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的100多天，应该是我人生目前最非同寻常的一段经历了。我的实地研究——“肯尼亚高血压病人的家庭支持与用药依从性之间的联系”，是我第一个自主设计并投身一线采集数据的研究课题。在这充满新奇与挑战的非洲之旅中，我收获了大量深刻的启发与成长。
熊尚志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硕士
100多天里，我惊艳于肯尼亚独特的风景与文化之中；通过与很多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们交流互动，我深入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问题；因为调查受到了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漫长审核而经历了最为焦虑的等待；由于肯尼亚总统大选中突发的各种变故，我曾被迫11天足不出户…… 这些种种经历，有的十分美好，让我欣喜雀跃，也有些则艰难辛苦，甚至是让人焦虑不安。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让我感到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肯尼亚的自然风光：大自然的原始与色彩缤纷
从小就知道肯尼亚是一个“动物王国”，充满了大自然的魅力。来到肯尼亚之后，我也确确实实被这边美好的自然风光所打动。三个月的时间给了我足够多的探索的机会。不必说在马赛马拉大草原的狂野周末中目睹的动物大迁徙，也不必说在东非大裂谷的纳库鲁湖泊旁看到的两道彩虹，单单说我们居住的地方那些不经意的小小风景，就足够让人陶醉。
我实习所在的非政府组织（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APHRC）位于内罗毕的郊区。那块地方人烟比较稀少，居民房也不是很多。我们每天早晨走路去上班，都会觉得美好的景色让人精力充沛：那里的天空总是湛蓝而明晰的，洁白的云层中经常有老鹰在盘旋；大路旁边的小峡谷中有着一些断断续续的树林，树林周围零星地分布着一些住宅房子；大片的田地里种植着咖啡树，树上结着红色和绿色的咖啡豆，时长有农民在采摘这些咖啡豆。所有这些景色要素构成着一幅幅典型的内罗毕郊外的风光图，原始而和谐。
肯尼亚的老百姓：健康保险缺失下的“被贫困”现象
肯尼亚的人口有着极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即便只是在内罗毕这个城市范围内，也可以在视觉上很明显地感觉到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排他性。在这里，贫富差距大到让人感到悲哀。我可以在某一个早晨，在一个市中心的咖啡店里看到一个衣着光鲜的家庭兴奋地计划着他们周末去蒙巴萨的家族旅行；然后在同一天下午，在一个贫民窟地区的诊所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带着他病重的儿子来寻求帮助。两种家庭迥异的情况让人唏嘘，而更让人唏嘘的是，更接近第二种情况的家庭在肯尼亚占着大多数。
在一个周末，我拜访了一个生活在Korogocho贫民窟的家庭。那个家庭有一对夫妻和四个女儿，他们全部都生活在一间非常小而拥挤的房子里，到处散落着不卫生的家具厨具。他们对我非常的热情，尤其是那位父亲。他是家里的唯一的收入来源，在当地的集市当搬运工，一家人生活非常艰难。我问他，“您觉得您和您的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跟我讲的一句话让我始终难以忘怀：“我们不需要钱”。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他解释道：“比起钱，我更需要的是能让我自己赚钱的稳定的工作；我需要我的孩子们能够完成他们能取得的最高的教育；我们想要健全的卫生保险。”
与这位父亲的这一段对话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身处贫困漩涡之中的他可能触及了这一个问题的核心：贫困并不是来源于缺乏外界的经济救助，它来源于人们缺乏有保障的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更由于健康保险的缺失，人们在疾病的威胁和难以负担的健康需求下更容易“被贫困”。贫困是一个亟待打破，也可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同时，这一段对话也让我因身为全球健康硕士而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自己能够参与到全球健康事业中来，为打破这一个循环而在自己的专业方向尽我的一份力。
当地伦理委员会的项目审核：三个月的漫长等待
我是我们这一届所有同学中最后一个从实地调研回到学校的，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开学两个星期了。造成这个结果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当地伦理委员会对我的调查项目长达三个多月的的审核。
在这反复的等待和催促的过程中，我和调研组的伙伴们学到了很多。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回答——“我们会尽早给你答复”，“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发邮件给你”，“我们这周之前会给你相关信息”……这些一开始还让我们感到安心的承诺，在经历无数次打击之后，最后几乎完全变成了空头支票的代名词。我们认识到，面对多个部门的合作时——尤其是与你对其没有影响力的单位合作时，你的项目的“把关人”很可能只有你自己。在这样的协作关系中，你必须礼貌而强硬地持续主动督促对方，直到任务完成。否则你的优先权只会被对方一再后置。
总统大选的风波：11天足不出户
经过不懈的坚持，我们的调查研究终于通过了审核。八月三日，我们迫不及待地进行了期待已久的第一次数据收集。当天的数据收集情况非常喜人：我们一上午就收集到了15份问卷和2个采访，这让我和研究伙伴们都非常兴奋。然而我们没想到的是，从那一天开始，肯尼亚2017年总统大选带来的各种不安和紧张气氛就开始升级了。
