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范玮琪｜唱歌可能是她做过唯一叛逆的事

范玮琪绝对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她性格温和，成绩优异，自律，从不赖床，每天都在闹钟响起前一分钟醒来。她一生只谈过两次恋爱，第一个男友是在美国读大学交往的，因为决定回台湾出道而和平分手。第二个男友，就是黑人。交往初期每次约会完黑人送范范回家，范范都不愿意让黑人知道她家的具体地址。她会在巷口指一个大概的位置让黑人停车，然后下车自己走回家。她说，这是“为了保持淑女应有的矜持”。

说到“别人家的孩子”或者“好学生”，我们会想起一些关键词：有上进心，自我管束能力强，责任心强，在乎他人评价，活在别人的期待值下等等。这些特质范玮琪都有，在她人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上，都能看到这些特质在影响着她的人生。

范玮琪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四代基督徒的华裔家庭。父亲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弟弟哈佛硕士毕业，自己也一路成绩优异，最后顺利进入大学经济系。如果不是因为大二选择回台湾做歌手，她就会拥有一个和父亲弟弟类似的人生：高学历，得体的工作，在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美国大学读书期间，范玮琪住在剑桥。她的两个室友，一个白人，一个日本人，是她主要的交际和活动对象。大学里她唯一持之以恒参加的社会活动就是各类唱歌比赛。范玮琪说，自己教会了日本室友如何打麻将，后来那个日本姑娘打得比她还好。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顶着一千多度的近视眼，不爱交际，朋友不多。每天披头散发的，像个幽灵一样神出鬼没。”

她和我们分享了一则大学里的趣事：“为了能有长周末，我把课表排在周一到周四。有一个周五和室友从波士顿开车去纽约玩，周日晚上我开车回波士顿，开了大概两个小时，发现，唉，不对，这些风景怎么看上去都很熟悉，然后再一看，前方硕大的一个牌子：Welcome to New York 。这才发现开了反方向，又开回了纽约。我室友气得一星期没和我讲话。”

范玮琪喜欢波士顿的宽容度和随性，觉得这是一座让人想活成什么样都可以的城市。“比如说波士顿大学啊，它没有校园，整个学校就是一条街，所以上学感觉就像是去上班一样，很casual（随意）。我喜欢去剑桥的 Porter Square, 那有很多好吃的日料店，很多日本韩国人会去，我常常去那里吃小套餐。”

她对波士顿漫长的下雪天记忆深刻，“天总是暗得特别早，从窗户望出去，感觉人生都是一片黑暗，哈哈哈。”

大二那年，范玮琪选择辍学回台湾出道当歌手。

她说这是她唯一做过的叛逆的事，因为她太喜欢唱歌了。

她会因为担心票房成绩在黑人的镜头下哭得说不出话。哪怕是在舒适区之外的综艺领域，只要是公司规定，她也会努力去学，交出一个好成绩。06年她被公司要求主持模范棒棒堂，一档由一群十八九岁男孩组成的明星养成综艺节目。尽管范玮琪表示主持人的人设很不贴近她本人，她自己看回放的时候也会觉得无比突兀：天哪，这个是我么？但这个节目还是成为了当时Channel V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也成为了台湾综艺在大陆市场上的一个里程碑之作。

离开大学走入向往的唱片圈，范玮琪还是带着好学生式的努力。

这种惯性的努力带给了范玮琪惯性的焦虑。她总是试图在每个领域都拿满分，不做到最好就会崩溃，成绩超出了她的期待值也会不敢相信的大哭。

黑人告诉她：“ 你是尖子班的学生，从小会怕老师不喜欢你，活在高期待值之下。而我是体育班的学生，经常要去客场打比赛，别人的脸色和嘘声对我来说是常态。人生不是尖子班，人生是不断的在客场的嘘声中坚持，最终获得掌声的过程。”

在长达十几年的恋爱中，黑人让秉承着“不让别人失望，自己做到最好就好了”的好学生理念的范玮琪，有了体育班男生身上的“两肋插刀的哥们义气”。范玮琪说黑人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让自己学会了不只管自己的事，也热爱关心身边的人。把别人的麻烦当作自己的麻烦来处理。

“黑人常常很严肃地讲电话，我还以为是他公司的工作，其实是篮球队的事，他对这个没薪水的副领队工作很走心。”黑人的圈内好友徐薇老师说。

范玮琪无条件支持黑人对于各种不赚钱的事的走心。黑人说要拿五百万给台湾篮球队拍纪录片《态度》时，她说好。《态度》首映，两人在电影院里抱头痛哭。

很多人眼里，范玮琪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治愈系的正能量歌手，也曾经被诊断为抑郁症。

范玮琪的第二张专辑因为唱片业的整体萧条而导致销量不尽人意。公司要求她全面发展去拍偶像剧。得知消息后的她一边哭着和黑人打电话，一边走回了家。她第一次感到了达不到他人期望值的无力。那段时间的范玮琪，只要看到街对面走过来两三个人，都会毫无征兆的掉眼泪，想转身逃跑。

