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华人学者：耶鲁没有教的人生道理让我学到了3件事

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

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

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

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

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

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

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在发表于《美国学者》杂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一文中所写的那样。

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

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

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

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但我认为，二十多岁时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乐，主要原因在于我将生活看做是一场个人主义的奋斗——这种心态高度体现了耶鲁的精神与态度。我的教授们、我读过的书，以及我与同学的晚餐交谈都让我确信，耶鲁学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团体，命中注定要升至社会顶层，去统领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众——这一切应验得有多快，这个社会就有多么公平与公正。我决心要靠自己独立取得成功，以证明我有多么出众——正因如此，我不仅觉得愤怒与沮丧，而且还感到迷茫与孤独。

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

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

老实说，耶鲁和常春藤确实有着一流的教授、上进的同学与世界一流的资源。那些有幸被它们录取的学生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改变人生的教育。但进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而申请这些学校的竞争却又如此激烈。在一头扎入其中之前，我们应当先理清头绪。

首先，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常春藤学位会影响毕业后的收入。研究者发现，虽然常春藤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学生与被常春藤录取，但去了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在毕业收入上没有任何差别。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既聪明又用功，无论上哪所大学在生活中都会成功。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中的困苦与挫折。最终，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与人合作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成就。

最后，个人经历告诉我，常春藤教育——因为它热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绪智能，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隔绝，因为它的品牌与名望带来太多自负——有时会让学生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我在高中仍会上最难的课程、踢足球、当校报主编。但我会因为自己真心享受这些事情而去做。同时我会确保自己有时间与朋友出去玩，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会被耶鲁录取，但我会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

别误会了：对上了耶鲁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每次失败只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让我们更努力地奋斗，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对于我而言，耶鲁是一场挫败——可到最终，它只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明智、也更忠于自己。

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

来源丨纽约时报中文版（微信ID:nytedu）

作者丨江学勤

翻译丨杜然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版》。几年前，作者在网站上发表了《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不够全面。耶鲁其实是教会他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所思所学，也塑造了作者今日的性格。几年后，作者写了下面这篇文章：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

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

对于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师问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我在里面写道，耶鲁大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其带回国。

让我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

这里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们传授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细读”(close reading)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维）。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优化（元学习）。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创造力）。

一般认为，这第三件事在中国实现的难度最大。中国学生被迫在考试中相互竞争，但科学告诉我们，创造力来自内在的动机、合作和社会目的感。如果中国想培养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那么也需要培养出下一个甘地和达芬奇。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

今年二月，我在北京八中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向该校的英语教师传授耶鲁的“细读”法。

我们读了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第一章，然后我向诸位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那是一天的什么时候？几月份？几个角色多大年纪？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师们必须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耶鲁念英语专业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训练。只是那些文本更复杂、节奏更快、问题更抽象，但思维过程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我还是会像看书那样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强大的是学习能力，这是耶鲁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鲁，我们得选修四个学科的课程——语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所有学科都专注于开发我们的元学习，也就是对我们处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讨班课程上，我们最后往往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要做论文，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然后通过研究来形成一篇论文。我们在研讨班课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这有助于我们对论文进行打磨。

这种教学方式类似于瑞典研究者K. 安德斯·埃里克松(K. Anders Ericsson)的“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今天不管是学什么，它都被视作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刻意练习”中，我们首先需要通过提问来确定我们的学习目标。其次，通过研究采取不同的策略，将学习过程系统化，通过在研讨班上分享我们的想法来获取反馈意见。最后一步是思考并重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比如通过撰写和编辑学期论文。

2016年春天，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聘请我为它的本科生设计一门计算逻辑课程。虽然我对教学上的创新了解不少，但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所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逻辑门电路库、内存、计算机功能结构和低级编程。我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包括上在线编程课程。最终，我偶然找到了开发课程的最有效方式。我首先在线观看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课程，通过网上快速搜索填补知识空白。然后，我教给一个本科生志愿者小组，在他们的问题和反馈中，我发现了我的教学计划中的差距。然后，我与另一组学生重复这个过程。

