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愚公移山，今有大发凿渠！他花了36年绝壁开“天渠”！彻底改变了一个村的命运……

1995年，身处贵州大山腹地的草王坝村，迎来命运的转折———绝壁之上，一条天河般的水渠倾泻而下，生命之水终于流入草王坝。

嵌在半山腰中的大发渠。

这条天河般的水渠，历经36年的波折，凭借人力，硬生生地绕过三重大山，接通草王坝与水源地，村民叫它“大发渠”。大发，取自村中老人黄大发的名字。

村民说，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如果没有修好水渠，草王坝村或许已消失在近年易地搬迁扶贫的进程中———不可否认的是，黄大发与草王坝村，创造了另一种闪耀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光彩的中国式奇迹。

82岁的黄大发仍坚持着巡渠的习惯。

－－－失败－－－

草王坝村，深处贵州省遵义市大山腹地。

没有什么词比“山高水远”更适合描述它。最高的山海拔1400米，最低的600米。西面的螺蛳水河，距村子不过六公里，但一层层屏障，将水源生生隔开。面对巍巍群山，人们穷得无可奈何。

直到1992年，村民仍然不知道白米饭的滋味。因为缺水，他们只能在干裂的土地上种下玉米，年复一年喝着带着黄泥的“望天井”水，一日三餐吃着“包谷沙”———玉米粒磨碎蒸的“饭”。

黄大发，土生土长的草王坝村人。“让村里通水，让大伙能吃上大米饭”，多年的穷困凝结成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

1958年，黄大发23岁，出任草王坝村大队长。当了“官”，梦想迎来实现契机。上世纪60年代初，他第一次带领村民兴建水渠。

这一修就是十年。

没有技术人员指导，村民们用的是土办法：没有测量仪，全靠眼睛瞄；没有水泥，沟壁直接糊上黄泥。水一来，直接冲垮。屡战屡败，士气也就渐渐泄了。跟着黄大发上山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不了了之。

山间上的那道废渠，像黄大发心头的疤。

草王坝的日子继续穷着过。村民们依然去山下的“望天井”排队取水，一来一回两个小时。1990年遵义大旱，整整四个月几乎没有雨水，水井自然也无法“望天”。全村的包谷尽数枯死，地里一片焦黄。

“要是当年水渠修通了多好！”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有村民会这样想。一转念又觉得自己是说梦话，“试过了，就是修不通嘛。”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要想吃大米，三十晚兮（晚兮，方言，即晚上，编者注）才有米汤喝。”修渠的事，渐渐被抛到脑后。

黄大发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坚持－－－

黄大发不愿接受贫穷的“宿命”。

1989年，时年54岁的黄大发被调到枫香区水利站学习。他大字不识几个，学着别人看工程图纸，费很大劲才搞明白啥是分洪沟。工程图一般用“+”代表增高，“-”代表降低，追着同学问才学会。

“他当时特别着急，搞明白了之后还说‘直接说高高低低不就行了嘛’，我们都笑。”多年以后，同班同学雷关刚还记得，黄大发年纪大，却最爱提问。

区里伙食好，有米饭吃。学习期间的一次聚餐，有人跟黄大发开玩笑：“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谷沙好吃？”

一句话，说得黄大发如鲠在喉。他讪笑着没有说话，心里却堵满了气。他气自己堂堂七尺男儿，遭到这样的当众嘲笑；他更气草王坝穷，穷得远近闻名，过不好日子还要被人看不起。

“还是要把水引到村里来。只有通了水，村里才能脱贫。”时任村支书的黄大发，有了水利方面的知识储备，再次把修建水渠提上村委的议事日程。

修渠，最大障碍不是高山绝壁，是钱。为了争取资金，黄大发一次次往县里跑。50多公里的路程，他拿不出钱坐车，一路靠双脚跋涉。但当年的南白县（今遵义市播州区），同样面临着财政困难的窘境，这使得政府对草王坝的支持“有心无力”。黄大发到处找领导，一点点磨。有年冬天，他到县水利局没找到人，干脆一路打听到副局长家等着。副局长回到家时，见到的是脸色发青的黄大发——— 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冻坏了。

