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这条新闻狠狠噎住。

一起杀人案。

杀人者，于欢，22岁。

死者，杜志浩。死前正与其他10名催债人，用尽手段羞辱于欢的母亲，逼她还债。

案情不复杂，但看完《南方周末》的报道，却让人感觉一股忧愤之气郁结胸中。

一层，一层，一层，荒诞的现实把我们的心理底线击穿。

忍无可忍的逼债。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苏银霞开办的公司资金周转遇困，不得已向吴学占借款共计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远超法律规定的36%年利息上限）。

在苏银霞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后，“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

结果，就遭到涉黑势力的恐怖逼债。

案发前一天，事情已经不妙——

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案发当天，苏银霞和于欢母子被关在了一起——

“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
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一个小时后，失控的于欢，抄起水果刀疯狂捅向逼债者，结果四人中刀，其中杜志浩失血过多死亡。

爱莫能助的警察。

苏银霞曾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前来简单了解情况后，苏银霞欲一起离开，未果。

就在案发前，民警接到报警再次前来。四分钟后，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准备离开。

苏银霞公司的员工于秀荣试图拦下警车。

“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不会缺席的判决。

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

2017年2月17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而对于于欢代理人主张的正当防卫，法院认为：

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在那样的情况下，身为人子的于欢的耻辱与愤怒，外人是难以体会的。

但从这样的结果中，我们看到了，失望，乃至绝望。

“因为他的生命安全还没有受到威胁，所以他杀人，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这样的的逻辑，“正确”到冷血。

它要求，一个被11名歹徒限制人身自由、眼睁睁看着母亲受凌辱的人，用无比冷静和镇定的心智，精确计算出“我应该反抗到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罔顾他用“适度的防卫”绝无可能制止，正在发生的非法拘禁和猥亵的犯罪行为。言下之意是，反正那又不会要了你命，你有什么理由动刀？

这就相当于，在不正当的时候，跟你谈正当；在耍流氓的时候，跟你讲道理；在无法无天的时候，跟你谈五讲四美。

我们并不能说，新闻报道就是案件全貌；我们自然也不能替代法官，判定当事人有罪或无罪。

但目前看到的信息，已经足以让我们对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度就此崩坏。

新闻里用到一个词，极致凌辱。

相信这个词大家都懂，但肯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真实的含义。

此案引来舆论哗然！

“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还是反抗？”

“自己又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

此案如果在国外会怎么判？

美国的退让法和城堡法

众所皆知，在美国，随意进入他人庭院即有可能被射杀，所以在任何时候，跟美国人打交道最好都要有礼有节，互相尊重。美国人确立了这般彪悍的自卫原则，其效果如何呢？说实话，这种原则确实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个人权利大获声张，个人之间不敢轻易撩事，政府更不敢招惹个人。

因为在美国，有所谓的“不退让法”和“城堡法”。

城堡法是美国很特别的东西：只要在一个人的“城堡”里（城堡指家，有的州包括车，有的州包括工作地点），一个人可以用致命武器（主要就是指枪）防御入侵者。

正如加州持枪法跟德州持枪法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样，每个州甚至每个县的城堡法相差也是十万八千里。其中德州的城堡法被称为典型的强城堡法。强城堡法允许房主人可以主动向入侵的陌生人开枪，甚至可以坐在车里向试图强开车门的人开枪。而加州是典型的弱城堡法，房主人只有在先警告、然后退让、已经被侵害、走投无路时才能防御性的开枪，而且只能在自己的家，不能在自己车里。

加州法律规定，如果你有机会逃离家里来躲避，你应该先逃走并报警。如果逃不走，你应该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并拨通911，让接线员听见你防御的全过程。最好你还要喊几句你别过来，我要开枪了之类的。等敌人踹开你最后的一道房间门才能开枪。

而彪悍的德州规定，只要在你自己家，如果你听见有人在敲你的家门，你可以抄起AR15主动迎上去一个50发的连射把对面打成筛子，或者隔着门一枪把对方的头轰掉。

在美国，由于城堡法的存在，即便是城堡法最弱的地方，遇到持凶器抢劫的歹徒，先发制人是合法的，而且不但刑法没有责任，在民法你也不需要赔偿劫匪。

中国的自卫被分成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而在美国，自卫通常分为正当防卫和可原谅的防卫，这两种一般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惟有不合理的自卫才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法律责任，但这种责任多半也有限。况且，即便法官认为自卫不合理，陪审员也往往不理睬这一套，径自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定，这就使得美国的正当防卫变得更为复杂了。

照中国当下的标准，美式的正当防卫简直称不上正当，美国人的自卫动辄使用致命暴力，而个个听上去都像是蓄意谋杀，然而，犯罪嫌疑人居然大多数都不必接受刑事惩罚，或者其刑期约等于零。

在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案件中，10来个彪形大汉屡次闯入别人的私人领地，并对极端手段凌辱、甚至用令人发指的方式性骚扰一个弱女子。这要是在美国，这些歹徒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美国妈妈为了保护孩子枪杀歹徒，法官这样判的

