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场 | 崔愷：一个建筑师的语言应该来自于他服务的地域和环境（上）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在美国旧金山聊聊国内外城市和建筑的那些事儿。崔老师说，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对这一行有热情，总能把知识运用到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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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建筑师的语言与文化

唐工（以下取各位发言的砖工姓氏）：上次谈话会听闻您说过了对当下青年建筑师及其建筑的观点，我还想听听您对王澍及他的建筑有什么看法？

崔愷（以下简称崔）：首先要明白相比其他所谓的中国文人建筑师，王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他每天都实践着中国文人的一些习惯，比如写毛笔字，画画，他也亲自下乡去看老房子，收集材料，所以说他作为中国文人建筑师是有真实内涵的。另外，他的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表达有一种个性化的特征，这样的研究导致的肯定不是模仿、复古这样的设计道路。实际上他是用中国传统文人的态度去发现自己的创作道路，做得很精彩。我以前看过他的象山校区，去年我也住过他做的水岸山居，尤其是早上沿着廊道走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好的。

作为建筑师，我对于王澍这种文人建筑师的精神是非常敬佩的，是不多见的。但是从一般的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待王澍的建筑，是存在一些违反使用的基本要求和规范的地方的。

我经常说有两类建筑师，一类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明星建筑师，王澍也属于这一类建筑师，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在某种文化和艺术的层面上有很重要的价值，甚至是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用功能来评判，因为他完成的建筑数量也不是很大，不会引起很多普遍性的建筑质量的问题，另外一类则是像我这样设计院中的建筑师，是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建筑师。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建筑师的责任，就是不能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对建筑的质量，使用要求，效率有专业的责任，对于这些责任，我们不能去苛求王澍，在这两种建筑师之间你没法摆动。

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师都变成王澍这样，那中国建筑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他获得了普利茨克奖之后，有一些外国的领导见到我之后也会问，王澍获了奖之后，中国建筑怎么样了。我经常这样说，他在中国建筑师里只是一支，他在文化上的价值更大，但是他不能代表中国建筑发展的总的状况的跨越。可能得需要出现一批在不同方向上能够开创中国建筑道路的建筑师，比如像日本，有这么多创作型的建筑师，整体社会的建筑品质也有提高，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中国建筑才能走到世界前列。

唐：我问关于王澍的问题，其实也还想探讨一个建筑师自己的语言的问题。您刚提到对于自己的建筑创造没有特殊的语言风格，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像让努维尔，他自己的每个项目的语言都去做到跟前面的项目不重复。但像日本建筑师，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建筑语言，北欧的建筑师也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建筑师，这几十年，建筑数量这么多，但是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而王澍可能是最有自己建筑语言辨识度的建筑师之一。中国建筑师给我一种非常时髦的感觉，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很快就能拿来用，扎哈风，BIG风等等就当下很流行。可回头来看我们这一代人中国建筑师缺乏语言，这个现象和问题您怎么看，我们是否需要往建筑师建立自己语言的方向努力?

崔：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建筑师一直没有忘掉中国当代建筑复兴的道路，这些口号，从我们的第一代前辈们开始就在思索，但一直也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上一两代建筑师把中国传统官式建筑和现代功能结合的这条道路走到了极致，我们这一代肯定不能走这条道路。又因为我们这一代市场化的程度很高，很多东西建筑师不能自己做主，之所以会出现学习和模仿的结果，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建筑师自己的选择，更多是来自于市场的选择，这是现实状况。事实上中国市场上这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的品味也有待提高，这也是另一个现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当代建筑能够发育的非常良好，产生出有世界影响力有辨识度的建筑还需要时间，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