1991年，黄大发终于给村里带回来好消息：县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付6万元现金。因为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另外拨付38万斤玉米折抵为工程款。水利局也会派技术人员过去，不过，水利局要村里留1万元的押金。

1万元钱，全村900多人，人均10多元，有的一家就得出80多元。那时候，草王坝村的人均年产值才80元。“70%支持，20%犹豫，10%反对”，村民徐国太清楚记得，村里的人心并不齐，“第一次修渠失败了嘛，有些人没信心。”

黄大发家家户户地劝。家里有鸡有猪的，卖了换钱。实在拿不出来的，借钱也要交上。钱终于凑齐了，但难免有人交得不情不愿。

“黄支书受的委屈多了。”徐国太说，那之后，黄大发的家里就屡次遭到破坏。杜仲树的树皮被刮掉，过冬草被烧，猪被偷。但徐国太没见过黄大发生气。他抓到偷猪的人送去派出所，黄大发对他说：“我知道是谁就行了，你们别打他。”

－－－开山－－－

1992年春，水渠正式动工。

所有人都要投工投劳，领了钢钎、铁锤等各种工具，每天去工地上班。300多吨水泥，黄大发亲自从160多里远的龙坑一车一车运回草王坝，村民们再一袋一袋地背到山上的工地去。

当年，黄大发也是这样子，带着村民徒步去修渠。

困难四面八方地来。修渠要经过邻村土地，放炮的山石掉下去，砸到别人家的房子或田地，又免不了起纷争。被砸的乡亲找上门来要赔偿，都是黄大发出面顶住。

其中一些人难缠，腰间别着刀上山阻挠，说要跟黄大发拼命。“没怕过。就给他们做工作嘛”，回想起来，黄大发不怒反笑。最后，乡党委书记出来为草王坝“撑腰”：砸到邻村房屋的石头，草王坝村赔；砸到地里的，就自行解决。

从水源地螺蛳水至草王坝，经过大小七个悬岩，十多条峻岭，其中以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想开凿水渠通道，需从百丈悬崖峭壁上先打出半隧洞。

没有任何专业设施，村民们就用箩篼把人吊下去，半靠着绝壁打炮眼，两天、三天打成一个。放炮，凿岩，砌沟，和水泥灰浆。一丁点一丁点地炸开岩石，水渠一尺一尺、一米一米地延伸。

村民们在擦耳岩段用钢钎凿开岩石，当年就是靠着这些简单的工具，他们得以在峭壁开出一条水渠。

悬崖上修渠道，黄大发担心出事，便把一些施工段包给了村外的专业工程队。在转拐岩，山体像刀削般直立，工程队也怕了，没人愿意下去打炮眼。徐国太急了，被黄大发拦住：“我来。”

“你们不要怕。我下去安全得很，没问题，没问题。”黄大发把绳子系在腰上，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悬崖边。绳子另一头系在树上，几个年轻人拖着慢慢下放。

四丈长的绳子合13米，大约半个小时才放到头。只听黄大发在底下喊：“绳子放下来，还没到！”徐国太探头下去看：黄大发把绳子系在另一棵树上，又放了四丈，才到标记的位置。

安全确认了。工程队也先后跟着下去。

黄大发叮嘱渠边行走的村民们注意安全，崖壁另一侧则是深山谷。

－－－通水－－－

在黄大发二儿子黄彬权印象中，父亲始终为村里的事情忙碌，极少过问家里。“他出门从来不打招呼的，说走就走了。”

要是到了晚饭时黄大发还没回来，黄彬权就得去家门口地势高的地方，对着群山大喊“爸爸”。山间传来回应，远方有手电筒的光点一动一动，家人就知道，黄大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黄彬权理解父亲的梦想：“集体的事情太多了，他无法考虑家里面。”

