东北在高岗的领导下，1948年就率先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建设计划，1949年更是进一步执行了包括生产、修建、经理三个方面的国营工业计划。
中央鼓励东北起带头作用，东北模式很快推广到全中国，1952年10月，中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接踵而至，国家还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国家包办一切
受影响最深的东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包办一切”。在“一五计划”中，农业的存在就是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大部分投资都流向了工业（农业投资不到8%），“156工程”的大工厂受到重点关照。
中央、东北人民政府、省、市、县的计划部门纷纷开启上帝视角，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每年的产量还有产出该如何分配，以达到计划的目标——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网状监管结构（这些在苏联都由中央经济办公室来计划）。
鸟瞰东北某重工业厂区 / 视觉中国
根据《剑桥中国史》，1952年-1956年，全国受上述调拨形式制约的商品数就从28种增加到200种以上。当时国营企业的领导者恐怕还不能认识到，一旦市场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一旦企业的定价机制、工资策略被政府控制，那么就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改进、研发产品，国企的低效问题、浪费问题只会必然发生。
1949年的工业恢复期，东北许多工矿企业已经存在只重视数量轻视质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费的现象。像未来几十年的计划部门一样，当时的东北工业部发出了《东北工业部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制开展反对浪费斗争的决定》，徒劳地希望能以精神鼓励和政治高压来改善国营企业效率，但这些努力均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
1958-1961年，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被无限放大。辽宁鞍山钢铁厂在“一五计划”中表现抢眼，但在全民大炼钢运动中，鞍钢兴建了141座小高炉、37座小转炉和各种土炉子，导致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磨损严重，钢产量从1958年的392万吨、1960年创纪录的561万吨，猛跌到1961年的295万吨，一夜回到1957年水平。
1978年，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从各自的单位中走出 / AP
东北成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战场，这些政治运动很多是为了提高国营企业运行的效率。1960年，国家提出“鞍钢宪法”，主要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号召全国向鞍钢学习。
但其实早在1960年之前，一场类似的运动已经席卷东北。根据复旦大学林超超的考据，在中央动员下，黑龙江鼓励大胆突破“陈规陋章”，“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庆华工具厂在几天内就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搞起了无人发放工资、无人收售洗澡票，这是平均主义最风光的时刻。
对于干部来说，在高指标的压力下，他们早就失去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的信心，还不如将责任下放给工人；对于工人来说，自己的收入与生产效率不相关，再多“鞍钢宪法”，也不能提高积极性。这场运动的结果令许多人失望，工厂上下工序之间的手续减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生产组织效率，但由浪费造成的成本激增、质量下降、机器损坏都非常严重。
资源没有诅咒
资源富饶的东北，从人迹罕至的处女地一跃成为亚洲工业巨头，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成为“共和国长子”，可谓风光了数十年。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改革开放后，东北的经济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东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坐上高速列车，自己却在泥潭里挣扎。
2012年吉林冬季采暖碳排放 / 视觉中国
有学者认为，东北的发展其实是陷入了“资源的诅咒”——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人们发现，日本、新加坡、瑞士、卢森堡这样的资源穷国，往往可以摆脱自然资源的束缚，实现经济腾飞。而中非、赞比亚、委内瑞拉、塞拉利昂等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长期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陷入“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制度相对落后。
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丰富，这些资源却被政府把控；几内亚拥有富饶的铝土矿和铁矿，但财阀和军事强人为矿产资源争斗了数十年；尼日利亚同样以石油丰富闻名于世，但丰富的石油资源吸引来了寻租利益集团，使尼日利亚成为腐败、官僚化问题严重的国家。
非洲第一产油国尼日利亚国内炼油效率低成品油仍主要靠进口，加油站前车辆排起长龙 / 视觉中国
反观澳大利亚、智利、挪威这些自然资源丰裕、同时制度健全的地区，并没有遇到“资源诅咒”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东北的“资源诅咒”其实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诅咒”——东北没有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而科斯已经说过，“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激发企业家精神必不可少的前提”。
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提到，“当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整体性竞争转向市场开放，即各种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同一产品（服务）市场上的竞争时，公有制企业面临的命运就是，或者在市场竞争中淘汰，或者进行市场化改革。”
周其仁认为，国企搞不好，根子在于没有把国企看作科斯所说的“一组市场合约”。国企中有国家的资源，但也有私人资源，比如员工的人力资本。国企应与人力资本签订市场化的合同，保护私人人力资本的产权，而不是靠行政体制配置资源。
辽宁阜新的露天煤矿，资源对东北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 东方IC
国营企业作为东北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改革显然用力不足。根据《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的数据，1978年到1997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了52.3%，而同时期东北仅下降了27.8%，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2001年，浙江的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5.0%，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别是34.6%、19.8%、17.3%。2002年，浙江的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是2366亿元，而辽吉黑分别是960.8、402.2、569.1亿。2002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黑龙江是89.3%、吉林是77.8%、辽宁62.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52.8%。
东北的国企改革，直到90年代才算真正起步，之前虽然也有改革，但总体上还是小打小闹，没有触及真正的改革核心——产权。
80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品价格都逐渐放开，但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军工产品等产品仍然由国家统一调配，而这些化工产品正是东北特产，当时东北的工业产品实行统配价格的比例都在一半以上。
比如，石建国在《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中援引数据称，1985年，黑龙江省的木材依然实行”统配材“和”非统配材“双轨制，统配材占全省的70%。六五期间，黑龙江省的原煤净调出7501万吨、木材4383万立方米、原有21907万吨，分别占产量的40.5%、57.7%、82.7%。
2013年，东北大连一炼钢厂工人正在作业 / 视觉中国
