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诸多残酷常常被避而不谈，历史的幽暗处又禁忌重重，但方方依然试图在这个时代寻找容身之所。以一个作家的身份，62岁的她一边坦率地记录着历史，一边愤怒地参与着现实。
文｜李婷婷
编辑｜金焰
摄影｜黎晓亮
造型｜逛逛
化妆｜俞钗钗
她说的话就是她的意思
62岁的方方女士坐在一排化妆镜前，额前的头发被发夹固定在头顶，整张脸交由化妆师涂抹，画眉，涂眼影，夹睫毛，打粉底，画腮红，这些都是作家方方从未尝试过的。11月8日早上9点半，方方在摄影棚接受了《人物》杂志的拍摄。在得知需要化妆时，方方在微信里发了一个流汗的表情，随后又强调了对服装的意见，「我完全不适合穿正经服装。」这位已任职10年的湖北省作协主席，常常在聊天时露出顽皮又狡黠的神情。她说着一口带武汉口音的普通话，哈哈笑时会露出前排牙齿。作家林白形容方方身上有一种「从人类的童年延续下来的极其明朗、明亮像阳光一样纯粹而温暖的东西」。
不出所料，拍摄当天的「正经」服装都遭到方方的拒绝。包臀半裙直接被请出了化妆间，紫色高领毛衣勉为其难穿上了。第二套衣服是蓝绿色宽松直筒连衣裙。「抗议」无效后，方方穿上了它，脚下是自带的灰色浅口低跟皮鞋。在摄影棚的白色背景里，方方坐在一个白色方块上，摄影师给了她一本书，一个绿色挎包，和一件薄外套，请她想象自己正在地铁上看书。方方配合着翻开了书，挎包被随意地放在脚边，她嘟哝了一句：「我在地铁上都是看手机。」摄影师接着让她把外套搭在胳膊肘上，方方以「看书怎么可能把衣服挂手上」的理由拒绝了。外套随即被方方豪迈地挂在了肩上，像一条随时准备擦汗的毛巾。
这是方方一贯的坦率直接。「她就是高腔大嗓，有什么说什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好接受，觉得她怎么那么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杨柳和方方认识了34年，是方方3部长篇小说的责编，「你看她当作协主席，她可以在会上说我不想当。现在哪一个在位子上的人会在公开的场合这么说呢？大家听完总是会去想那个话后面有几层意思，可对方方来说，她说的话就是她的意思。」
即便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方方也不忌讳公开表达她对某些事情的厌倦。湖北作协主席每5年一届的换届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一次，已连任两届的方方退休的决心相当坚决。
就连已经做了5年的「春秋讲学」都暂停了。这原本是方方上任作协主席之后最为看重的项目之一。11月初的北京已经开始入冬，风刮得厉害。方方带着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科大」）的几位老师坐高铁到北京调研。此前，湖北作协和华科大联合举办的「春秋讲学」办了11期，已成了华科大的品牌活动。
「现在我不想做，很累。」方方坐在酒店房间靠窗的位置，一边喝着保温杯里的热茶，「我们没什么经费，一直很艰难地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出来调研看人家怎么做的。今天看了很沮丧，别人学校条件那么好，有专门的人员、充足的经费，又有场地。我们只是借了间教室当办公室，老师们都是做义工。」这位早就不想干的湖北作协主席像是对自己的行动发出了质疑：「为什么要我们这么艰难地去做这件事？那我们又何必去做这件事？」
她解释，作协她只是挂个名而已，没有权力，也不管事，只是主持了不少专业项目。她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没有任何待遇。当主席后，她的工资也没多涨一分钱，她跟同事开玩笑说，「我是贴钱给你们当主席啊。」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坦率直言正是方方一贯的底色。在最近的一次湖北作协主席团会议上，方方一如既往地随性发言：「我想起辛弃疾一首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把它改一下，『我看主席多厌烦』，后面还有这一句，『料主席看我应如是』。你们烦我，我也一样烦你们，但是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责任，主席团还没有完，我们把这个会还是咬着牙齿开完。以后大家相忘于江湖，不来往就是了。」

「双打」选手
人们发现，这位早已成名的女作家，年过六十以后似乎愈发愤怒。过去几年里，她在微博上公开批评诗人柳忠秧在鲁迅文学奖初评推荐前四处活动「把所有评委都搞定」，质疑诗人田禾拿同一获奖作品在作协里反复评职称，这一连环举动轰动一时。湖北作协主席要通过公开质疑的方式才能对抗系统内的暗箱操作，这本身成了一个悲哀的笑话。
《人物》记者和方方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柳忠秧去世第9天。10月27日，这位3年前因为方方的一条举报微博而把她告上法庭的诗人，在饭桌上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柳忠秧和方方的官司经过了两轮审判，方方最终败诉。
