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今天，是贝聿铭
（Ieoh Ming Pei）
先生100岁的生日，我们再一次分享
先生
的故事，向先生致敬。

贝聿铭生于广州，“聿铭”寓有光明之意。
光明，也是他给现代建筑的最大改变之一。从金光闪闪的巴黎卢浮宫金字塔，到彰显中国人雄心的香港中银大厦，他“让光线来做设计”，也不断以光明赋予现代建筑崭新的光辉。

贝聿铭生来与建筑有缘，他的童年在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狮子林度过
，狮子林由贝聿铭的叔公贝润生以80万银元购得并花了7年时间重装，解放后捐给国家，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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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时，贝聿铭被父亲带到当时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眼睁睁地看着“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平地起高楼的过程中，他进一步爱上了建筑。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事很值得研究一下。”
贝聿铭回忆。


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曾供职于“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公司，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香港分行、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并于1946年3月1日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


因为祖上行医卖药起家，自己又从事了金融业，
贝祖诒希望儿子从事金融或者学医，但贝聿铭却选择了自己的兴趣：
攻读建筑，希望有朝一日盖出自己的国际饭店，为了这个理想，他于1935年远赴美国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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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贝聿铭进入宾州大学学习，但他对学校以图画讲解古典建筑理论的教学方式很不感冒，没等正式开学就离开了那里，然后自告奋勇地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


报考时，
因为没有绘画基础，系主任曾劝说贝聿铭重新考虑，但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而且很快通过自修弥补了绘画的短板。


在麻省理工，贝聿铭认识了现代建筑运动创始人、建筑大师Le. Crobusier，并从他那里把建筑的意义从盖高楼大厦上升到了美学和历史人文的高度。


这对贝聿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解释说：
“如果只想到建筑，你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很多东西。”

1939年，贝聿铭以优异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并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奖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他到美国空军服役了3年，
“学习的是轰炸和摧毁，而非建设”
，直到1944年退役。


服役期间，贝聿铭认识了妻子陆书华（Ellien Loo）并结婚。退役后，他在陆书华的引荐下考入哈佛大学建筑系读研究生，并在那里与另一位伟大导师Mareel Breuer教授相遇，而且相见恨晚。


Mareel Breuer是第一个提出光线对建筑有重要影响的人，他认为是光线使建筑有了生命，这得到贝聿铭的认同和欣赏，并在后来被他广泛采用。
Mareel Breuer还是个饮酒天才，可以不吃东西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但贝聿铭回忆：
“我不学他喝酒，专学他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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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贝聿铭还师从包豪斯(Bauhaus)流派的创始人，被称为20世纪艺术贡献和影响最大的导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并与格罗皮乌斯的合伙人、建造了纽约联合国大楼的马赛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成为好友。
“格罗皮乌斯非常严格，也是极好的老师。布鲁尔和我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几度同游欧洲——旅行是相互了解的极好的方法。”他回忆。
1945年，从哈佛毕业的贝聿铭留校受聘为助理教授，但他认为纸上谈兵很不过瘾，只干3年就“下海”了：加入地产巨商柴根道夫的建筑公司，也
破了美国建筑界没有中国人做建筑师的历史。

贝聿铭曾以“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伟大的客户”来形容他与
柴根道夫的合作，但
以建筑研究部主任身份展开合作7年后，他还是自立门户创立了
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
，并将设计逐步拓展到巨型公共建筑领域。
此后不久，他成了引领该领域世界潮流的人。


贝聿铭
在公共建设领域
的首次大显身手，是坐落在科罗拉多州高山上的“全国大气层研究中心”。他44岁完成“中心”的设计，到竣工时已是50岁的人。
7年的大胆与细心，让“全国大气层研究中心”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突破性的设计”，也让贝聿铭业界扬名，先后获得了费城莱斯大学颁赠“人民建筑师”，以及美国建筑学会纽约荣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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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认为设计的关键在于——“自己知道多少”。
每一个项目他都做足功课，反复推敲，这也让他在另外两个历史性项目中脱颖而出，持续超越自己，不断写下华人在美国建筑业的史前荣耀。


1964年，肯尼迪家族决定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物——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纪念前一年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邀请了众多知名建筑家参与设计，其中也包括正在冉冉升起的贝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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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把这看成一个修炼与提升自己的绝好机会，不但费尽心思，多易其稿，提交出自认为完美的设计方案，而且连建筑材料的选用、以及如何赋予这座建筑物特殊的目标和意义都一一用心。


专业、细腻，对肯尼迪家族的洞察和体贴，让贝聿铭在这场世界顶尖大师的激烈角逐中最终胜出。

1979年，这座让他与肯尼迪家族并肩前行了15年的大型工程，一竣工就震撼了美国建筑界，也让他获得了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
那一年，也被美国建筑界宣布为“贝聿铭年”。
肯尼迪图书馆推进期间，贝聿铭还几乎同步进行着另一项伟大工程——费时10年，耗资近亿美元的
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简称：东馆）
。


