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最初是由英国一名爱好收集自然与科学标本的医生(Sir Han Sloane,1660-1753) 收藏的各种标本发展而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800万件藏品,含概了历史各个方面文物的综合性博物馆,同时也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

2018年1月14日，下午2点半，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特别邀请到了大英博物馆专业讲解师叶明老师，带领会员参观了新开馆的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本文既是一个活动的简单回顾，同时也尽力将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些重点文物为大家做一个基本介绍。

大英博物馆

在英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1902),也是大英博物馆藏品大量增加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英国政府通过占领并建立殖民地的方法,从世界各地抢夺了大批的珍贵文物,目前很大一部分收藏在现在的大英博物馆内.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区域不止基本是按照区域来划分,包括亚洲区,美洲区,非洲区,埃及区,等等,反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本土的文物在整个世界历史及文化长河中位置显得渺小.

叶明老师今天依旧按照新中国馆参观的基本路线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中国馆区中的大部分展品.

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2.3万件，是海外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1992年，在香港实业家、收藏家何鸿卿资助下，设立“何鸿卿爵士东方文物馆”。今年重新开放后更名为“何鸿卿爵士中国及南亚馆”。目前对外展出亚洲文物2000余件，其中半数为中国文物。

首先,大英博物馆目前现有中国藏品大约2.3万件,包括了历史,文化,宗教,美术,书法等多个方面.很多都是现在国内已经无法看到的珍贵藏品,现在展现的只是一小部分.

参观博物馆，其实除了照相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知道博物馆收藏品后的故事，以及每个展览区域的展品布置的灵魂，思路。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中国馆作为最重要的文物收藏领域，布展思想，其实应该是大家首先要了解并且理解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看懂博物馆，看懂文物！

在了解布展主题，思路之后，还需要的是有像叶明老师一样的专业资深人士，为大家带来文物后面的故事，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参观博物馆。没有以上两点，都只是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已。

总结一下：参观大英博物馆这样的重量级博物馆，有两个要求：

1. 自己要有文化

2. 要让更有文化的人带着你一起参观讲解

首先看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布展思路，叶明老师并没有明确的告诉大家布展思路，官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以下为大叔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如有偏颇，请多指正，反正你指正了我也不会改的。

从目前中国馆的展厅布局来看,贯穿的是两条主线:1,宗教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2,中国陶、瓷器的起源以及贸易的发展.大家根据这两条主线来参观中国馆,相对来讲能够更好的理解和领悟。

新馆的正中央，最显眼的是这个鼎，

为什么放这只鼎在中国馆最显著的位置呢？

在奴隶制鼎盛时代，鼎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也称列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公羊传》）。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九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依次类推。后来，列鼎制度废除，但是这一制度赋予鼎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却保存了下来。鼎在成为祭祀礼器之后，很快演化为国之重器，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

例如，1995年联合国五十华诞，中国即以世纪宝鼎相赠。有人说：“鼎作为一种重要礼器，象征着团结、统一和权威，是代表和平、发展、昌盛的祥物。” 联合国也因此破例接受了来自同一个成员国的第三件礼物。上个世纪末，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中央政府均以回归宝鼎相赠，象征中国对香港、澳门主权的全面收复。

从布展的思路上来看，有一个基本的主线就是时间顺序。首先看到的这个展柜,摆放的是距今大约3500年前,也就是新时期时代左右,以及商朝或者更早期的玉器,大家看到的这种长方形立式的玉柱,其中中间高凸出部分是原形,底部为方形, 有一种说法，所谓”天圆地方”,是用来祭祀天地的仪式上使用的，但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学术上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

玉琮来自中国南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件重要的陪葬玉，刻有脸孔

玉璧来自中国，商朝，约公元前1500-1050年

玉面来自中国，新石器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

在展柜的下层,是一些古老的陶瓷碎片,

分别是出土于我国的半坡村及马家窑,(

国内叫做

半坡村及马家窑文化遗址

).这些碎片,看起来很普通,

但确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早的陶器文化的起源的有力见证.

