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涅金与达吉雅娜，不止关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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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与达吉雅娜

错位的爱情悲剧

读过《奥涅金》，许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这场经典的恋爱究竟有没有真正存在过？因为在这段“奥塔之恋”中，既没有传统爱情故事中海誓山盟，私订终身的桥段，也没有苦苦追求的曲折历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似乎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这几乎是一场错位的爱情悲剧。

贵族公子叶甫盖尼·奥涅金厌倦了都市与上流社会的虚荣，他来到乡村，在乡村姑娘达吉雅娜的身上发现了质朴之美。但当姑娘主动向他告白时，浪荡公子式的自私与轻浮让他拒绝了姑娘的爱意，并将她奚落一番。很快，奥涅金在决斗中杀死了自己的挚友，开始四处远游。而达吉雅娜在被心爱的人拒绝后，痛苦万分。但她最终听从家人的安排，嫁给了一位将军，并忠心于他。数年后当奥涅金远游归来，见到雍容华贵的将军夫人达吉雅娜，爱的火焰终于燃起，他写下一封炽热的情书，并跪倒在曾经被自己拒绝的姑娘面前，请求原谅。达吉雅娜痛苦地承认了她对奥涅金的爱意，但更加决绝地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坚贞。这一幕成为爱情小说中永恒的经典：

“我十分了解：您拥有骄傲，

而且也拥有真正的荣耀。

我爱您（我何必对您说谎），

但我现在已经嫁给别人，

我要一辈子对他忠贞。”

重逢时分，奥涅金跪倒在达吉雅娜面前

回顾男女主人公悲剧性的错位人生：奥涅金的一生是脱去理性、冷漠的外衣，重新唤醒生命的激情和活力的一生；而达吉雅娜的一生是从怀抱着幻想式的过于激情的爱，到理性的自我觉醒，承担起崇高的责任的过程。

这种错位背后，展现的是19世纪俄国社会中的普遍冲突，即在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俄罗斯社会中的西方文明与斯拉夫文明的分野初步显现的背景下，对俄罗斯民族该往何处去的思考。《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此：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的凄美爱情悲剧，指向的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民族性问题。

普希金手绘叶甫盖尼·奥涅金

奥涅金接受的是彼得大帝改革后在上流社会风行的西式启蒙教育。当理性、自由这些舶来品被直接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便异化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风气，一种贵族先生、太太用来伪装自己的虚伪道德，奥涅金也不例外。生活的停滞和庸俗使他窒息，他抗拒着上流社会构建出的虚伪幻象。理性的外表与热情的冲动成为其矛盾的源泉，生命本身的激情和热情成为无处安放的冲动。奥涅金是在西方文明在俄罗斯土壤上培育出的“多余人”，普希金将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和谐”的达吉雅娜身上。

因此，与其说是达吉雅娜的爱拯救了奥涅金，不如说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实质拯救了被西方利己主义所异化的俄罗斯心灵。达吉雅娜的美与善，以及走出爱欲的小天地，去承担比爱更广阔、更沉重的东西——责任与忠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的实质。普希金在此处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对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社会在东西之间探索出路的深邃回响。

东西之间

历史的命运将俄国引向了西方，彼得大帝的改革把俄国人领进西方文明的世界。这个在东西之间长久徘徊的国家，奔跑着冲入西方的怀抱。18世纪的俄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迷恋西方的景象，作家伊凡诺维奇·冯维辛在小说《旅长》中通过伊万诺什卡的话，道出了彼时许多俄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的肉身生在俄国，但我的灵魂却属于法兰西。”西方世界散发着惊人的魅力与吸引力，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那个年代时，这样写道：“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国和西欧。”对西方文明的倾慕造就了许多奥涅金式的人物，他们信奉思想启蒙和理性主义，却不投身于俄国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最终落入利己主义的桎梏。