现今中国有很多问题，虽然发展很快，全世界都很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从文化上，不光是建筑，包括雕塑，绘画，电影等其他艺术都在模仿和学习当中，所以这是很普遍的，个别案例的超越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我倒觉得不必着急，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创造一个崔愷的风格，甚至国内外有的评论家也会问，你为什么做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今天也想明白了这件事，我自己的逻辑就是：一个建筑师的特色，语言应该来自于他服务的地域和环境。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放松的原因，我现在做这么多方案不重复，也不是很费脑子，也不需要像我原来一样需要蹲一个星期图书馆才能把一个方案做出来，而更多的是需要到场地上看，然后听完了业主的需求，我大概就能想好用一个什么方法适合这样的场地。因为我脑子里还是装了不少东西，有了一些积累的。现在我认为直觉是很有效的，每一个项目做完都觉得还可以，业主也满意，政府也满意，在行业内交流起来，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每个项目建筑和环境的关系。

而这时候我关心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是每个项目不能过于太直白的表达了。在山边上要做一个山的语言，在水边就要做水的语言，这样是不是太直白了，这一点我会经常去想去注意。首先我认为建筑师还是要回到建筑语言，而不是装饰语言。我也觉得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炼自己的建筑语言，这是我自己经常会想的事情。

（拉萨火车站。由崔愷团队设计）

当然总的来说我还是这样的看法：中国很大，中国一定要形成一个非常开放的语境，不要压制一些创新，甚至是一些非常幼稚的创新，都需要鼓励。这一点上我还是非常认可日本。日本总体来讲，在近现代发展史上还是非常鼓励创新的。也才可以成长出一批有创新的建筑师，而且都是很有传承线索的。丹下健三是一系，菊竹清训是一系，到今天你都能看得出非常清晰的师承关系，而这点在中国还很弱。我们最近在跟杂志讨论，中国建筑师的成长跟你的老师有什么关系，跟你的成长的环境有什么关系，跟你的学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在做这样的研究，但是发现这个还不是很清晰。还有一个朋友说，出国学习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如果我要是想学懂现代建筑，我必须把我之前在国内某一流学校学习东西全部抛弃掉。这也是在这样激荡的时代中某一种反向的传承和批判，所以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会有这种脉络不清晰的现象。我在想，毕竟这个行业也有相当的传承的必要，这是一种文化。我有时候我跟王澍，张永和一起聊，我们都五六十岁了，经常也会想怎么能够推出一些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还能干多少已经不太重要了，虽然我们还能工作二十多年，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建立这样的脉络。

02/当下美国和中国的城市现象与文化体验

周：您开始就提到你对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很感兴趣，我想知道您这次来美国游历有什么感触？另外比如像在旧金山以及旧金山往南硅谷一带，这些城市以高科技为背景，文化历史相对不那么不丰富的，城市设计是不是也就很难在文化上有所回应。对于这种城市发展并不完全的地区的城市设计您有什么感想？

崔：谈到城市，我自己虽然研究不多，但是走的地方并不少。我对城市设计有一个认识：城市设计应该是某一种回归，回归到以人为中心、以慢速交通为主的环境。比如到罗马，威尼斯等比较经典的城市去看，也比如到巴黎去看，我一直很喜欢欧洲的城市模板，有很多生活，空间都很有逻辑，甚至城市某一些结构有他特殊的意义。在欧洲所有人都可以站在街头就把历史课讲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相比欧洲，美国原本历史就很短，尤其是西海岸，有很多地方原本就是村子，很多地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打造成一个城市。如果到东部去看，像波士顿、华盛顿，这些都是很严谨城市结构，都是欧洲城市的模板。

我这次访学选择在旧金山，除了听说这边的学校老师也比较关注东亚城市发展可以有一些交流之外，这边的城市的发育比东海岸要晚的多，有一些脱离欧洲模板后自己发展的味道。类比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广东一带，比如深圳，中山，珠海，这些都是在三四十年间发展起来的，这两种城市的比较确实比较有意思。所以我也想看看这种不太像城市的城市，他们的质量怎么样。这次我在旧金山住的时间多一点，如果你看城市的这张图，你会觉得非常的简单，这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化的、以卖地、私人产权销售为基本逻辑的城市。有一次我在Herzog设计的De Young Museum的顶楼正好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同时墙上有一张非常大的地图，这个城市非常简单，全是方格网。有意思的是，这张方格网是铺在丘陵地貌上，这个方格网像一个地毯一样铺在那，极端简单的逻辑的划分以及均质性被自然的地形所托起来，当然前提是大量的房子都是两三层的，这样的城市仍然有他的魅力。而旧金山的市中心非常小，尺度也非常好，这部分非常像纽约和芝加哥一样，基本上是在高层的紧凑当中创造出步行空间，所以他的可达性也非常好。市中心和中心以外的区域这是两个巨大的反差。比如然后稍微到旁边走一点，到中国城那边，房子迅速就低下去了。

