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媒体创作大赛的第十七篇作品

没有人天生是魔鬼
但也没有人一定是好人
好人和坏人从来没有绝对的定义,好人不过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作出符合大众要求甚至更高尚的选择,如果把他放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或需要从众的位置上,好人也不一定是好人。
有人说我这样的想法把人性想得太过阴暗,我曾经也会觉得,没有谁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假设从开始就不会成立。
直到我来到美国。
斯坦福监狱实验
故事开始前,先讲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故事。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Philip Zimbardo做了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他以自愿的原则招募筛选了24名心理健康的正常人,通过抽签的形式分别赋予他们狱警和囚犯的身份,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实验观察。
(图片来自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拿到囚犯牌的人被提前告知:你们有可能被剥夺部分公民权利,同时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医疗治理;
而拿到狱警牌的则被告知:我们不能对囚犯实施肉体上的虐待,但我们可以制造无聊、制造烦躁感。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恐惧。

我们可以制造一种主宰他们生活的武断权力……他们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始终在监管之下,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做任何、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体性……
(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在这样的前提下,Zimbardo还煞有介事地找了一群真警察上演了一出逮捕大戏,入狱后的待遇也与真实囚犯无异——
脱光衣服打驱虫剂、换上“监狱”统一连衣裙、戴丝袜头套和脚镣、以编号代替名字......这是对囚犯去人格化的第一步。 
(实验中的真实逮捕,图片均来自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接下来才是“角色扮演的重头戏”——
第1天:狱警通过快速报编号、铺床、反复做俯卧撑等方式在囚犯前树立权威。
(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第2天:囚犯们通过撕掉编号和用床堵门的方式反抗。

狱警们也开始用灭火器喷射、赤身裸体捆绑、或者关禁闭等方式对方囚犯。
(反抗者被赤身裸体关进小黑屋,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第3天:革命失败的囚犯们开始消极忍受,狱警让囚犯用房间里的铁桶大小便,并且不准清理;半夜把他们叫醒做列队、蹲起、俯卧撑等各种体罚。囚犯8612精神崩溃,提前退出实验。
(“囚犯们”大小便的铁桶,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真实实验中崩溃的“囚犯”,图片来自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第4天:有狱警表示自己听到消息,8612号计划带人来解救留在这里的囚犯,Zimbardo立即把囚犯转移到同一座楼的另一楼层,此刻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自己也深陷典狱长的身份之中。
(Philip Zimbardo)
“你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改变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典狱长,不再是一个实验者!”
Zimbardo女友的出现成为事情的转机,她痛斥他已经完全成为对邪恶无动于衷、拥有至高权力的典狱长。
(囚犯被迫模仿动物交配,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大梦初醒的Zimbardo终于决定第二天就终止实验。
“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在第2个犯人出现情绪崩溃时就立即终止实验,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戏剧性的证据可以展现情境压力支配个体、压制个性的的强大力量”,Zimbardo博士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
后来各路媒体也开始反复重复Zimbardo的观点:只要环境稍作改变,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会变成残暴的野兽(有权力)或丧失自我的奴隶(无权力)。
(图片来自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到了这里你可能依然觉得,这跟我们屁民有什么关系?
当我看到美国学校里充斥的“校园暴力”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环境和群体对一个人的改变。
仔细想想,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么一两个被孤立的同学?大家都不理他,甚至嘲笑他,发给他的卷子可能是被踩过的,体育课他也永远是自己坐在操场边......
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就这样毫无理由的被群体抛弃,而处在群体中的我们,也往往自然而然地忽略了这种人,或者刻意去避免跟他的接触,因为
“大家都不理他,那我去跟他做朋友也会被孤立的啊”。

殊不知,即使没有真正的施加暴力,我们在大环境影响下的默许,也逃不开帮凶的嫌疑。
社会联结、集体意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当群体极化发生时,则弊端更甚。观念相同或相似的人构建出一个大环境,大环境的“威力”又迫使另一部分人放弃思考和发声,多数人建构出的不是众声喧腾的自由意见市场,而是口号整齐划一的理性崩塌。
最终,这里只剩下一种呼喊,且声音日趋响亮。诸神离开,鬼在狂欢。
因此,当我们身处振臂疾呼的人群中时,最重要的是能够抽身出来,独立判断。在任何时代洪流中,清醒的大脑都弥足珍贵。
我们必须判断何时服从,何时拒绝。
只是很可惜,作为一个亚裔留学生,我们的声音也很难被听见。甚至,我们都可能是被歧视的那一部分。
美国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主义,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群体作恶”?
Zimbardo在TED演讲的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新的情境。第一条路,你会成为恶之犯人,你将会欺骗、或允许欺侮。第二条路:你将因漠不关心袖手旁观而内疚。第三条路:你成为一个英雄。在合适的情境出现时,你是否真的做好准备选择第三条路?

每个人都有成魔的潜质,有人说,我们未必是好人,只是没有机会去放荡。但我希望当可以“放荡”的机会到来时,我们能将对于英雄的想象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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