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华佳
原作/Sandra Upson
Vu Van是美国旧金山一家公司的CEO。作为越南籍移民，她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硅谷创业者之一。在Stanford攻读了MBA学位之后，Van就加入了硅谷创业大军，但她发现大多数人都遇到了和自己一样的难题，于是她创立了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在去年的SXSW大会上展示了她的app处女作——Elsa Speak，并很快获奖。
就故事本身而言，这一切都符合硅谷模式的完美。
Elsa Speak （图片来源：Elsa official website）
但另一方面，Van对美国初创公司的工作模式很不适应。整个公司留在美国的只有她一个人。当她在越南的时候，她深入民情去调查了初始目标用户和他们的需求。回来之后她便开发了这款app, 为英语学习者设计了一个改善发音问题的人工智能小助手。大约两年之后，她有了七名员工，分散在越南和葡萄牙。
旧金山可以说是Van的第二乡，但她留在这里也是为了自己的企业：这里发达的网络技术无人能比。Van解释说，“在越南，大部分创业公司都还处于懵懂期，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做的产品，没有人有能力提供好的指导。”所以她选择扎根于旧金山，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的干洗店都有可能碰到潜在的导师、专家、投资人或者是未来雇主。对她的公司而言，这个优势已经足以弥补时区差异和黑白颠倒引起的睡眠不足和精神不振了。
所以当Van听到Google最新的Launchpad Accelerator项目时，她是持怀疑态度的。可以说，Google为那些新兴市场中成熟的初创公司提供了地表最强的网络通信服务：Elsa每次遇到问题，Google都会配备两名同事和一名资深专家，有时甚至是该领域内的顶尖人士。而且服务完全免费，对Google来说没有任何补偿。Van决定试一试，尽管硅谷给了她很多，但在越南发布新产品实在是举步维艰。
Elsa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来说都是一颗明日之星。而Google也正有打算扶持Van这样的公司并以自己的想法加以建设，传授他们开发产品最好的方法并加速他们的学习曲线。这也正是它的“策略性慈善”：为了得到Google的帮助，这些公司必须把自己的财务账本交给Google翻看，然后Google就会研究自己的产品在那些陌生市场的表现情况，并借机将Google的各种服务扩大到全球的偏远角落。最终，这些公司会吸引几百万人开始使用互联网，然后Google就顺其自然，随时准备虏获新的用户。
Launchpad 的全球总经理Roy Glasberg 称，“新兴市场缺少的正是成功的经验，他们需要一个生态系统。” 这个来自以色列、嗓音尖细、留着平头、运动界的时尚人士还用Google内部的意识形态向我们解释了为何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无法离开硅谷的帮助。他和同事一直在强调“生态系统”这个词。
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暗示：硅谷的资源太丰富，从投资者、董事会成员到竞争者、天赋异禀的人才在这里一脉相承，自成一体；而像印尼、墨西哥甚至巴西这样能力稍强的国家相比之下都只能算是文化沙漠。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硅谷就是一个适居带行星，除此之外都像火星或水星那样气候恶劣。
Google的理论在于，只有当一家公司IPO成功或被大企业收购，身处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才会受到集中的创业扶持。风险投资往往很难获得、有时甚至不存在。而且，人才资源极度匮乏，那些身经百战，有能力把小公司发展成大企业的技术专家少得可怜。哪里能找到专业的数据科学家？怎样为你的A轮融资争取到更好的谈判条件？如何修复app并提高转换率？恐怕你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些问题。
而由Glasberg 带领的Google团队就是一群“三角洲精英部队”。他们想要完成无数政府、地方科技园区以及各类资助项目都失败的事：点一把火让全世界的初创公司“燃”起来，然后自力更生。他们选择的对象是那些最聪明、最有潜力的初创公司，然后提供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帮助（和大约5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并把他们视作Google的一部分。
相应的，这些初生的牛犊们绝对不只是Gucci的冒牌货。他们不是菲律宾的Postmates（同城按需快递公司），也不是泰国的Tesla（特斯拉）；他们标新立异，他们独一无二，他们能解决千古难题，他们写的代码连整个旧金山或硅谷都无人能敌。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强大脑。Google，这艘地球上的创业航母，就负责给他们打上一针兴奋剂。
将硅谷的传奇复制到其他城市就一直是世界各地政府的心头好，但是他们却很难推动这一进展。硅巷？硅峡？硅河？硅沼泽？
