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我搬到纽约市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男的，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离开酒吧后，我们走进了东村一个24小时营业的餐厅。在那里我们点了三明治和炸薯条，然后坐着聊天。聊着聊着，手中端着的咖啡已经从滚烫变成冰凉，可是我们还坐在那里谈着说着。桌子紧挨着厕所，上面粘乎乎的，都是油，窗外是Veselka教堂。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你们愿意我给你们主婚吗？
那时候，天还亮着。认识这个男人还不到9个小时，可是我心里巳经泛起了一片涟漪。我忙不迭地说："愿意，当然愿意"，然后我们用手指蘸着鲜红的番茄酱，在餐巾纸上开始写"结婚证书"。女服务生看着我们，翻了一下白眼，不过她同意做我们的结婚见证人。这以后不久，我知道了一件事：这个和我在餐桌上结婚的男人，他在酒吧里做了好几年了，他的工作就是给顾客撬开生蚝。这段经历使他成了一个遇事冷静，目光锐利，能辨别好坏，非常有内涵的人。我的意思是，当谈到生蚝，他既没有眉飞色舞，也没有愁眉不展；他既没有坚持要我只吃那种长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的生蚝，也没有建议吃时挤点儿柠檬汁上去，别的什么都不要放。他认为佐料多了会吃不出生蚝的原味，另外，也是对生蚝的不尊重。
我喜欢生蚝，可那时候还没有到十分喜欢的地步。我吃"生"的生蚝。现撬开的生蚝，新鲜多汁，肉肥滑嫩，完整的一片。吃时嘴唇抵住蚝壳边缘，轻轻一吸，嗖的一下，蚝肉就进入了口腔。咸咸的，细腻柔滑的像果冻，瞬间一股海腥味在口中弥散开来。有时，在海鲜吧遇上一个做事漫不经心的撬壳人。他用髒兮兮的刀去开生蚝，结果蚝肉支离破碎，夹杂着砂粒和尖利的石灰岩碎片，把我的舌头也割破了。这种生蚝就不值得吃了。
他也喜欢生蚝，但是喜欢的方式和我不一样。他爱得深切却又不多说，既没有成为一种癖好，也没有去大肆宣扬。有一年元旦，我们捧着100只生蚝和一瓶泡在醋里的红葱头去朋友家。之所以带生蚝去，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想学学如何又快又好地撬开生蚝，往往他开第6只的时候我还在开第一个或者到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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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换了吃法。用烟熏生蚝，然后把它放在小饼干上吃，或者是，放在平底锅里煎一下，然后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吃。有一次去新奥尔良的朋友家，我们把生蚝放在加了大蒜的白脱油里煎，出锅后撒上切碎的凤尾鱼和尖头小红椒，斑斑点点，煞是好看。煎生蚝时油溅了我们一身，吃完后，我们就穿着油迹斑斑的衣服，跑出去听音乐会了。
我们住在一起有三年了。有一次我父母来到了我们两人合租的公寓，招待他们的当然是吃生蚝。我在厨房里，把白脱、辣椒酱、柠檬屑、大蒜等放进食品搅拌机里打，一会淡淡的桃红色的蘸酱做好了。他在饭厅里，坐在桌子旁边，和我父母一边说着话，一边一起开生蚝。我点燃了烧烤炉的木炭，这是一个旅游时用的炉子，小小的。在每一个生蚝壳里，我都放上一块白脱，然后把它们堆放在一张皱巴巴的锡纸上，这样它们就不会翻过来。在我的身后，我听到他们谈笑风生。一会闲聊着家里的情况，一会惊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一会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听得出来笑声里有紧张兮兮的笑，也有开怀大笑。
烧烤炉上的蚝壳正在逐渐升温，白脱依偎在蚝肉身旁缠缠绵绵。几分钟后，蚝壳里吹起了泡泡，白脱蚝肉已融为一体，炙热赤裸的泛着黄油，溢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出炉啦，一盘生蚝端上了桌。就着生菜和小红萝卜的色拉，我们传着盘子，大啖生蚝。吃完了一个，再用烤好的面包去擦干净壳里的汁水。一盘吃完后，再把一打生蚝放入烧烤炉上。
几盘考熟的生蚝和着一瓶酒下肚后，我母亲便开始问话了：你们两人有何长远计划？是否打算结婚？既然在一起，为什么不去领结婚证？她瞅了我们一眼，又急忙解释："倒不是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她再三强调，"我这个当妈的可不是老脑筋，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今后的打算。" 我告诉她我没有任何打算，我只是想再烤一些生蚝。那些在烧烤炉上待烤的生蚝等不及了，生蚝都这样，所以我得马上去关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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