我有一个感触，这里跟中国城市首先是人口规模不一样 ,另外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控制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区，留出可以给人们进行步行的空间。旧金山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好，另外说到深圳，问题比较明显，高层盖满了，因为我在深圳前后工作过五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深圳还挺好。从罗湖到莆田，一组一组的高层住宅区，中间有很多村落，有很多的企业工厂。当时的深圳的高低是有节奏的，去罗湖购物的体验就是，你到了那里下车就开始买东西，买完上车就走了，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过程。而现在整个城市完全被淹没在高层建筑当中，城市全部都连起来了，这是深圳的问题。而在城市中能够选择快速交通，慢速交通或是步行，这是一个城市尺度感的体现。深圳土地资源稀缺，汇集了大量的房地产的和大量的人口，这也是实际问题。

我们经常被请去当政府的顾问，大家都在思考城市到底应该怎样发展。有些二三线城市在发展，都在向上海和深圳看齐，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应该控制城市发展的节奏，能够给城市永久的留出可以喘息的空间，这是挺重要的事情。

（中国建筑·艺术家工坊，由崔愷团队设计）

从细节上来讲，美国城市从东部到西部，城市的管理还是不错的，虽然比日本新加坡还是有所差距，整体还是相对比较粗放；但是如果在美国这些城市生活还是能够体会到城市设计和管理的细致之处，虽然基础设施有所老化，总的来说，城市管理的秩序是不错的，车不乱行，标识清晰，很多人性化的设计。国内就有点反过来，道路虽然修建的很好，但是分区并不明确，停车管理很多还靠城管自由管理，行人也缺乏规则意识。同时因为有很多规则设计未尽合理，所以很多人就不遵守规则，就导致了很多合理的规则也不遵守。我们设计院的城市设计中心，以设计院为中心附近的一带城市环境为课题，我带着两个博士在做城市修补的研究工作。城市建筑都已经在这了，到底该如何改善这片区域的问题，会提出一些关于硬件和软件管理上的改善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

有时候我也在想，中国这些大马路的建设，现在已经禁止了，但是以后真的会是一种资源。比如从中关村到首都体育馆这一带，政府搞了一次国际竞赛，美国某个公司的提案我觉得有点意思。那个提案就建议去掉两个车道，种两排树，中间挖一个汇水的生态沟，这样道路就不会被淹没了；然后把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路合并，这样步行道路就宽阔了；同时减少在街道上的停车，利用城市的支路进行停车；另外把大学的校门敞开，改造成大量的步行区，所有的球场和公共设施都可以向城市开放；这些点子都有意义的，从未来来说，是有这个机会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从动物园到颐和园之间从前本来就都是林荫大道，因为原来就是郊区的路。所以我认为将来城市设计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能够有机会把我们的城市修补好。

林：我常看国内的一些新闻，也因此有两个相关城市的小问题：1，在北京上海，最近有关美化城市立面而进行的封墙补洞，改变了街道的生态的问题；2，以北京为例，关于大量城市人口每天因为工作从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区域钟摆式通勤造成的交通以及相关资源浪费问题。这两个问题请问您怎么看？

崔：你说的封墙填洞这个是政府现在正在进行的带考核性质的工作。需要了解一点是之前相关有过一个拆墙打洞改成商铺的过程，那是对应当时的一种旅游环境的需求。但这种现象已扩散铺开，就相应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临胡同街面的住户与非街面的住户就容易产生的一些分歧。胡同里的停车也更加困难了，交通拥挤问题愈发严重。所以这种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的行为是从整治环境的角度出发的，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政府的强力和全覆盖的角色，导致一些刚开的有活力的商铺被封堵拆除，也可能产生群众眼中不那么合理的现象。政府参不参与这件事情都有道理，之前已经不管很多年了，也产生了一些商业繁荣活力；而现在管了，比如城市相对更干净整洁安静一些。我认为这件事主要是一个方法问题，在城市的旧城当中如何能够选择合适的地段来发展商业，把这个空间变成一个社区共享的资源，而不是限于个别家庭的利益。