柳忠秧去世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律师询问方方是否撤销再审申请，方方拒绝了。「我是个人本主义者，他不到50岁死去，从个人角度也很可惜。但这不是我跟柳忠秧的问题，是我跟法院的问题。我是争取我的批评权利，而且后面很多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批评权利。我要做给后面的人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能放弃。我也要做给法院的人看，遇到这样的案子你们要再三斟酌，不能瞎判，我说我跟你们较真到底。」
这场被不少媒体称为「世纪之战」的文坛侵权案，打破了文坛表面的平静。「不用说跟鲁迅那个时代比，就是和比较近的时代比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有多少文学之争，有多少理念论争，许多时候都是非常激烈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就此事接受采访时说。但在今天，这样纯粹的争论越来越少，「批评者们大多充满戾气，一言不合就打官司。」「许许多多文学之外的因素影响着文学，也使得任何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
「说来说去是因为我生评委的气嘛。」初评推荐前，方方回绝了一个请她在即将举行的鲁迅文学奖初评推荐时为柳忠秧帮忙的电话。发那条微博前，方方也早就知道柳忠秧通过了初评，但一听说柳是全票通过时，她气愤得不行，「我没想到人情比文学要重这么多！如果永远让这种人得逞，还谈什么规则，还有什么节操呢？」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方方的愤怒如同一座常年不衰的活火山。年轻时候的方方也常常「放炮」。在各种文艺学会、名人会上，她总是给管事的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作协的老同志们接纳了这位异见者，他们习惯了方方的坦率，提起她时总说，「她呀，童言无忌。」方方感激这些老同志的包容，「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你不会去害任何人，你只不过就是把意见说出来，他们就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尴尬。」可同样的情况放在今天，「可能就会有人给你穿小鞋了」。
随着年龄渐长，这座火山的喷发强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旺盛、活跃。方方的大学同学童志刚说，「像我们这个年纪一般不会去说这样一些话了，年轻时候可能还有一点，到后来慢慢地，事不关己嘛，中国人现在基本上不涉及自己的利益，都是看客了，谁去说这个话呢？」
时代变了，在她的很多同学眼中，方方却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方方的大学同学、前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她没有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同样的一种价值判断，很多人跟着这种变化，大家的观点都变了，而她没有变，结果（她）就变得有些格格不入。」
发完批评柳忠秧的微博后的第八天，方方说她收到了诗人田禾的辱骂短信，「你知道我对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我想让你四肢不全，或割掉你的鼻子……」大半年前，方方在田禾评正高二级职称时投了弃权票，但他还是成功晋升了。方方打印出了长达3页A4纸的辱骂短信，让作协的人评理，最终同意让田禾写份检讨书就了事。但田禾并没有认真检讨。愤怒之下，方方开始按照规则层层举报田禾。尽管实名举报，举报内容俱已查实，但在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作用」。2015年4月，她发了一条6708字长微博质疑人社厅长。3个月后，田禾被撤销正高二级职称，并受到了处分。
在这场和柳忠秧、田禾的「混战」中，方方成了一位「双打」选手。时隔3年，再次向《人物》记者回忆起那场「混战」时，方方一脸轻松，时不时开一下玩笑，她总结自己的行事风格，「就是你不要惹我，你惹我，我让你一步，你还更嚣张的话，我一出手是不会回头的，他们说我这是金牛座。」
「方方真是能扛很多事情。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尤其是女人。」杨柳说，「出了这么多的事，她就是一个人在扛，她也不害怕，也不退缩，你来了我就顶着。」和方方相识20多年的《长江文艺》副主编曾楚风说，「方方经常说，她是工人，她怕什么。」
方方当过4年搬运工。父亲去世，母亲身体抱恙，3个哥哥或在外地工作或下了乡，19岁的方方担起了家庭重担。当时搬运工工资高，一个月能挣42块钱，足以让她和母亲衣食无忧。这个在家里备受宠溺、小学老师还要她「克服骄娇二气」的小姑娘开始拉板车、扛大包、开土吊车，体重只有80多斤却能扛起100多斤的大包，还因此落下腰伤。