接下来的展柜,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上代,战国,西周时期的鼎及编钟,在国内目前基本还能找到一些残存品. 旁边的这架最早期的鼓,是战国时期用的战鼓,表面早已经没有,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接下来是西周年最重要的文物之一：邢侯簋和康侯簋

康侯簋（西周武王时期，约公元前1046年前后）：1931年从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出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器底铸铭文四行二十四字，记述周王伐商，命康侯建国于卫地，为亡父制作此器。铭文：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图）于卫，涾司土疑暨啚，作厥考尊彝。

康侯簋上的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后，姬封被分封到朝歌建立卫国的历史，姬封死后，谥号为“康”，他的庶子便以“康”为姓氏，姬封因之被称为康侯，康侯簋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

邢侯簋（西周成王时期，约公元前1020年前后）：

1921年出土于河北邢台，现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有铭文68字曰：“隹三月，王令荣内史曰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拜稽首，鲁天子厥濒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令于右周，追考。对不敢，邵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册王命，乍周公彝。 ”

邢侯簋是邢侯为了祭祀自己的父亲周公而铸造的。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曾辅佐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儿子周成王即位时年幼，周公又竭尽全力辅佐成王，稳固了周成王的统治地位。周公死后，周成王为报答周公辅佐之恩，便封周公的第四子姬苴为邢侯，封地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邢台。姬苴受封后，为祭祀父亲周公，铸造了大批青铜器，邢侯簋便是其中之一。

它有一个划历史的意义是在于最早将文字铸造进入鼎的底部,使得对于鼎的年份考证提高了一个很高的精度并对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继续前进,一看眼熟,对了，

它们就是我们经常看见出现在门上的哼哈二将了,

采用的是早期的唐三彩工艺制作,由于是早期工艺,

现在有一些褪色,这也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唐三彩作品之一.

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唐三彩鼎盛时期的作品.色彩经过1900多年仍然鲜艳,可以说是陶瓷艺术里的宝藏;中央这个展柜里的唐三彩分为六人六兽,但是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它们分别是属于两套,是后来人为的摆放在了一起,前边六个,分别是镇墓兽一对,镇墓神一对,还有是文武两位随从(从衣饰上分别),后边六个分别是两个驯养骆驼和木皮的仆人,以及背着货物的马匹及骆驼.

前边一套六枚是从我们国家武汉地区发掘的一个王侯的墓穴中发现,属于唐中期作品,主要是主人用来镇守墓穴,保佑平安之用.后六枚的创作时间大致相同,但是描写的却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场景.

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真正的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但是一般人是不肯能看到的，它被大英博物馆深藏着，现在采取的是电子屏幕的形式展出。

据说世界上只剩两幅摹本，其一为宋人临摹，被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笔意色彩皆非上品；另一幅就是大英博物馆中的，它本为清宫所藏，是乾隆帝的案头爱物，藏在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盗出并流转到英国。

顾恺之《女史箴图》公元6至8世纪

原标题：大英博物馆将展出《女史箴图》(图)

　　《女史箴图》局部

看完这些,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东方馆目前最大的展品:壁画.

大家注意看这副壁画,---典型的敦煌壁画风格,但是经过考证,

这副壁画不是出自敦煌,而是出自500年前的山西省,五台山清凉寺

;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把这副具有典型敦煌壁画特征而不是敦煌壁画的艺术品摆放在

这么显著的位置?它究竟想向我们说明什么呢?

这副壁画描写的内容:三尊佛像,典型的吨黄风格,

色彩绚丽华贵而稍带女性化特征,面部丰满,充满想象力.

但是从它的文物考古价值来看,远远没有敦煌壁画有代表性及价值,

为什么摆放在如此重要的中央位置?