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振兴东北战略后，将目标对准国有企业改革。虽然经过几年，东北三省的国企改制基本完成，但是质量堪忧。很多企业不仅没有改掉国企的弊病，反而重新加入央企，到2007年，辽宁省有四成国企重新加入央企。
这种改革方式，没有触及核心问题——产权改革，反而是强化了公有制特征，无异于引鸩止渴。2015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其中辽宁省有6家企业上榜，黑龙江3家，吉林则无上榜企业。相比之下，浙江的上榜企业为138家，江苏为91家。
东北人真的懒吗
长期浸泡在计划经济父爱主义保护下的东北，改革开放后一直被计划经济的遗毒所困扰。东北以国企为首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公有制经济用官僚等级制替代了产权制度，其官僚化程度居全国前列，似乎让外地人对东北人形成了刻板印象：懒惰，而且崇拜权力。
《凤凰周刊》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振兴东北，先震东北人》，身为东北人的作者激愤地说道，“懒成了现代东北人的通病。在南方，你可以到处看见30度高温下，民工挥汗如雨，干活不惜力的情形；而在东北，你会看见大家更愿意衣着光鲜，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也要刻意表现尊贵而不屑选择‘下贱’的劳作；许多青年宁愿游走江湖、给人看场，用鲜血和生命去搏杀，以期一朝富贵，也不愿意本分地干活，靠勤劳吃饭。”
2007年11月23日，辽宁阜新，三名拣煤女工，工作的辛劳全都写在她们的口罩上 / 视觉中国
但东北人并不是天生如此。实际情况是，民国时期东北不仅有东北传统文化、山东胶东文化、西方文化，还融入了鲁西、豫东、晋南、江浙、两湖文化。
《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提到，在20世纪头几十年，关内移民融入东北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必须要面对严酷的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接受近代大工业流程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分工，勤劳是必备品质。
关内移民的身影出现在铁路沿线车站，装卸、搬运、打包货物。他们从事房屋和道路建设，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但是可以获得比农业劳动更高的收入。像林木采伐和加工等危险性高的劳动，征召对象也普遍是关内移民。
移民进入东北后，许多人甚至会进行东北范围内的二次迁徙，以求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自发的有理性的迁徙活动使东北地区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状态得到改善。
黑龙江黑河，冒着严寒在街头卖茶叶蛋的老奶奶 / 东方IC
当时的本土东北人不仅没有担心因此失去自己的生计，反而担心劳动力不足，“按现今的状况，要雇百万、二百万的苦力尚无甚不便，但苦力的需要年年增加，将来对于雇佣苦力，将不免感觉困难。”
20世纪头30年，在东北永久定居的关内移民就将近1000万，现代的东北人许多就是这些关内移民的后代，也是上述不排外的本土东北人的后代，说其具有懒惰“天性”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就是改革开放后，除辽宁之外，黑龙江和吉林都成为了人口净流出地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除去流入人口，净流出180万。
在“五普”中，黑龙江省15-44岁年轻劳动人口占迁出人口比例达70%，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口占迁出人口75%，其中有许多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东北人，你也很难把这些人称为“懒惰”。
2017年东北大学生冬季招聘会 / 视觉中国
只是那些留下来的东北下岗工人，确实有不少还怀念改革前的国企时代。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都继承了安德鲁•华尔德(Anderw Walder)所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工厂存在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组织性依附”和以“庇护关系系统”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国企工人对单位组织产生极强政治和经济依赖性，以换取合法的身份、特殊分配的福利。
在那个年代，工人的收入和生产效率不相关，积极性低落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反正他们捧着铁饭碗，平均主义又何妨。过了数十年，当这种关系或者文化开始消褪时，他们只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在原子化的计划体制中融入太深、过得太久了——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
东北计划经济的遗毒还表现在东北恶劣的营商环境。2008年，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选取了四项指标：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和强制执行合同，将样本分为东南、环渤海、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域。沿海城市如广州、南京、上海、杭州，营商环境综合指标毫无悬念地领先全国，东北数据并不乐观。
东北（长春、哈尔滨、沈阳）开办企业所经历的程序、时间和花费分别是最后一名、第三和第四；登记物权（例如房屋土地产权）的流程，上海只需要4个步骤、29天，东北表现最好的沈阳也要12个步骤，整个东北平均得花54天。
获得信贷方面，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程度哈尔滨、沈阳、长春分别排在了第10、第14和第19；强制执行合同，东南沿海审理一件普通的商业纠纷案件平均花费230天，东北地区竟然需要363天时间，地方法院系统执行效率和信息透明度都存在明显差异。
辽宁大连，散落在地的商务区规划图 / 东方IC
根据智库Bruegel员工在知乎上公开的2012-2014调查数据，在东北地区461家受调查的外地企业中，有306家企业“已实际撤资/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2012）未来五年内有离开意愿”，占66.38%。这些企业以制造业（99家）、批发零售业（91家）、服务业（79家）为主。剩下的115家五年内不准备离开东北的企业，以房地产业（74家）和重化工业（69家）为主。
在Bruegel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企业（51.33%）认为“当地政府以及相关政策”是企业“在东北地区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比例最高，浙江所属的华东地区，认为当地政府及相关政策是最大发展阻力的比例仅占18.93%，远远低于东北。是制度，而不是资源，再一次成为东北的诅咒。
参考资料：
[1]日本满史会(1988),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曲晓范(2001),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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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正清(2012),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周其仁(2004),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6]林木西,和军(2006),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求是学刊.
[7]石建国(2009),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
[8]世界银行(2008),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Elspeth Thomson(2003),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Routledge.
[10]伊原泽周.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rancis Clifford Jones(1949)Manchuria Since 1931,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1]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广东经济出版社.
[12]Alexander Eckstein, Kang Chao and John Chang(1974).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The Rise of a Frontier Econom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pp. 23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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