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述，面对论文造假被撤，中美两国医生回答让人吃惊

4月20日，世界著名学术机构斯普林格出版社发布一份撤稿声明，宣布撤回旗下医疗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于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107篇学术论文，撤回理由是这批论文涉及评议造假。

该声明所附的撤稿名单显示，被撤回的107篇论文全部与中国医疗研究机构相关，引发舆论热议。

以下是来自一位医生的口述：

张强血管外科专家，他曾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成为主任医师、教授，也曾在2012年走出“体制”，并在2014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生集团。

这次107篇文章被期刊《肿瘤生物学》撤稿，既有道德问题，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在公立医院工作时，职称晋升也有论文要求，但没有现在这么高。尤其在高校附属医院，现在高级职称的晋升都有SCI文章的数量要求。

作为个人，我那时候的论文都是在临床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压力。我的主任医师职称是在2005年获得的，当时晋升的条件除了英文外，对论文的要求是至少两篇论文在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上发表，比较轻松。

但是，后来渐渐把论文（尤其是SCI文章）和科研基金数量作为科室的考核指标，这对于科室主任来讲，确实带来了临床业务外的额外压力。

印象当中，最近10年在各家医院，尤其是公立三甲附属医院，都出现了一些靠嘴皮子和键盘的“外科医生”。这给同单位把精力大多投入在临床工作的医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三甲附属医院的体系中，临床和科研真正兼顾的医生是很少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院长或者科室主任有条件利用手中的行政手段，动用资源，发表大量的论文，或者拿到科研经费。对于普通专家来讲，这就很难做到。而在三甲附属医院以论文为导向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往往临床不怎么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更容易成为所谓“名医”。因此，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事业”目标，能让很多人名利双收。

我做科室主任的时候，也常常有各种论文公司找上门。我一直认为搞学术还是应该有诚信，毕竟很多人会应用论文上的数据和结论。医学研究往往人命关天。我曾经尝试过和独立的科学家联合搞科研，效果不错，也达到了医院指标，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科研。

我记得我当年写论文是发自内心的，常常查找资料、翻译，写作到半夜。那时候并没有感到压力，只是希望把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行。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写论文的同时会查阅大量的文献，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我大概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绝大部分并不是出于晋升的压力而为。不过，要平衡好临床工作和科研的时间，确实是很难的。我愿意看到的是，临床医生把精力放在患者身上，把大部分的科研任务交给科研人员。毕竟医生以治病为天职，离开这个，发再多的论文，患者遇上就倒霉，又有何意义呢？

实际上，国外许多著名医院，如梅奥诊所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应该聚焦在临床。

在名利驱使下的中国科研体系，导致了论文写作和科研申请成为一门“生意”。第三方公司大量出现，专门洗钱的公司也出现在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道路上。纳税人的钱被虚假科研糟蹋，更严重的后果是医务人员的信誉被破坏。甚至一些虚假治疗技术得以横行，损害患者利益。有些医药公司用利益绑架科研，腐蚀一些医学专家，制造各种所谓指南来引导产品销售。

这些媒体都曾报道过，而且导致老百姓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抱怨，会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

我们作为体制外的专科团队，可以专注于临床工作，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记者注：由主诊医生负责病人的全程诊疗和长期随访，不按职称将医生分为不同级别）。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科研，但绝对不是把服务患者的时间用来做科研，而是鼓励做临床科研，和科学家团队合作，或者将来成立自己的科研队伍。

真正的科研，绝对不是天天有成果，而临床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路。还是那句话：没有临床服务能力的医生，或者很少把时间花在患者身上的医生，无论有多少论文，对中国医疗而言就是一个悲剧。

医学论文造假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都属不良行为。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害命，后者只是谋财。一旦查处，前者往往把责任推给体制，后者则自认倒霉。某种程度上，前者危险更大：用“科研”的虎皮来掩盖低质医疗，让真正重视临床服务患者、真正搞科学研究的医学同行蒙羞。

最好的医生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口碑和收入，交给市场。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做法。医院、保险、患者的监督和评价，远比论文可靠。

让医生回归到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缺乏。

在美国一家肿瘤医院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荣永琪告诉我：“被发现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事情也不会那么绝对。总有人会经不住走捷径的诱惑。一个数据是，在美国的科研群体中，平均科研行为不端的比例估计为10万分之一。

不端概率如此之低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荣永琪说，10多年前他去那家全美排名第一的儿童肿瘤医院入职的时候，“你说自己在中国是什么学历就是什么学历，根本没人会来怀疑”。对于需要同行评议的论文，研究人员也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核实原始实验数据上——直到这两年，有人造假，东窗事发。

与这种信任氛围对应的，就是学术不端的代价极大。

“一旦造假，还在做研究工作的人，将终身不得申请经费，甚至已发的经费也会被追回。如果已经找到工作的，也会因此丢了工作——其实也是再不能做科研了。”荣永琪说。

但是，这种严厉并不是在事发那一刻才开始。在美国的感受是，对“信用”的坚守与重视渗透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里入学新生每门课的讲义上，都会印着提醒学生恪守学术规范的“荣誉保证书”。在读研究生的我先生老陈，去年有一门课的期中作业答案全对，却只得了20分，找老师讨论时，对方指着作业中的某一页纸严肃地问“为什么这几行运算过程与另一位同学如此相似？”在亚特兰大遇到的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因为在校期间有过一次随意伪造教授意见的经历，去年申请多所医学院，哪怕有教授的强力担保，也没得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我的朋友陈艾薇，过年回婆家时起了一身疹子，拿着作为皮肤科医生的公公开的处方去买药，却发现药太贵，买不起——明明他的老公拥有能报销80％医药费的学生保险，可公公也爱莫能助：“我不能把药开到儿子名下，这违反职业道德。”

虽然看似“无情”，却并不“冷酷”。教授在听了老陈分析解题步骤之后，确定他并未抄袭，遂帮他改回了90分。申请不到医学院的越南裔姑娘，还可以找到与研究无关的工作……艾薇的公公，开着一家皮肤科诊所，固然不能为自己的儿媳假公济私，却也没有任何机构去要求他必须要做科研、发论文，他大可以把时间与工夫花在给人治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