她被精神科医生诊断出抑郁症，医生给她开了很多药，要求她立刻停止工作去治疗。她每天泪流满面，无法下床。有一天她打开房门，看到妈妈跪在窗前替她祷告，求神让自己的女儿赶快好起来。

“那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变成了这样？我一瞬间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应，觉得上帝是在我身边的，我为什么忘记了呢？我不需要药，我要靠自己好起来，那天我就把所有药都丢掉了。”

“你知道么，在我把药扔掉的一个月以后，这个精神科医生就在自己家里烧炭自杀身亡了。” 这个事件让范玮琪震惊了很久，觉得是冥冥之中上帝在向她传达信息。 “我家里是四代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真的会把上帝take for granted(当作理所当然)。好像哪怕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上帝也就是本来存在在那里的。这件事情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上帝是在我身边的。”

从那以后，基督教不再是伴随着范玮琪成长的一个“granted”，理所当然的背景因素，而是她面对所有人生磨难的堤坝，是她所有重大决定背后的原动力。

出于信仰，她和黑人用四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了《LoveLife》纪录片，一个关于三位癌症晚期儿童的故事。希望以此激励那些想要轻生的人珍惜生命。纪录片一拍就拍了四年，这四年里范玮琪和黑人推掉了很多工作，医院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范玮琪说，如果说黑人和自己这辈子做过唯一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应该就是《LoveLife》。自己也是在和黑人一起做LoveLife的时候，确定黑人就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

纪录片里，范范和黑人和孩子们一起打牌，过生日，看电影。在孩子开刀前，黑人和范范会一起在床边祷告。孩子不断咳血时，他们会整夜陪在床边擦血，递纸巾。范玮琪说：“这群孩子在经受无法想象的痛苦时，却拥有着令我艳羡的快乐，她们重新教会了我什么是生命和乐观。”

我们问范玮琪，如果纪录片并不能完全消除有些人想要轻生的想法怎么办呢？

范玮琪回答：“虽然没有人可以改变忧郁症心里的东西，但我们想传达的讯息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群人在为你祷告。祷告和信仰是纪录片里反复出现的讯息，最大的力量是从这里出来的。”

备孕期间的范玮琪曾因打排卵针而肚子上全是淤青，每天忍受各种副作用。第一疗程没有成功，她告诉自己：我不烦恼了，我把这个决定交给上帝帮我做吧。

后来，上帝给了她两个健康活泼的小天使。

范玮琪的歌声中，最吸引人的是她的真挚。这种真挚来自于对于生活的笃定，来自于好学生式的较真，来自于对信仰的虔诚。

这种真挚，把她引领到了幸福的路上。

笔者小记

近几年来我们听到所有关于范玮琪的报道，仿佛一定是和黑人还有她那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连在一块的。报道中的她也一定是幸福的，一定是家庭美满的。

我们很高兴能在这次采访中，和范范聊聊她在明星，歌手，人妻人母之外的生活，聊聊她有些坎坷的过去，和她的大学生活。

得知我也是波士顿的留学生，范玮琪会不自觉的在言语中夹杂起很多她熟悉的英文单词。言语间的她更像是一个亲切的学姐，在热心地给我推荐学校附近好吃的店，讲着自己上周末发生的糗事。

NEBULAR 问答

NEBULAR：这次全球巡演，在整体制作和编曲上有做什么新的尝试改变呢？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范范：这次是我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后的巡演，所以当然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能达到更高的level。从选歌到舞台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参与，每个环节都非常的满意。

NEBULAR：巡演的主题是在幸福的路上，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和团队一切巡演的路上最让你感到幸福的一个故事？

范范：我每个阶段发行的歌都在讲不同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舞台下的人也经历过，他们听到这些歌会想到当时的自己。巡演是从三月开始，每个城市给我的反馈都不一样。这些不同的反馈会给我很大的感动，还有的歌迷会在我演唱会上告白。其实在幸福的路上不是讲关于我自己的幸福故事，而是讲关于我和歌迷共同累计的幸福点滴。

NEBULAR: 会把飞飞翔翔送去美国读书么？会在什么时候？他们第一次离开你身边独自出外求学时，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范范：会啊，但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希望他们先把中文的基础打好吧，中文要非常好，能够流利书写汉字，读完中学后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送他们去。如果他们去美国的话我希望一开始能陪在他们身边，或者是和我当年一样读寄宿制的学校。我妈妈在我出国的时候其实没有给我任何的建议，就只和我说不能乱交男朋友，和喝酒赌博的朋友，哈哈哈。

NEBULAR：身为一个基督徒，怎么看待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件事？

范范：每一个议题的背后都有人的存在。有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关系就会复杂。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建立好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去judge别人。基督徒是不应该去judge他人的。

NEBULAR：给北美青年华人推荐的书籍？

范范：《被讨厌的勇气》、《人生最后的十四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