早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各个单位提醒和警告过，肯尼亚的总统选举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尤其是在贫民窟的地区周围——而我们收集收据的医院就在贫民窟区域。在八月三日这一天的数据收集结束之后，我们便被学校和当地的合作组织强烈建议停止任何户外活动。由于当时我已经从郊外搬到了市中心居住，大家都建议我们尽早储备好食物，留在住处内不要出门，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那是一段比较混乱的时期。当时，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止了服务；我们的当地研究助理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进行投票；我们合作的医院也不再回复我们的电话和邮件；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多方媒体得知，内罗毕有很多地区开始出现暴力流血事件。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又看到新闻报道指出有反对党指控称选举结果中存在作弊现象。因此，深居室内的我开始在大清早被户外街道上的游行示威的声音吵醒，四处起伏着人们的抗议声和口号。在一个早晨，我坐在房间内整理资料的时候，竟然从窗外的远方传来了七声我从未亲耳听到过的声音——枪响，以及紧随之后的救护车奔鸣的声音，让人心绪紊乱。
这一整段不安的状态持续了11天。得益于先前的各种建议和警告，在此期间内我储备好了足够的食物和水等资源，也进行了一系列可以在室内完成的工作安排。可是尽管如此，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再次到来的漫长等待的深深焦虑，和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状态的担忧和顾虑。幸运的是，我在那期间跟家人和朋友保持着持续而密切的联系，他们总是能让我感到安心和再次充满斗志。我的导师，阎丽静教授也一直帮助和鼓励我，并及时地帮我们与杜克大学海外办公室联络，进行有效的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为我们提供及时有用的建议和规划。
波澜起伏的十一天过后，选举的风波终于平静下来，我们也终于得以在八月十五日再度展开数据收集的工作。这一整场动乱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条件。此外，当我们身处有风险的环境时，一定要重视保持与他人的联系，来寻求及时有效的信息和帮助。
与高血压病人的交流心得：尊重他们自己的故事
在经历了数据收集之前的各种挫折之后，终于到了我们能够正式开始数据收集的时候。由于此前的大量耽搁和延误，我对于每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病人都格外珍惜，非常认真地倾听着我们的每一段对话。
受访的病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一个父亲因为不能负担自己大女儿的高中教育而倍感愧疚；一个年轻人热血沸腾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出国学医；一位妇女因为担心自己会把高血压“传染”给她的儿子而生活在深深的忧虑中；还有一位女儿为了照顾心脏病的母亲而特地搬家来到了这个诊所附近……我在与他们的交流时常有意无意地将谈话延伸到了调查项目之外，任由自己被他们的故事而启发和打动。
其中有一位病人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很和蔼的中年男子。当医生把他介绍给我访谈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伸手出去，想与他握手。在一瞬间，我似乎察觉到他有一丝犹疑，但是我并没有在意。直到他缓慢地伸出他的右手放到我的右掌下，我才震惊地意识到，他的右手上，缺少了手指。那一刻我心里非常慌乱，不知应该如何反应才合适。所幸的是，我很快的整理好了心情，握着他光滑的手掌，很自然地打了招呼。而后在与他进行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由于这一个插曲而导致的内心的尴尬。当然，我们完全没有谈及关于他的手的话题。但我可以想象的是，他的右手应该是有着一个悲伤的故事。那可能是一场事故，或一次疾病，甚至是一次暴力事件。我感到充满歉意，因为我的疏忽可能让他回想起了那件不美好的往事；但我更加体会到的是感恩，感谢他即便如此，依然握住了我伸出来的手，依然充分配合地帮助我们完成了调查。
在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中，那些所谓的“研究对象”，都不仅仅是一些“样本”，“观测值”，“数据库”；他们不是一些没有生命的数字。他们是一个个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故事的个人。他们应该得到调查者们全部的感激和尊重。
我的调查项目最终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不久之前，当地的研究助理为我们传送来了最后的问卷和采访的数据。我们最终获得了104个问卷数据和20个采访记录，略微超额地完成了任务。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好好地整理和分析数据，然后就能着手写论文了。
在这充斥着大量意料之外的挑战的旅途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在全球健康科研的实地调研中，存在着大量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因素。我们在前往实地之前，要用最全面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来培训和武装自己。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所有的意料之外，沉着冷静地处理应对。我为自己选择前往肯尼亚进行科研调查而感到开心，更为自己是全球健康事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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