“东馆”开幕仪式上，时任
美国总统卡特自豪地宣称，“它不但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日益增强联系的象征。”
贝聿铭也成了卡特口中“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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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喜欢用玻璃作为建筑的重要材料。
这一度给他带来毁灭性打击，由他设计的波士顿地标：约翰汉考克大楼（John Hancock Tower），落成不久就因窗玻璃纷纷跌落，让他备受争议。
这困扰了贝聿铭7年，直到门窗公司承认这是自己的责任。但此过程中，贝聿铭不但没有改变或放弃，相反还再次以玻璃创造奇迹——将才华从美国洋溢到西方文明的核心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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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法国推出巴黎卢浮宫重建计划，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邀请全球15位知名博物馆馆长推荐设计师，13位馆长不约而同地推荐了贝聿铭。


1983年，经过两年深思熟虑的密特朗，把这一消息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
法国唯一一项没有通过竞争就直接指定建筑师来设计的国家工程。
消息一出，极大地刺激了法国人，也让贝聿铭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力。压力来自几乎举国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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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它代表了法国的荣耀和民族自豪感，现在，却要让一个华人，一个美国人来主持重建，法国人过不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关。


贝聿铭的儿子回忆：
“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贝聿铭连妥协都不愿意。
他保证说，自己来自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一定会尊重法国的传统，并自信地公布了自己以玻璃金字塔入口为代表的改建工程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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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迎接他的，只是反对声一浪更比一浪高。
法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愤怒地指责“金字塔”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甚至有人宣称，统计显示有90%的法国人反对金字塔。
“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等口号一度大行其道，包括法国文化部长也公开批评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说这比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企图从卢浮宫抢走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愤怒。


这样的攻击已经超出了艺术的界限，混杂着激烈的政治观点交锋。贝聿铭说，
他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为他翻译他想答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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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接受不接受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贝聿铭回忆说，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我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
“你要想往新的一条路走，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前走。”
反反复复思考过后，贝聿铭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不仅不会显得突兀，反而可以衬托卢浮宫的庄重与威严，并跟凯旋门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连成一体，为巴黎的中轴线锦上添花，在视线上尽可能不影响主体建筑。”

随后，坚信真理在握的贝聿铭展开了反攻。
他公开游说，“巴黎应该是充满生机、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他拜会蓬皮杜夫人，以“艺术必须富有现代精神”让她和众多名流从反对变为支持。

他还主动与密特朗的主要政敌——巴黎市长希拉克探讨城市规划、艺术和中国艺术品，以“开放卢浮宫就意味着开放巴黎”，让这位政坛强人的一只脚抬到了自己这一边，并争取到机会——

在卢浮宫竖起同比实体模型，接受公众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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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总计6万巴黎民众参观了这一实体模型，并像总统选举一样进行了全民公决。
最终，模型征服了希拉克，也征服了法国人。


1988年，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落成，随即
成了法国人的骄傲。同年3月，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了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

业界和大众的反响也超出期待的好，甚至有人总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古代文明”，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能够鉴赏现代。”卢浮宫金字塔，则是对古文明和现代的完美融合。
人们对金字塔的狂热甚至一度让埃菲尔铁塔都黯然失色，进而令造访卢浮宫的游客比过去激增一倍，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游客宁肯挤在玻璃金字塔前排长队，也不愿从另外两个入口进入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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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金字塔赋予了
卢浮宫现代格调，让其重放光彩，也让贝聿铭赢得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将他推向了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巅峰地位。


但贝聿铭说，自己并不属于赶时髦的建筑师：
“要是使一种东西持续的散发光彩，就必须汲取到它的精髓，否则就只是一种潮流稍纵即逝。”

以玻璃金字塔璀璨卢浮宫精髓时，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也于1990年落成。地上70层，总高367.4米的中银大厦，建成时是
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亦是全世界除美国以外最高的摩天大厦。
贝聿铭曾在香港短暂地呆过些日子，他的父亲也曾在这里的“中国银行”上班。接手设计任务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赋予这座建筑“中国人的雄心”。


“她必须是光明的，必须可以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建筑。所以中银大厦不应只是一座建筑，而应是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

但中银大厦的预算并不多，只有1亿3千万美元，紧邻中银大厦高180米的汇丰银行大厦（1985年建成）却耗资达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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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预算内将中银大厦建设成既有气魄又实用的建筑，贝聿铭大胆引入了新的结构设计。最终，高出汇丰银行一大截的中银大厦，使用面积是汇丰银行的两倍，而造价不及其五分之一，光是钢材使用量就节约了三分之一。