（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中心，由崔愷团队设计）

关于你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睡城啊，这也是现在政府意识到的一个大的城市弊端，所以现在在这些地方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来解决。这是城市发展中的布局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办公都在城里，大的居住区都在外围。前些年盖公租房，大都把公租房盖在比较远的地方，这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来回地钟摆式的迁移。

那天我在参观MOMA旁边的小花园，旁边就有这个会展中心，还有住宅，甚至还有一个养老院，我看到有些中国人在那种菜什么的。按说这块地的价值肯定很贵啊，养老院这些可以搬得远一点，搬离城市去深山海边，可转念一想，城市就是需要这种混搭。我觉得这些是现在国内可以学习的，国内现在有一些做法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其实像在美国，也有重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的考虑。所以回到你刚刚提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慢慢都要消化。就像下快棋，一下下得这个棋局下着不平衡了，最后慢慢要往回补的，一定要解决这些个问题。

（德胜尚城，由崔愷团队设计）

李：关于您之前讲的旧城更新的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建筑的，在美国读的城市设计，所以我一直对中国的旧城怎么保护和发展非常感兴趣。而且我马上要回国，这也是我打算去着眼的方向。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有看到过宁波城市中心的老城区全在被拆，而且我当时看了下结构，是一个月亮形的，可能是明朝的，然后正在被拆掉。当时觉得这太不行了，我学了规划之后，我从规划的角度去看城市，我现在又有点会觉得，政府这么做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就像您说的他有一个资金的问题，同时如果保留这么个住宅区的话，那么大家会不会继续住下去，会不会给城市活力带来消极的影响。

我又想到了上海新天地，它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在杭州王澍做的南宋御街，他的想法是把当时宋朝的那种步行系统搬到城市，但是他只做了一条街。就是，我会感觉如果要是想真正恢复那些东西，仅仅是靠建筑靠个人可能很难达到，更多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开发商，能看得出土地的价值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发展模式，同时又能保持原有城市的肌理，交通啊，步行这样的状态。

前面是我听您说了后的一些感受。我想接着问问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未来对于城市更新和发展的趋势。

崔：你说的这些城市呢，我都去过不少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可能还一下解答不了，但是我在想就拿北京来讲作为一个参照讨论。北京的一些东城西城大片的历史街区，这些原来都是政府的负担，修也修不起。以前这些房子都是私人的，一代代由里面的居民自己住自己修，可以控制成本。后来产权都变成国家所有，房管局每年修缮资金费用不足，这些地方就越来越破败，荒退成很多大杂院。之前政府改善这种情况的方式会是这样，比如说，圈定几个名人故居要保留，然后旁边让给开发商拆了盖房子。就是这样用开发的方法来做旧城更新和城市改造。这是在2000年前后北京大概的做法。后来发现这么做反而鼓励了拆迁，导致旧城越拆越多。因为开发商都是以营利为目的，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城市设计来进行控制和引导就很容易造成失控。虽然口头上说改善一部分，拆除一部分，更新一部分，实际上最后基本上变成了拆除。所以后来北京就划出来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严格禁止新建，然后这些部分的改造就慢了下来。这么着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开发商不能来，政府也不投入怎么办。再后来又因为中央新的精神新政策，政府又开始花钱修胡同，修市政设施。

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政策上的问题还不是我们建筑师经常能接触到的。有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在某种程度下，私有化，比如住宅的产权应该是要回归的。