看到这里,我们必须提起一个人,”Stein”中文名字叫做 (1862-1943),提起这个人,

所有的中国考古文物学家莫不痛心疾首,

正是这个英国考古学家于1906年进入中国的甘肃及新疆,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的方法,

从中国偷走了总计29箱的珍贵文物.

其中包括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希世珍宝,包括方汗简,敦煌壁画,

佛经,书画等等.其中更包括:我们国家最早的报纸”

敦煌枢密院上奏书

”,大唐西域游记手抄本,

梵文佛经手抄本等等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价值意义的文物.

好了,我们回到壁画本身:这副壁画描绘的是三尊佛像,

从绘画风格来看,分别是佛教中的

竖立三世佛摆法

;

中间是现在佛像—释迦牟尼佛;左边是过去佛---也叫燃灯佛;

右边是未来佛.在佛教经意当中,

释迦牟尼是负责掌管现在世界的最高佛,

他掌管着这个世界现在的一切生灵与神鬼;释迦牟尼,

原来是古印度的一个小国的王子,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修行,

历经108难,终于在农历的12月初八,菩提树下,修成正果.

这也是我们国家喝腊八粥的一个说法.

敦煌风格的壁画,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

他对于我们国家佛教的起源考证,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但是,

具体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传入中国,一直有很大的真论.

直到敦煌文物的出土以后,才逐渐统一了观点.

现在基本的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主要为唐朝或稍前,主要有三条路线,也就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家现在佛教的三大派别.他们分别是：

1,大乘佛教：主要路线通过西域,以丝绸之路为主要传播路线,流传下来的经文主要以汉字为主,形成了今天的汉文系佛教;

2,小乘佛教：主要是通过今天天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传至今天的云南,主要以今天的广州为中转,主要语系为巴利语系;

3,通过吐鲁番一带,传到西藏,与当地的宗教融合后形成今天的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

更多中国文物欣赏：

▲铜牛头东周时期公元前4th-3rd世纪

这个牛头和一个类似的虎头（现存美国华盛顿特区自由画廊）是从一个战车埋葬的墓穴中发掘的，坟墓就在洛阳附近，这里曾是周朝的首都（公元前771 – 221），后来证实这是周王的陵墓，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铜首的精美。公牛的头非常圆，突出的耳朵，大眼睛和模仿的鼻子和下巴，眼睛曾经镶嵌玻璃,现在已经瓦解。

这两只动物的头可能用来装饰战车车轴，后端有一个矩形套接，套接部分顶部和底部有方孔，用于安装和固定木轴。

▲ 铜鼎商朝12th-11th 世纪

古代祭祀时盛装食物的器皿；青铜器最早是在商朝开始铸造，目的是祭祀等仪式时使用，而并非用于日常生活中；成套的青铜器通常会伴随主人陪葬；这个双耳三足鼎，上刻有两种主要纹饰；一种为多个矩形或菱形图案，其间铸有铆钉造型；另一种为上部的饕餮纹变体，饕餮纹由这种带状纹饰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形成了更加丰富的纹路变化。

饕餮纹的典型特征是，有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颔等，有的在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余下空间多填以云雷纹。饕餮上有类似水牛的角、老虎的鼻和鸟的羽毛。布局一般为：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成兽面形象，大眼、有鼻、双角，通常没有下唇。

学者把商代和周代的饕餮纹分为4型：“独立兽面纹”、“歧尾兽面纹”、“连体兽面纹”与“分解兽面纹”。独立兽面纹无体无尾，而分解兽面纹是到殷墟二期才兴起的，躯体和尾变化为线条，足、爪则已消失。

饕餮纹最早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但没有角、躯干和尾。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在玉器上刻上饕餮纹，但实例只有一个。二里头文化中，有一种特有的青铜牌饰，上亦有饕餮纹。