2016年12月，成都市同辉学校，作者与五年级的学生交谈。

今年，我向成都的这群小学老师就这个同一过程上了一节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八月天，我把这些研究问题交给同辉学校的新老师，教他们元学习。那个上午，大家都很沮丧，下午我让老师们自己写研究课题，这是要求最高的元学习技巧。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打磨问题，使其更具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且能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我们把“中国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部”改成了“中国哪部电影里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处建筑在电影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上网搜一搜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就能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另外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学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收集证据，并且对结果进行比较。

我原本觉得那次工作坊并不顺利。所以，当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他们受益匪浅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然后，我记起自己在耶鲁大学的元培训。我的教授在研讨班课程上抛出的大多数问题，都伴随着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我还在脑海中回味、重演着那些问题。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同辉学校的老师身上重现。

我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第三件事是，一个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利他主义的人生。诚然，就我来说，这个经验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我身上奏效。

在耶鲁，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典型的文科文本。当亡父的鬼魂命令哈姆雷特去报复杀害他的凶手时，这位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王子在生活上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但是哈姆雷特秉持非常高的道德水准，以致无法对杀害其父的冷血凶手、篡夺王位的克劳狄斯(Claudius)动手。在自我怀疑中，他甚至考虑过自杀，但还是投入到对正义的追求中。这是一个关于在黑暗的时代里努力做一个善者的故事。

在耶鲁研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等人的作品时，如何在黑暗的时代里行善曾是我们着手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位于人类如何才能富有创造力这一问题的核心。捷克裔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哈伊·克森特米哈伊(Mihalyi Czikszentmihalyi)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创造力、道德和利他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1999年，我从耶鲁毕业，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作家已经植入我的心灵。出于对行善的追求，我来到中国教书。我发现在北大附中教英语很有意义，但我也想名利双收，这是教师这份职业无法给我的。我变得迷茫，理不清头绪。我失去了从哈姆雷特身上学到的价值观。

2006年，我在阿富汗为联合国工作，待遇优渥，那份职业非常受人尊重。但这次，我有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不满来源：我夜不能眠，因为我知道自己拿的六位数薪水应该用在那些营养不良的阿富汗人身上。六个月后，我辞职了。没了工作，我入不敷出，我把责任怪在耶鲁身上，它教导我要尝试做好事，但在一个自私的世界里，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在我人生中的那个低点，我甚至认为我在耶鲁所受的教育毫无价值。后来又时来运转，2008年，我在耶鲁大所受的教育终于派上了好的用场，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让我去打造它们的国际项目。

这是一个梦想中的工作，我尽力运用我在耶鲁所受的教育，教学生们思考，为自己学习，并且努力做好事。但因为自傲和愤怒，我毁了自己。我想尽快地功成名就，但老师们发现我没有经验、缺乏耐心，而我则认为他们又蠢又懒，结果2012年7月，我被解雇了。

事后证明，那是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失去了我热爱和擅长的工作，迫使我久久地去思索，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我写下了《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明确身上的缺点，走上救赎之路。

事后看来，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联盟的声望和竞争力让我心生傲慢与功利，因为我相信我的学位理应立刻转化成财富和成功。但我现在也可以看到，耶鲁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会了我一些技能，令我在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学习和命运的主人。虽然这个文凭很珍贵，但人文教育是无价的，因为它令我们具备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这种生活会带来创造力，带来爱和幸福。

在过去几年中，作为一名教育顾问，只要能帮助孩子们进入像耶鲁这样的学校，我是可以说富就富的。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专注于学习如何与老师们合作去推动教育改革。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长沙，我过着奔波的生活，只要有学校愿意给我机会，我就愿意去工作。在与中国各地的许多老师们合作之后，我现在明白了，自己当初认为他们懒惰、愚蠢是多么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许多老师，其实都是无私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虽然课程和意识形态方面往往存在着种种限制。他们每天都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江学勤于19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北大附中、北京四中担任外教，后又分别在深圳中学、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担任校长助理，负责国际项目。他曾任《中国青年报》、《纽约时报》中文网教育专栏作家，是百万美金“全球教师奖”评委，著有《创新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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