（苏州火车站，由崔愷团队设计）

周：回到您前面介绍在中国时间的各类项目上，我想请教一下您，在做乡村和城市项目时，关注的重点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城市要更多考虑对附近社区和场地的影响，但是乡村一个是本地域特质；还有材料，施工团队，进度等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比如可能乡村设计节奏会较快而施工问题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崔：这几年就乡建还挺热的，不少建筑师都下乡去实践。多数是自发的，也有政府引导，还有一些私人投资找建筑师做一些艺术文化设施。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因为中国的乡村太太多了，都是十万计的，靠建筑师零散的工作只能自己做点标榜，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乡村问题，我觉得乡村需要有一些普及型的工作。我们最近做研究也跟政府部门有这样一些共识，但是这些普及型的工作不能够再一次地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样的大拆大建，全面更新的那种方法已经失败很多次了，现在政府也都知道行不通。乡村建设方面，我们开过若干次会讨论，有一些观点我也挺同意的。

第一，乡村应该还是采用一种有机更新的方法，对危房老房子进行修缮。事实上乡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老房子，实际上中国的乡村从解放以后已经经过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很多都是拆过很多遍的。北京郊区甚至华北地区，几乎看不到纯粹的明清时期的村落，少量的老房子有，所以就是怎么抢救性把这个老房子修好，把村子的魂留下来；新的房子能不能在格局上能在基础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生产。而不是在从村按城市那一套来做所谓的新农村规划。在建筑层面，我也是提倡去寻找一种方法，一种对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宽容度。我常举的一个智利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 的例子，他做的那个社会住宅的方法就是预先设计建设三分之一的部分，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二在一定的引导规则下允许住户自己根据需求填补搭建。

这比如当时针对地震后城市我有过一个建议，虽然后来没有被接受。那个建议实际上说要把四川地区的农村房子都变成8级抗震不太可能，花不起这个钱，那是不是可能每间只给做一个15平米的安全岛，就这个区域保证最高的安全性，其他区域的住户自己盖，不那么强调抗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期间有地震预报，那就住在这个15平米里面，有效地避免毁灭性灾难。而这个安全岛是可以标准化的，可以用类似于集装箱的方式送给每一家，一方面政府就达到了责任，而灵活度也允许其他部分按照乡土的办法来做。类似这样的创造新的设计方法来解决大量的乡村建设问题，还在研究之中。

第二，设计下乡。这其中有几个要点，我也在各种会上呼吁好多次，现在还没完全解决。第一点是设计下乡能不能不再用竞赛的方式，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四川的项目，我说怎么还要做竞赛，我们做乡村的东西做这个成本非常低，怎么还能做竞赛呢，这不太行。政府说因为是政府出钱来帮老百姓做所以要做竞赛。第二点是，能不能让设计下乡变成业余设计，就是建筑师能够按个人业余设计来参与，不需要向单位报收入，而可以让建筑师下乡来帮助建设。甚至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个建筑师设计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今后十年十五年的时间就是这个建筑师来负责。但是有个条件，不是要设计师一次性全都盖，而是原住民有什么需求要盖什么，设计师去帮他设计。当然这都是一些设想，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系统化的机制。还一个有人提的有趣的点子就是，因为过去的中国农村比较好就是因为有乡绅，是因为这帮农村的文化人，包括退休的官员回到家乡。比如苏州，其实很多是贬回来的官员建立的园林像拙政园之类。这些人原先多是在京城做官的，他们将财富，情趣还有文化又各种方式待会乡村。而现在的问题就是乡村的文化人都进城了，所以现在想怎么让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包括干部，能怎么回去。

当时有领导也在，还专门说到如何重新建立乡村的乡绅制度，让文化人还乡特别重要。实际上日本，中国台湾，乡村建设得好都是很多知识分子还乡，有的是家族在那，有的是大学教授退休回乡村搞一些生态农业，这些都能成为乡村的亮点，带动乡村的活力，也是将来乡村发展的方向。

林：这个能不能以建筑师协会的方式来做，像美国有AIA建筑师协会，来组织一些公益活动。

崔：现在也有。但我目前听闻到的情况是这类事情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时候作为某一种激发的小事件是可以的，但是目前根本的问题还是难以为继。

（。。。敬请期待下期的后续报道，下期内容将着重于实际项目中的经验分享）

对谈内容由码砖大队Jiaqi，leaf，Yi Yuan，寒水杉木整理，感谢阳烁金提供图片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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