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爸爸是个大善人,最见不得人受穷。他说天下穷人太多管不过来,但在自己住宅方圆二十里内,不允许有穷人。然后,老爷子把附近的穷人都赶走了。”——郭德纲《怯富贵》
高级的幽默往往暗含格调和褒贬,讽刺更是艺术风骨的支柱。虽是相声,但“赶穷人”这一幕却足以让国人发出会心笑声。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不妨聊一下“于大爷现象”。
赶走穷人,于大爷会更幸福吗
按照相声设定,于大爷位列北京十大富豪,住在二三环之间的四合院里,生活中各种奢华富贵难以尽述。什么是妻妾仆从,哪个叫车水马龙,当真是豪门盛宴,天上人间。
我们假设于老爷子成功将方圆二十里的穷人都赶走了,这就基本上在北京的中心地带造就了一个高达314平方公里的富人区(相当于北京城六区面积总和的五分之一)——总之一国首都不可能是无人区,那留下来的自然非富即贵,起码能入于老爷子的法眼。
那么接下来,于大爷和他的朋友(邻居)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便了。
首先是直观的生活服务不便了。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对于生活服务的需求列表如下:

可以发现,除了一卡通充值点、燃气缴费服务点这种带有“公家”性质的机构,其它绝大多数服务都是需要市场上的私营企业甚至个体户提供的。就拿TOP5的卖菜点、便利店、早餐店、家电维修、餐厅来说,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基本全是外地流动人口。
然而,北京居民可真是离不开这些外地人——以中老年龄段北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频率最高的需求,卖菜点为例。如果品质差别不大,有63.7%的人更希望在家门口的小摊买菜。而早餐店是中老年北京居民第四高的生活需求,有68.4%的人表示,每天都是在“个体早餐摊点、小便利店、小餐厅”解决早餐问题。
不消说,这些服务机构里,雇佣了大量穷人。如果把他们从方圆314平方公里的地下室、防空洞、群租房里赶走,那么于大爷和他的邻居们,每天就只能跑到十公里外的小摊上去买菜和吃早餐。
当然,于大爷和邻居们非常有钱。一不在乎每天至少跑来回二十公里的油钱,二不在乎让仆人每天在家自己炸油条……噢对了,仆人。
于大爷还将增加一笔可观的开支,要么给每个仆人提供住宿,要么就得开更高的工资,弥补他们来回奔波或居住在临近高级公寓内的损失。然而,这还没计算仆人们的隐性损失——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场景基本全部断绝,甚至于就有亲戚朋友属于被赶走之列。
要知道,即便在目前,也有47%的北京居民对当前的社区生活服务算不上满意。而穷人们消失后,于府仆人们甚至还要被迫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理发这种原本可以低价购买的服务。不难想象,这些仆人的幸福感将会被削减到什么程度。最终,于大爷不仅要花更多钱雇佣仆人,还得到了品质更不稳定或更差的服务。
于大爷再有钱,也改变不了基本经济规律,这就是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在美国,一个高端人才(比如高科技从业者)来到城市,一般会创造4.3个就业岗位(律师、牙医、教师、收银员、服务员等)。所以在美国大城市的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有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类似的乘数效应为2.19。平均下来,每增加一个高端职业(或称可贸易职业),将创造0.24个金融职位、0.11个租赁职位、0.08个地产职位、0.06个批发零售职位、0.09个餐饮职位、0.06个其它生活服务职位等。
即便不算于大爷,光于府那上百号仆人(类似于中产阶级),就需要200多个社会岗位为之服务,与之交易。如今这些人大半都被于大爷赶走了,中产阶级的悲鸣即将迅速填满于大爷的耳朵。想必,于大爷也不会那么快活吧?
穷人有苟活的权利吗?
于大爷可能会问:这些城市里的穷人,都是谁?他们住在地下室、防空洞、群租房里,有什么意义?
还是用数据说话吧——
不难看出,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第一产业(农业)人口,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当这些农民进城干起服务业后,他们创造了比以往高得多的价值——

2011年,中国第三产业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仅仅一年后,第三产业对GDP的增加值就超过了制造业,位列第一。如果问城市里的流动穷人有什么价值,这就是穷人的价值——他们通过自身的勤奋拼搏、对生活条件极度的容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极低的公共资源占用,解决了自身庞大群体的生存与转型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这就是中国人的可怜可贵之处,当国企衰微时,工人们纷纷“我不下岗谁下岗”;当农业凋敝时,农民们纷纷跳下热炕头,进城去服务那些享受信息经济红利的中产和新贵们。不需要什么调控指导,也等不来什么支持保障,每当变天时,中国穷人们就会自觉找活路,在沉默中摊负整个社会的转型成本
坊间曾流传一首《下岗妹自强歌》,虽有戏谑,但其中部分字句,恰是这种场景的真实写照——
“不占地,不建房,不给国家添累赘;
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
这些城市里的穷人,曾经的农民。由于此前被禁止土地流转,没有生产资料,因此不具备什么资本性收入,也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和十年间房价涨了近400%的北京居民而言,这些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家伙无疑破落不堪,在朝阳大妈面前,这些蓬头垢面的家伙则更颇为可疑,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未尝不可。
“价格接受不了可以选择搬家”
然而,如果不让他们苟活于城市贫民窟中,他们要去哪里找活路呢?农村出身的劳动力人口依然占据全国的一半以上,除去逐渐衰微的密集制造产业,还有哪里可以安排这么多人的工作?除了隔壁邻居外,全世界哪个国家,能够做到一边是宽阔干净、静谧安详的都市,另一边是破败凋零、食不果腹的乡村,两个世界的人可以互不打扰、永不相见?
于大爷不是金三胖,也承担不了赶走穷人后的微观和宏观后果。要不你们谁劝劝,让于大爷收了神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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