作为Launchpad Accelerator的负责人，Glasberg在旧金山已经有新的办公室和桌椅了。他认为，Google的这个计划和以往都不同，“没有人像我们一样把新兴市场视作为一个整体。”
在他身边，100多个创业人士挤在会议室里和技术元老探讨问题，即使胳膊碰胳膊，每个人还是专心致志地盯着自己的屏幕。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两张椅子，但还是被淹没在人群中。这些创业人士背靠着矮柜子，公文包扔的遍地都是，整个办公室一直都能听到低沉的杂谈声。
Glasberg在商界发展过一段时间后便加入了Google Tel Aviv，此后就一直在思考帮助全球初创公司的伟大蓝图。“当你曾经帮助过的创业公司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回来，然后在他们的社区里进行投资。这样一来整个社区都会推动其他初创公司发展。”然后他开始给我们举例。“在拉丁美洲没有这样的生态系统。巴西从未有过大的资本退出。阿根廷只有过一个。”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初创公司“本身就具有风险，为什么我要去一个资本从未成功退出过的国家投资呢？”
比起被Sand Hill Road（硅谷风险投资公司聚集地）宠幸的公司，那些选择新兴市场企业的本土风险投资人似乎更迫切的想要看到资金币值化，因为这反过来能促进创业公司发展自己的产品。（投资越多，创业者就越会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要求更多的股份，而员工们对自己的老板也更小心谨慎，有了股权可能还要加薪。
Sand Hill Road
然而新兴市场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投资者。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已经上市或被并购的初创公司，他们还是缺少人才，尤其是能够带领创业公司发展壮大、克服政府监管以及网速较慢等各种新兴市场常见问题的企业家，缺少能克服新兴市场挑战，比如网络连通性差的企业家。
简而言之，他们缺乏专业知识。
所以Glasberg在2015年开始思考，Google应该如何依靠自身实力解决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成功经验的缺乏。他们制定了一条战略：找出最有潜力的公司，前期参加时长两周的硅谷深度学习项目，后期跟进时长六个月的远程指导，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商业难题。
Glasberg还补充道，为了保证高质量，他和同事决定选择较为成熟的初创公司，比如产品已经有大量用户基础，创业已达两三年之久，员工人数超过100，经历过一两轮融资，并且呈盈利状态。因为前途光明的公司往往不愿放弃更多的控股权，Launchpad团队最终决定建议他们走从其他的渠道从而获利，而不是冒着疏远这些有潜力股的风险。
Josh Yellin，Glasberg团队的项目经理表示，“无股份制有利于我们的加速项目帮助初创公司进一步发展。”作为一名河流生态学家，Yellin在2015年9月加入了Google。之前他负责管理Google初创公司社区的编程，现在加入了加速器这个新生项目。他在2016年冬季Launchpad项目的开幕致辞上也提到了“加速”这个词。这让许多创业者感到困惑，因为通常只有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才需要“加速”。Yellin解释说，我们真正的目标是那些处在快速扩张边缘的企业。“我们原先一直想用‘scale-a-rator’这个词，后来觉得听上去像某个不讨人喜欢的动物名字。”
上个月，Launchpad的第三批学员刚刚在Google旧金山湾分部结束了为期两周的“闪电式培训”，大约有9个国家、31个公司参加，每个公司都不少于3人。除此之外，约150名导师也参与了活动，大部分都是从世界各地飞往美国。他们和学员拿着电脑，仔细审查代码，评估每一个app的设计细节，研究每家企业的招聘情况。
Yellin称，“现在，我们从导师制度中获取了三种不同的数据。我们会记录每个导师的教学成果——学员遇到的困难以及导师给出的建议解决办法。有了这些，我们基本已经掌握了全世界初创公司成功的秘诀。”
当那些三十而立、自信满满的创业家加入Launchpad之后，Google内部50,000名精英人才就变成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甚至可以指定任意一位导师进行指导，然后Google就会慷慨地牵线搭桥。
这并不是夸张，事实确实如此。
印尼Snapcart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Reynazran Royono一直为人工智能问题所困，于是他来到了Launchpad。Snapcart用户可以通过扫描发票或收据获得现金返利，但当他们公司收集了5,000家连锁零售店不同的收据之后，图像识别问题难住了他们的工程师。所以他希望能和Tensorflow的专家进行沟通。Tensorflow作为Google的人工智能平台目前得到广泛使用。他们认为Royono的苦恼其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研究问题。据Royono 回忆，“我们和Tensorflow进行了讨论，他们说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很复杂，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不只是他们团队，Google Brain和PhD人士都会齐心协力攻克这个难关。”