1995年春，第二次修渠开工仅三年，7200米主干渠、2200米支渠全线通水。

黄大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哗啦哗啦的，晚上睡觉也能听见。”水声让他欢喜。

村里随即开始搞“坡改梯”，把山崖开垦成梯田。到1997年春天，全村坡改田约300亩，人均粮食增至千斤，人均产值则从80元翻至300元。

“田太多了。”村民黄兵凯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叹。

黄大发在田里

－－－修渠的老伙计们－－－

▼ 徐开伦

上世纪60年代，黄大发首次牵头兴建“红旗水利”，徐开伦便与黄大发并肩作战，也同样经历了红旗水利的失败。1992年，水渠重新动工，徐开伦是指挥部成员之一。水通那年的春节,村里家家户户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新米拿出来煮饭,徐开伦一口气干了五大碗。

▼ 夏时强

“大发渠”开工时，夏时强的孩子年纪都很小，放在家中无人照顾。夏时强便和妻子想了个办法：把孩子装进背篓里带到山上。两口子干活时，就在不远处铺上床单，让孩子躺在上面玩。

▼ 黄兵凯

黄兵凯清晰记得，1994年通水那天，从水源地到草王坝，水渠沿线挤满了人。村里随即开始搞“坡改梯”，把山坡开垦成梯田。“田太多了。”他感叹，家中原本的五分田增加到五六亩，以前耕田只要两三天，水渠修通后则花了两个月，终于可以栽培水稻了。

▼ 黄兵强

草王坝村所在地已属高寒山区。冬天，水渠工地上常常落满大雪，但村民们照样开工。“手冻得哟，都裂口子了。”黄兵强说。工地离家远，黄兵强会在早上炒好“包谷沙”，或是烧熟红薯带到工地上充饥。修渠三年，他吃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冷饭。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水。

▼ 徐开立

1992年春，第二次修渠开工没几天，炸落的石头掉到山下，砸坏了别村几户村民的田地。他们围到工地上，不准草王坝人施工。徐开立跟着黄大发，挨家挨户赔笑脸、道歉，到田里把石头捡拾出来，几户村民还是不依不饶。“后来还是乡里的领导出面调解，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徐开立说。

▼ 黄大能

黄大能也跟黄大发一起参与了第一次修渠。他说，那时候村民们不会做规划，直接从水源地开始修，边修边引水，水流往哪里就往哪里挖沟，遇到有大石头挖不动的情况就绕行。没水泥、没技术、没经验，修了十几年也没修好。第二次能很快修成，还是因为准备充足了。黄大发去水利站学习了两年多，又带着技术人员在山里测量、规划，搞了大半年才正式动工。

▼ 唐恩良

第一次修渠时，唐恩良才十二三岁，曾跟着学校老师到工地上去慰问。十多个学生，每人从自家菜地摘了些菜，带上工地煮给大家吃。第二次修渠时，唐恩良已成了修渠的主力，经常要背着100斤的水泥上山。他说，平常干农活也累，但修渠更累，一般不会背这么重的东西，而且每天都要上工。但那时候，大家都咬紧了牙关地干，没人叫苦叫累。

－－－办学－－－

通水后，黄大发带领村民盖起了小学。

黄彬权从1997年起在村里当代课教师，待遇不高。2003年，他到县里去打工，两天的工资就抵得上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

哪知道没过多久，黄大发来县里找他了。“说村里面缺老师，让我回去。”黄彬权不想回，但更不愿为难父亲，最终还是跟黄大发回了家。2006年，因为待遇问题，他再次进城打工，又被黄大发劝回。自此，黄彬权没有再离开草王坝村。

通了水，多了田，村里的经济状况渐渐好转。有编制的正式老师也逐渐进驻。

黄彬权下岗了。年纪已大的他没有再动打工的念头，转而务农。生活自给自足，盖起了二层楼房，但也仅此而已，家里并没有更多的积蓄。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坚决不回村里，生活不会是现在这样。

不过，黄彬权从未对父亲说起过这些。“当时已经做出选择的事情，就不能怪罪别人了。”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村里考出了20多个大学生。“没钱，哪里供得起大学生？”有村民说得直白，“水通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