一个美国妈妈，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有歹徒要破门而入，她枪杀了歹徒。

这起案子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布兰查德镇。2012年的新年之夜，18岁的萨拉·麦金利带着生下来才3个月大的婴儿独自呆在家中。她的丈夫因患肺癌在圣诞节刚刚去世。麦金利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撬她家的门试图闯入。她马上抓起枪躲入自己的卧室。之后，她把奶瓶插入婴儿的口中，就开始拨打911紧急呼救电话。

麦金利呼叫说：“我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能不能立即请一位话务员和我说话？”接上线后，麦金利急切地问话务员：“我手里有两把枪，如果他破门而入，我可不可以向他开枪？”话务员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做你该做的，保护你的孩子。”她们一共通话21分钟，由于路途遥远，警察还不能马上赶到她家。

在这期间，门外的两名歹徒马丁和斯徒沃特手持12英寸的猎刀一直不停地在撬门。当马丁最终把门撬开并闯进来时，麦金利就扳动枪拴当场将其击毙。斯徒沃特见势不妙转身逃跑。之后，他主动向警方自首。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马丁和斯图沃特之所以闯入麦金利的家，是为了偷窃她丈夫生前曾经服用过的止痛药物和其它药品。

警方到达现场后确定，麦金利开枪打死马丁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地区检察官也没有对她提出起诉。麦金利本人对媒体表示，她对开枪打死马丁并不后悔，因为为了孩子的安全，她必须这么做。令人惊奇的是，另外一名同案犯斯徒沃特虽然没有任何枪杀行为，而且案发后也主动向警方自首了，但是，地区检察官还是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了他。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

美国式的正当防卫有时简直可以称不上正当。2007年，《地铁里的枪声：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一书在中国出版，书中的案例在美国曾轰动一时，值得一述。

1984年12月22日，工程师戈茨走进纽约地铁，他选择跟四个黑人青年坐在一起，随后，其中的一个黑人靠近他，向他索要五美元。戈茨应声拔出手枪（该枪支未登记过），把四位年轻人撂倒在地（一位终身瘫痪，其他受伤）。初审和高级法院都宣判戈茨无罪，然而，纽约州最高法院认为戈茨负有责任，发回重审之后，初审法院还是认定戈茨只犯有非法携带枪支罪，其他罪行概不成立。

戈茨一案在美国曾倍受媒体的关注。纽约市地铁向来是不法之徒的出没之地，而这类情节轻微的案件又无法获得警察的重视，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如今，出现了一位“复仇天使”，这是何等让人振奋？戈茨对政府的不信任完全符合美国的传统。他曾经被打劫过，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帮助，于是，他决心携带枪支，自己保护自己。这种话语在美国无疑能赢得广泛的同情。

不过，话说回来，正当防卫的原则是用来复仇的吗？如果每个人都随意地确立自己的执法标准，那么照总统的话说，“文明就面临崩溃”了。而且，戈茨本人的心理有着一定的疾病，当其他乘客都远离那四个黑人青年时，他却选择跟他们坐在一起。可惜，虽然纽约州最高法院对文明的进程忧心忡忡，但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们并不是法学家，也不在乎什么长远的法律发展，他们只晓得自己对戈茨的作为有感同身受之体会，结果跟像辛普森案件一样，最后还是只能尊重陪审员的判断。

另一桩著名的自卫案件涉及的是家庭暴力，詹妮斯跟丈夫感情不和，两人经常吵嚷，乃至互殴；由于体力原因，通常是女方处于劣势。某天晚上，他们喝醉了，又互殴，詹妮斯再次挨打，当丈夫入睡之后，她越想越气，即去厨房取刀把床上的丈夫捅死。

这个案件也由于正当防卫的因素而获得极其轻微的判决，詹妮斯无需坐牢，只要在家服一年缓刑。这桩案件居然被归入了自卫案件，恐怕会让他国的人觉得匪夷所思。首先，两人是互殴，接着又一起上床同眠。照中国人的标准，这分明是所谓的“床头打架床尾合”，谈不上什么男方对女方的虐待。在睡梦中杀死对方，这也更类似于复仇而不是自卫。

然而，美国法官自有一套解释。他们认为詹妮斯患有受虐女性综合症，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与普通人不一样。譬如，正常人觉得丈夫有暴力倾向就离婚好了，但长期受虐的女性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无法摆脱丈夫的魔掌的，所以她们不会选择离婚，反而会选择杀人。杀夫案在任何国家都不少见，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女性饱受虐待，忍无可忍。在中国古代，受虐女性的杀夫案并不能赢得额外的同情，她们依然会被判处凌迟刑罚，到了近现代，情况也没有大的好转，台湾作家李昂曾根据新闻《詹周氏杀夫》写过小说《杀夫》，真实案件中长期受虐的詹周氏就因为杀夫而被判枪毙。

不过，回到这个詹妮斯案件，按照中国的标准，恐怕没有人会觉得她遭受了严重的虐待，根据相关证词，她也时常殴打丈夫，事发当晚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打成一团，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大众想像中的怨妇形象。可她却因为受虐女性综合症而被认为杀人是可以原谅的。她的案件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正当防卫，却属于可以原谅的自卫，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女性主义的高涨。

这就是美国，在自卫案件方面，美国与他国的最大不同是，美国法律强调依顺人性，所以会反复推敲当事人的处境和状态，不会恪守法条；而他国的自卫案件往往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即便当事人的情况特殊，也不可网开一面，这就成了人性受制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