《旅长》是18世纪俄国剧作家伊凡诺维奇·冯维辛创作于1769年的喜剧。这是冯维辛第一部散文体的喜剧，也是俄罗斯第一部民族喜剧。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嘲笑了贬低俄罗斯民族自尊心的那种崇拜法国文化、盲目模仿外国风习的思想，真实描绘了俄罗斯地方贵族的生活。

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还未形成之前，伴随着对西方的迷恋，怀疑也随之产生。冯维辛的作品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最佳例证。在《旅长》一书中，他嘲讽了当时模仿所有法国事物的行为，并对“俄罗斯法国人”进行批判。他甚至这样评价被知识分子向往的西方文明之都巴黎：“我来到巴黎，这一虚构的人类知识和兴趣的中心……所有关于这里的讲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然而，这还仅仅是“在俄国文学中最初展现的、带着对西欧最美好的观念来到西欧之人的痛苦的疑虑，是对西欧失望的最初表现”（津科夫斯基）。俄国知识分子尚未意识到在认识西方、反思西方之中，返归民族性问题的重要性。

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唤醒，源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1812年战争，关于西方文明和进步的观念被动摇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也遭到了怀疑和批判。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历史乐观主义，使人们对文明进步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这一怀疑最终导致了对欧洲世界先进性信仰的破碎。无论是早期的西方主义者还是早期的斯拉夫主义者，都意识到了俄国文明的独特性。进入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从西方回到俄国，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这不仅为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空间，更让俄国未来道路抉择的重大使命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彼得大帝

这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书的年代。普希金一直在追寻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希望通过作品展现俄罗斯人的美丽和善良，唤醒崇高的民族精神。继《铜骑士》对彼得大帝时代做出历史性的解读后，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民族性和俄罗斯道路提出了畅想。正如津科夫斯基在《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中写到的“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几行诗中……这些诗句与那一历史-文化的怀疑主义是一致的，这一怀疑主义摆脱了先前对进步的幼稚信仰，并提出了关于文化的价值问题，在我们这里人们所了解的正是西方文化形式上的那一价值。”

奥涅金的使命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奥涅金是“西方生活影响下产生的一个异己、非俄罗斯的、阴郁的幽灵”。但普希金并不想把奥涅金塑造为一个非俄罗斯的反面典型，相反，普希金在他身上给予了唤醒民族性的希望。因为普希金想描绘的，绝非简单的上流社会的生活肖像，而是要以奥涅金为代表，展现上流社会中没有泯灭的，等待唤醒的人性和民族性。

这一点在主人公的名字中得到了印证：奥涅金这一姓氏来源于俄罗斯的奥涅加湖，它象征着祖国美丽的大自然，更意味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统和血脉。而他的名“叶甫盖尼”却完全是一个法国味十足的欧洲名字。在这一姓名，或是说在主人公身上，就包含着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可能性。但这场对话必然是以“奥涅金”这一俄罗斯姓氏为根基的。中国学者吴晓都曾这样评价：“奥涅金与达吉雅娜，一个欧化的心灵漂泊的俄罗斯人与一个坚守斯拉夫价值观的根基派主人公在思想情感上的相互对峙。”

诗人普希金

可见，奥涅金与达吉雅娜之间的爱情悲剧，首先是一种令人扼腕却难以避免的错位。这是时代造成的错位，是民族性的错位。更是正在被唤醒的上流社会的民族性，与理想形式的基于俄罗斯大地产生的民族性之间的错位，最终导致了爱情与人生的悲剧。

但是，普希金并不想借此树立起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对立。他通过两人的爱情悲剧，赋予主人公一种宏大的使命，虽然这一使命难以实现，但依旧展现出两种文明的调和与完善之可能性，以及最终找到俄罗斯独特道路的信仰。普希金写下的未完结局中，我们可以期待奥涅金的继续追寻，追寻爱情与激情，追寻心中的达吉雅娜，更是追寻完美的俄罗斯民族及其最高使命。这一追寻贯穿了俄国的整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到今天也未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