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作者：Nicole Y
编辑：
猫豆腐
社长说
多元文化交流有很深的基础，比如可能不论哪国人喝到崂山白花蛇草水都会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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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产子后，小孩怎么办？
汤唯曾经主演过一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扮演一位赴美生子的未婚准妈妈，在西雅图的非法月子中心和其他中国孕妇同住，邂逅了吴秀波扮演的任劳任怨老司机，开辟另一番人生赢家道路……
《北京遇上西雅图》剧照
这部2013年的电影引起了不少争议，撇开那些质疑作为拜金小三的主角居然有美好结局的声音、以及电影各种抄袭之说，影片中关于中国孕妇赴美产子的议题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当年赴美产子正值高峰，有的美国人认为这些华人来美国生了“锚婴”（anchor baby），这个带歧视意味的词指的是小孩在美国抛下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父母随后也能移民美国享受福利，特朗普就经常用这个词攻击移民和政治对手。
不过随着美国国土安全局严打，加上美国消费水平较高，继续留美养育子女的并不多。
反而，我们更常在新闻里听说的是赴港产子——这些出生在香港的孩子不同于赴美产子的那批小孩，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来自经济水平各异的家庭，长期在不同政治文化气氛的两地进行生活和就读。
相比起锚婴这个带有偏见的政治词汇，此处我们借“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TCK）的社会学概念来进行解读。
深港边境的跨境学童
深港跨境儿童
赴港产子的议题曾闹得沸沸扬扬，即香港2001至2013年间的“双非问题”（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但来香港诞下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小孩）。
当时香港本地人不满部分双非孕妇占用了公立医院的床位，小孩长大后与本地儿童争学位，担心未来小孩父母也来香港抢占其他社会资源。争议最高峰时，香港报纸上出现广告称这批大陆人为蝗虫，引发了一轮内地人与香港人的骂战。
2012年有香港人在《苹果日报》刊登反蝗言论
2013年香港推动零双非政策，禁止香港私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预约分娩，稍微舒缓了社会紧张气氛。
不过，2013年出生的双非儿童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入读中小学和幼儿园，他们不少人每日或每周往返深圳和香港——这批儿童现在被称为跨境儿童，也被跨境家长唤作港宝。
在2016年，每天从深圳跨境到香港上学的儿童人数更多达2.8万人。
为什么说这些小孩属于第三文化呢？
第三文化小孩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uth H. Useem与丈夫带着三个小孩在印度做研究，生活了数年，期间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小孩这个词。
她发现，这类小孩于成长时期在海外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不同于父母原有的文化（第一文化），也异于移居地的当地文化（第二文化），因此称其为第三文化小孩。
后来，也有社会学家称这些小孩为“世界游民”（Global Nomad）。
多数第三文化小孩跟随出国工作的父母，长期旅居外地；或者他们的父母属于跨国婚姻，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文化小孩，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后来嫁到印尼，于是他童年時期在印尼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奥巴马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里描述自己当时“像一条三文鱼似的，盲目地往上游寻找归属之地”，最后才在民权活动中找到符合自己独特人生的路子。
奥巴马儿时与美国母亲和印尼继父的合影
港宝虽不是跟随父母迁居到香港，但是他们的社交圈子和教育环境在香港，语言环境使用广东话，跨境回深圳后又处于内地的生活环境，大多与亲友用普通话交谈——他们拥有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双重身份，但缺乏在内地的同学圈和学校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缺乏在香港的社会生活经验，因此也具备第三文化小孩的特征。 
那么在第三文化里成长的小孩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处是吾乡
第三文化小孩普遍需要探索归属感或身份认同的问题。
研究者调查跨境儿童归属感的时候，常常会问这几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你觉得内地/香港怎麽样？你希望将来在内地住还是在香港住？”有点像《武林外传》秀才打败姬无命的那三句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研究结果发现，跨文化生活无疑地增加了跨境儿童对自我身份的不肯定和混淆感，年纪较小已经往返于深港的小孩尤其如此。
美国社会学家Ruth Van Reken研究第三文化小孩时也发现，这些小孩也许无法得到归属感，心理上会有躁动不安的感觉，对他们而言“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吾乡”。 
不过这也并非是个坏事， Van Reken认为许多这些小孩会讲不止一种语言，也较主动地融入不同的社会环境。
美国时代杂志去年做过一期专题“超级兄弟姐妹”（Super Siblings），探索为何某些家庭培养出来的子女各自在不相关的行业里发展，却都能成为人中龙凤。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们自小从另一个国家移民到美国，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同时，还会加倍努力地融入当地社区——这都是从小到大在同一地方长大的小孩不容易具备的心理素质。
当然这也需要大人的适当引导，不然可能令受挫的儿童反而怯于应对变化。
文化超市
由於不受同一种身份和文化的定型，第三文化小孩拥有多元文化标签，国际视野也比较广阔。除此之外，这些小孩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文化表征。
英国卫报曾经刊登了一个名叫Ndéla Faye的人的文章，她的父母分别来自塞内加尔和芬兰，但自己在英国长大。
她说：“我的身份由不同碎片组成，我选择了这些碎片组成一个整体，它们互不排斥，互相依赖。虽然我没有根，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的归宿。” 
这种自主选择身份标签的行为，正符合人类学家Gordon Mathews的文化超市（Cultural Supermarket）理论。
他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人们固有的身份认同不必再受到地域的限制，人们可以像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一样，选择和重塑自己的身份，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与其要引导跨境儿童归属于某个地区的文化，不如说他们能启发我们审视现代的多元文化环境，重新定义文化边界。
全球化下的身份标签就如文化超市
两地共融的想象
今年，于2012年最后一批在香港出生的跨境儿童即将入读本地小学，令学位问题更加紧张。
但另一边厢，深圳市教育局今年初公布，港澳籍学童可以与非深圳户籍学生一样，参加积分入学深圳学校的体制。于是，不少跨境儿童的家长开始筹备让小孩回内地读书。
笔者看见网上出现不少言论认为，这个回流趋势象征着香港如何不再有吸引力、内地的优越环境如何渐渐可以取代香港——只是，这种划分两地、简单做优劣比较的说法还有必要继续吗？
不论跨境儿童这批第三文化小孩最终留在香港、或是返回内地，他们已经拥有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视野，如同两地共融大使存在在我们身边。也许我们借由他们可以打破地域文化隔膜，想象内地与香港共融的未来。 
参考资料：
Alter, C. 2016. “Secrets of Super Siblings”. Time.
Berfield, S. 2015. “Chinese Maternity Tourists and the Business of Being Born American”.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aye, N. 2016. “Am I rootless, or am I free? ‘Third culture kids’ like me make it up as we go along.” The Guardian.
Ignatius, D. 2008. “The Obama of 'Dreams'”. Washington Post.
Mathews, G. 2000. 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London: Routledge.
Mayberry, K. 2016. “Third Culture Kids: Citizens of Everywhere and Nowhere”. BBC.
Reken, R. 2009. “Third Culture Kids”. The Telegraph.
袁月梅，2008。“內地跨境及新來港學生的文化及公民身分”，《基礎教育學報》，第十七卷第二期。
香港政府新闻处，2016。立法会十一题：跨境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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