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来说，这4年的生活是颠覆性的。工人们随地吐痰，讲脏话，打群架，女工追着脱男人裤子。对待方方从未见识过的生活，工人的态度相当豁达，「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工人朋友之间那种「拍胸脯」的仗义也让方方深受感染，谁的亲人去世，谁受伤了，全体都会去帮忙。「我现在还是有点江湖气，就是属于工人那种打抱不平啊这些东西。」

精英分子要把这些记下来
在和柳忠秧、田禾的「混战」之中，方方没耽误写作，关起门来，依然是慵懒的一方世界。
二十几年来，方方保持着「随意」的作息，凌晨两三点睡觉，中午12点起床，早午饭一并吃了，清一下柜子，换个桌布，洗个碗，泡杯茶，喂狗，在院子里浇一下花，拔一下草，花谢了剪个枝，「在家里打几个转天就黑了」。她每天会散散步，一小时5公里，或者在跑步机上快走，走一次看一集美剧。已过花甲之年的她最近学会了在手机App里下单买菜。写作写累了，她还会淘宝一下。
对方方来说，写作向来不是一件多费劲的事儿。她有源源不断的题材，10个、20个排着队等着她挖掘，5到6部长篇小说也正耐着性子等她来写。她把写作当做一种倾诉，「心里积累了很多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但人物能够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很想把这个人物写出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它给你带来愉悦。」
方方曾为武汉的一条路写过一篇小说。那条路紧挨着东湖，几乎是附近居民通往东湖的必经之路。东湖有西湖5倍大，堤岸漫长，附近居民闲来就会去那儿溜达。方方在湖边散步时，常看到一个女人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男人抱着录音机坐在湖边，女人就去跳舞。
这条路后来被修建成了封闭的快速路，人行道横线消失了，唯一的路口开在了领导常进出的东湖宾馆前。附近的居民要去东湖，只能走地下通道。有一天，方方站在地下通道附近等朋友，她突然记起那个推着轮椅去东湖跳舞的女人，地下通道只有楼梯，那个男人又要怎么过去？这一闪念，让方方心跳急促，她为此写出了中篇小说《声音低回》。「武汉市后来再建路，就把我的小说买了一批发给负责规划的人员看，就说要注意。」她说。
「我经常对社会非常非常不满，很愤怒的。」在和文学评论家王尧的对谈中，方方说，「一想是蛮痛心的，为人痛心，为这个国家的文化痛心，为整个全民的道德水准痛心。但在现实生活中你一定要讲，别人不说你是个疯子？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写小说有一种倾诉的欲望，你只能坐下来，把你认为很痛心的东西，放到作品中间。是倾诉，我要说出来。」
早在90年代，学者戴锦华就把方方比作「工业时代的行吟歌手」，「或许方方的写作，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引人注目的一处标记。」
这样的评价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于方方。在青年评论家付如初看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剧烈，足以为文学提供丰厚的素材，但「中国当代文学某种程度上是辜负了这个时代的」，而方方是「文学回馈这个时代赐予的丰厚素材的为数不多的代表」。「如果从当代作家中挑选一个『时代的文学书记官』，那非方方莫属。」
现实有多复杂，对现实主义作品的争论就有多激烈。2013年，讲述农村青年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城市里奋斗最终自杀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发表，方方就面临着读者的拷问。针对这篇小说的争论集中在了涂自强选择自杀这一点上。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一直坚强隐忍的涂自强最后怎么自杀了。
方方的回应显得诚恳而悲伤：「不是他没有韧劲和耐力走下去，而是我没有了，是我单方面结束了他的人生。他的理想很低微，很现实：只想在城市里立足，只望有一份如同常人一样的生活。在我眼里的残酷，在他却已经是习惯。他接受了，并且不打算抗争。其实，这是真正的涂自强，消失在这世上的只是50年代出生并且在城里长大的我自己而已。面对这个时代，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一个不合时宜者，还是涂自强们。」