巴西一家名为Portal Telemedicina的初创公司也是为了Google顶级人才和技术而来。他们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一个在线网络，医生可以通过观察医疗器械扫描出的片子和数据直接诊断病情。“我们表示自己想和Google内部AI的领头人物谈谈。然后一个英国人就联系了我们，他好像就是发明人工智能的，甚至对网上查不到的资料都一清二楚！”
Google并不是单纯修复这些技术bug，不是大学里帮学生解决问题的老师。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通过大量的一对一指导传播初创公司最好的发展模式。对越南人Van来说，创立Elsa的主要目标是使她的两名葡萄牙同事意识到硅谷产品发展的规律：快速迭代，不因瑕疵而放弃开发新产品。
在与一位导师交谈过后，Elsa团队正在讨论如何解决用户初次使用app的流程问题，因为他们发现部分新用户登陆到一半就退出了，但迟迟无法弥补这个漏洞。所以Van的导师就选择了一名知名的用户体验专家——Jacob Greenshpan。他建议Van先在周末的时候对登陆界面进行一些小的改动，看看情况如何。Van答应考虑他的建议，不过还是保持了团队的一贯作风，十分谨慎地权衡这个方案的利弊。Greenshpan立马说：“你必须这么做，这是你周六的任务。”Van照做了，结果惊讶的发现用户数量增长了25%！
Van属于那种听话的创业者，她读了100页的文献资料，仔细研究她能找到的所有在线资源。以前，她坚持一个人工作，因为效率更高。而她的团队只能在千里之外一知半解地咀嚼新技术。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Elsa用户初次体验的不适，让他们困扰了好几个月。
所有的这些创业故事都指明了一点：我们忽略了创业公司成功背后的隐性因素。
俗套的故事情节通常是：伟大的创始人走到了一起，开发了一款无与伦比的软件，凭借集体的智慧吸引了几千名，然后是几百万用户。这个模式本身没有错，但它忽略了天时和地利对这些创业公司的巨大影响。
硅谷名下的初创公司就像温室里的植物，不受寒冷的侵袭，沐浴在阳光之下，每天都能汲取营养。一旦他们放任自由脱离了硅谷，如果他们还能生存下去，境况也会变得很惨。所以，提前为他们建立舒适的温床就变得至关重要。
印尼Google Launchpad
别看这些没能进入硅谷的公司现在得到了Google的帮助，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和Google竞争了。最近，Van就在Google的眼皮底下挖来了一位AI 专业工程师。她说，“事实上Google和Amazon给那位工程师的薪酬远比我们能负担的多。但他非常认同Elsa的使命，相信它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所以他拒绝了美国人的天价，从乌克兰搬到了葡萄牙，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不过，把这些初创公司融入Google的势力也使其收获颇丰。为了进入Google的项目，整个过程非常折磨：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财务状况完全向Google的员工公开。这样一来，Google看到的不只是每一家公司的经营数据或技术能力，更多的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稳步发展的足迹。
然后，Google就会向这些公司传授产品发展的秘诀。众所周知的Firebase、Tensorflow和Google Cloud都对初创公司大有益处。有了Launchpad，那些出色的工程师就会变成Google的忠实用户，毫不吝啬地赞美他们最喜欢的应用工具。Van评论道，“如果Google让最好的创业公司从一开始就使用Google的产品，他们以后也会一直使用，毕竟更换产品的成本太高。”
Glasberg则更有远见。“Google会有两大益处。首先，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在新兴市场成功创业的条件。”此外，他们会发现全世界所有的程序开发者都在使用Google的产品，这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首先会关注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些市场会成为下一个十亿的来源。他们就是未来。”
然而，这个时代现在还紧紧掌握在硅谷的手中。Van刚刚结束了她短暂的越南之旅，与同事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每次周游世界之后她都会回到旧金山，那里有她需要的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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