早在1990年，贝聿铭便宣布退休。
但全世界找他操刀的人络绎不绝，他也退而不休，在作品遍布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后，继续奉献出多个经典力作，包括：
1991年小山美秀子委任其设计的私人艺术品博物馆，远离都市之外，80%“藏”在地下，被誉为“桃花源”的“地上的天堂”——日本美秀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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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担纲设计顾问，由儿子贝建中、贝礼中执掌的贝氏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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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高龄担纲设计，2006年10月建成，融传统园林风景设计于其中，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苏州博物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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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时亲自操刀，位于一座人工岛之上的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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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是漂在水上的建筑，也是贝聿铭应卡塔尔国王邀请设计的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
起初，贝聿铭曾谢绝国王的好意，原因是不愿意在多哈的高楼林立中“委屈”自己，国王仍诚心希望他帮忙后，他建议远离闹市另择福地。
于是，便有了国王一声令下之后填海造出的一个崭新人工岛，也有了贝聿铭捕捉住“伊斯兰建筑的精髓”所完成的这一收官之作。

贝聿铭说，这一项目帮他进入和了解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也正是91岁还孜孜不倦，让项目一落成就成了卡塔尔新的国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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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一生中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他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这也逼迫他不断地学习和革新自己。
“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法设计。它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他说。


遍布世界且倍受推崇的作品，让贝聿铭获得了一个建筑师所能获得的至高荣誉，包括但不限于：
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金奖、普利兹克奖、日本帝赏奖，英国皇家金质奖章。此外，他还是唯一荣任过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长的建筑师。


建筑评论家们也给予了贝聿铭无上的褒奖，称赞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他的名字将因为他的杰作，超越同时代的建筑师而长远流芳”“是当世硕果仅存的现代主义大师”……


强调自己是西方建筑师的贝聿铭说，中国文化对他的设计影响至深。
“我深爱中国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泉。”参与中国项目设计时，他也都在“致力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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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还与乔布斯有很深交集，是乔布斯最欣赏的人之一，也对乔布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乔布斯是包豪斯（BAUHAUS）设计理念的膜拜者，而包豪斯的创建者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正是手把手教了贝聿铭第一个项目，并以艺术要与功能融合而对
贝聿铭
影响最深的导师。


作为格罗皮乌斯的共同信奉者，乔布斯与贝聿铭有过很多合作，贝聿铭的艺术理念和表达，也深刻影响了乔布斯，并被他广泛地偷师应用。


乔布斯在曼哈顿圣雷莫公馆买下的豪宅，就由贝聿铭帮忙设计，在这之前，贝聿铭还从来没有为他人的住宅操刀过。

1980年代，乔布斯构想建设苹果总部园区时，也曾找贝聿铭担当园区的总设计师，不过后来项目宣告破产，因为他自己都被苹果驱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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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兴建NeXT大楼时，贝聿铭应邀在其大堂中心设计了像漂浮在空中一样的螺旋楼梯。后来，这被乔布斯偷师到了苹果专卖店的设计中。
在苹果专卖店的设计中，乔布斯也大量“窃取”了贝聿铭的灵感。比如简洁；比如用玻璃作为材料；比如注重光线、空间和几何图形的配合……这都是贝聿铭的经典设计风格。
苹果在法国巴黎的专卖店，则干脆开到了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的倒立玻璃金字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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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艺术理念上共鸣，乔布斯与贝聿铭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对自己认准的事，始终保持超级信仰以及忘我的极致坚持。这就像贝聿铭所说的：
“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
对人生的经历、沉淀和成就，贝聿铭和乔布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贝聿铭说：“也许你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开花了，这样的花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乔布斯则强调：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连出通向未来的那一条线，但当你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这些过去的点其实已经画出了那条线，要相信人生中的每一个点迟早都会连接到一起。
贝聿铭与苹果新总部的设计师福斯特（Norman Foster）之间的故事，也富有戏剧性。


1980年代末，福斯特在香港完成了汇丰银行大厦的设计，并因此声名大噪。但紧接着，贝聿铭就以中银大厦盖过了汇丰的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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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福斯特因操刀完成德国新议会大厦的设计名声大噪，而贝聿铭则紧随其后，应德国总理科尔的邀请，设计了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并赢得媒体“柏林为贝聿铭欢呼”的盛赞。


对在美华人而言，贝聿铭则始终是一个骄傲的存在，是领着大家一起往上打的开路先锋和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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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贝聿铭总在现实中感到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歧视，与他交好的大提琴家、华人马友友也被类似问题困扰：“美国记者居然会问我中国人是不是还抽大烟，简直是天方夜谭。”
于是，他们产生一个想法——把在美国的杰出华人联合起来，面向美国主流社会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而且付诸行动，成立了百人会。


如今，百人会已拥有会员超过150人，成为中美及两岸交流沟通的重要纽带与桥梁，成员均为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美籍华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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