选择这个题材的方方显然是个「不合时宜者」。「方方知道的这样的事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而且一直在感叹这个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特别深入地思考它，更没想过通过文学方式思考它。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我们都有感触甚至愤怒，但是说到写作，脑子里面马上就会出现：哦，这不是我的题材，虽然它很震动我。」《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编辑、《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说。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经历得多，对时政有一种天然的关注，忧国忧民之心人人皆有。」在和作家马原的对谈中，方方谈及他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我们是很幸运的。理想主义教育色彩总在那儿的，不是那么容易，好像一下子就能冲掉的。其实有些人赚钱也好，干什么也好，实际上很多人还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我个人还是理想主义者。」
眼下却并非理想主义者的时代。现实的诸多残酷常常被避而不谈，历史的幽暗处又禁忌重重。但方方依然试图在这个时代寻找容身之所。这名「时代的文学书记官」记录着现实，也记录历史。在方方笔下，一座城市的辛亥革命记忆、一座消失的武昌城、一段土改历史都纷纷涌出故纸堆。方方借自己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里大学教授龙忠勇之口道出她的历史观：「有人选择遗忘，有人选择记录。我们都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这样就很好。」在方方看来，当年土改的人和被土改的人都基本离世了，这一代人已经走出了阴影，「其实是可以和历史有个和解的，老百姓可以忘记，但精英分子还是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让后代知道。」
写作之外，方方也常常活跃在微博上，转发时事新闻并稍作评议，有时一天连发好几条。「不可思议」是方方微博里的高频词。现实的「不可思议」常常只能一声叹息，对一个作家来说，「除了记录，一个写字的，又还能做些什么？」

属于她的位置
去年12月，方方终于辞掉了《长江文艺》杂志的主编一职。接下这份活儿的唯一原因是，她是湖北作协主席，而这本作协主办的杂志急需救火。省作协主席的身份把作家方方放在了另一个位置上，除了写字，她确实还能做些什么。
方方当选湖北作协主席后，会员们常常写信请她帮忙，起初每个月能收到一大摞。会员的诉求她记在了心上，「我一个人去帮助你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做些项目，有能耐你就参与。」扶持农民作家、工人作家、青年作家，办读书会，做公共诗歌空间，修《湖北文学通史》……方方担任主席以来主持的专业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作协是干嘛的，不就是做这些事情，给会员一些帮助，把全省的文学做起来，做得有氛围嘛，给爱好文学的人一个平台。」
2012年，方方连任湖北作协主席。「2012年、2013年，那是我最累的几年。」当时方方还得了支气管炎，连续生了3年病，常常住院。这期间，方方担起了《长江文艺》主编的职责，办起了「春秋讲学」，其他的专业项目也一个不落。
回忆起那段最累的日子，方方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倒有一点得意，「他们经常跟我说，你是钢铁战士。我抓作协的项目，同时自己在装修房子，我照样写小说啊，我当主席，起码3部长篇都是这个期间出来的。」《长江文艺》现任副主编曾楚风称方方为「女超人」，和方方一块工作让她相当安心，「方方精力充沛，同时可以干无数件事情，思想又非常敏捷，我们这些人都比较懒了，她都是拖着我们走的。」
尽管方方当起主席来能力超群，但最初成为省作协主席并非方方所愿。她对此毫无兴趣，「当个作家挺好的啊，不用去管乱七八糟的事情。」2007年，上级就出任作协主席一事征求方方意见时，她记起了湖北作协老主席骆文几年前曾对她说的话，「如果哪天上级提名你当作协主席，在征求你的意见时，请你一定不要拒绝。我们希望你能出来承担一些事情。」
这个挂名主席始终没能真正在作协里找到属于她的位置。「你把名字给他们挂了，那他们应该尊重你这个主席，你有自尊心啊，但这些人根本不尊重你，你的任何意见他都不听的时候，你也很恼火。」柳忠秧、田禾事件则更彻底地击落了方方对作协留存的一丝信心。
远离省作协主席所置身的喧嚣，方方更加珍惜写作这片宁静之地。那场「混战」发生时，方方正躲在深圳一个朋友闲置的海边别墅里写作。写作的位置正对着窗外的大海，清晰的海浪声一阵又一阵袭来。这是方方盼望已久的写作生活。在海浪声中，她一节一节地开头，否定否定再否定，「好像是不停地在推门进门，推过很多扇，走了很多死胡同，然后终于找到我要进去的那个入口。」写作让她感到兴奋，兴奋之中，她的内心生出了另一种自由——「你的手指敲击在电脑键盘上的声音，仿佛是你在与整个世界对话。你可以很自由地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们，你对这事的想法或那事的观点」——而这份自由，在束缚和压抑的现世中是绝对没有的。

奥迪说：
如果从当代作家中挑选一个「时代的文学书记官」，那非方方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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