商代青铜器，尤其是尊、卣（音有）古代一种中型酒樽，青铜制，一般为椭圆形，大腹，敛口，圈足，有盖与提梁，多用作礼器，盛行于商和西周、鼎、罍（音雷）之上，大部份都有饕餮纹，而且占器物的最主要部份。与商朝同期的四川三星堆文化，在青铜器尊、罍上也使用饕餮纹，图像与商代的稍异。周初仍然流行饕餮纹，到西周中期归于衰落。

饕餮纹后世仍偶有使用，如第五套人民币20元纸币正面印有饕餮纹。

“殷人重鬼”，商代饕餮纹有其宗教意义，但具体意义何在，学者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饕餮纹上的神兽，帮助巫师沟通天地人神，是巫师的助手。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神兽是氏族所祭祀的自然神或远祖神，是受上帝之命，降雨并带来丰收的神祇。也有学者主张，这些神兽就是上帝本身，饕餮纹就是上帝的脸。

▲景泰蓝佛教曼荼罗或坛场清朝 AD 1772

坛城，梵文音译“曼荼罗”或“曼陀罗”。用立体或平面的方圆几何图形绘塑神像、法器，表现诸神的坛场和宫殿。坛城是密教修习和供奉的重要法物。

这个小型建筑代表一个佛教曼荼罗在三个维度。景泰蓝曼陀罗在乾隆皇帝时期（1736 – 95年在位）很受欢迎，镶嵌着珊瑚和翡翠和银铃铛。本尊均严格地依照藏传佛教仪轨中的规定一一表现出来，繁而不乱，反映出宫廷工匠高超的工艺水平。

景泰蓝工艺从拜占庭进口到中国。起初，它在中国被认为是粗俗和花哨,不过最终深受欢迎；中国在15世纪完善了这项技术。

▲镀金青铜曼荼罗清朝17-18 世纪

这件精致的青铜曼荼罗是汉藏风格的物品。清朝时期在中国制造，但呈现的却是藏传佛教的元素。这件铸造品就如同一朵石榴花，与莲花样式的印度铸造品有点相似。

佛像与装饰合为一体。在花坛的中央有一尊佛像，其佛教头衔为本尊。他与其般若，即智慧缠绕在一起。20尊佛像环绕着本尊和他的般若，每片花瓣上有两三尊小佛像立於圆鼓，即祭坛前方。花瓣上刻有佛像和各种符号，包括：马、大象、轮子、香炉、水罐、仗、伞、缎带、天蓬和宝石。

▲ 明掐絲琺瑯云龍紋大罐明代，宣德年間

宣德掐丝珐瑯大罐高逾60厘米。大英博物馆这件口沿两侧有“大明宣德年制”“御用监造”双款的掐丝珐瑯云龙纹大罐非常有名，博物馆官方网站上最耀眼的明星正是这件重器。

掐丝珐瑯技术自元代传入中原后深得皇家喜爱，至明初尤盛，明代带有官方年款的掐丝珐瑯只有宣德、景泰、嘉靖、万历年间制造，此件大罐即是珍罕的宣德官方年款存世珐瑯器中器型最大者，身高逾60厘米，早在1967年便入藏大英博物馆。

据记载，存世尚有另外一只，可与其配为一对儿，目前保存在苏黎世藏家乌氏（Uldry）手中，而就在2012年，美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里，悄悄出现了第三只宣德款龙纹大罐，由一位中国买家现场以135万美元拍得。

大英博物馆这件，铜胎质地厚实，包浆古旧，造型敦实古拙，丰肩收腹，配有圆纽卷沿圆盖。该大罐色调浓郁且对比强烈，具有明早期掐丝珐瑯的典型特点。以宝蓝色珐瑯为底，上面有珐瑯彩极少使用的紫黑色，通身满布黄、绿、蓝、白、赭、红各色交映的卷云纹，龙身为大面积的黄彩，呈轮状五爪张弛有力，红焰、绿发，须发前冲，体现标準明代龙型。

因为体积较大，这个大罐被放置在玻璃展柜最底层。跪在地上贴着玻璃看这件馆藏，对比刚从美国拍出的另一件宣德款龙纹大罐，两件大罐几乎一模一样，龙纹带盖，美国那件却是红色龙身，更为难得。传世的明代早期掐丝珐瑯器寥若晨星，带宣德款的龙纹掐丝珐瑯，面世的也仅此三件而已。

▲釋迦牟尼鍍金青銅像明朝，永樂年間

这尊历史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像，复杂的设计和金属铸造工艺，彰显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融合。

西元8世纪，西藏王邀请佛教僧侣修建寺院，并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传播佛教。最终，佛教掌握了很强的势力，吸收当地信徒。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联系由来已久，西元9世纪，中原和西藏佛教僧侣谈判达成和平条约。从那以后，很多中国皇帝，尤其是明朝和清朝时期（1368-1911年）的皇帝，都受到佛教僧侣神赐能力的鼓舞，成为了藏传佛教忠实的支持者。

这尊历史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像，复杂的设计和金属铸造工艺，彰显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融合。它是现存的15世纪早期最大、最华丽的中藏佛教风格的青铜器之一。这尊青铜像分三部分铸造：佛像和双层莲花座、矩形阶梯式基座以及图案为火焰和缠枝花纹的椭圆光轮背景。

佛像的姿势表明着释迦牟尼抵挡住诱惑，获得了安宁和真理。

▲黃金劍柄東周，西元前6-5世紀

非常精致的透雕铸金剑柄。在古代中国，金银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是带有权贵色彩的材料。而玉和青铜更为珍贵。黄金通常用来做装饰，镶嵌或镀在青铜器或漆器上面，在器皿或其他单件物品上很少用黄金做装饰。

然而，东周时期（西元前771-221年）黄金的使用范围开始扩大，金器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卓越的青铜工艺，人们不再利用敲打成形的工艺而是使用模具来制作黄金装饰物和其他物品。

这件黄金剑柄的两面都有明显的线条，从而得知它很有可能是在两个模具中铸造的。它的顶部与剑柄和剑刃相接处都向外凸出。剑柄是镂空的，其两面都装饰著名的“蟠龙纹”。

黄金剑柄易碎，有可能不是用作真正的剑柄。制作这个剑柄可能是用于展示或置于墓穴中陪伴亡者。

▲玉璧商朝

玉璧上有乾隆皇帝的题诗。乾隆皇帝（西元1736-1795年在位）是古物的大收藏家。他设法获得了许多著名的古画、青铜制品、瓷器和玉器作为皇室收藏。他对古物收藏的喜好导致一些行家将他们珍贵的绘画作品制作成副本，这样他们的原作就有可能得以保存。

乾隆皇帝不仅想要拥有这些物品，他还想将自己的玉玺印在其上，或者在这些物品上题诗或批注。他经常在绘画作品上这样做，他还在特殊的瓷器和玉器上也刻上自己的想法。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玉器最多的人。他的玉器收藏涵盖了这种珍贵材料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件玉璧圆环或圆盘可以追溯至商朝（约西元前1500-1050年）。乾隆皇帝在他的题词上说，他的诗词构思来自于玉璧精美的形态和所用玉石的质地。

▲玉蝉汉朝 (206 BC – AD 220)

古代中国，“蝉”经常成为生日礼物，代表祝福，祝愿长寿，“蝉”代表了复活；玉在中国一直被高度重视，可以传世，具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力量。古人死后，玉蝉被放置在尸体的舌头上，一同埋葬。

▲象牙雕“乳姑不怠” 清朝17th-18th 世纪

《二十四孝故事之乳姑不怠》，唐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每日栉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数年而康。一日病，长幼咸集，乃宣言曰：“无以报新妇恩，愿子孙妇如新妇孝敬足矣。”

崔山南，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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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海外流落史

中国文物的海外流落史

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

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被掠走海外。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1860年：八国联军抢劫北京城

1860年，北京古都遭到了八国联军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 所失“已数十万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