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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当下有一时髦词，叫“黑天鹅”事件，指出乎世人预料而发生的“反常”但影响重大的事件，如同大家本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却冷不丁撞见一只黑天鹅。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被说成2016年的两只最大“黑天鹅”。
有人说特朗普是希特勒再版，不管这是否太过，但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也算“黑天鹅”，至少是“灰天鹅”。这指的是：他在1933年和1934年先后成为了德国总理和集大权于一身的德国“元首”，但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前，大概没几个人包括他自己能料到这点。
本篇是谈：为何说，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前，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大独裁者”看似没戏？下篇再说30年代的事:“没戏”如何变“有戏”？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在2003年上映的电影《希特勒：恶魔的崛起》(Hitler: the Rise of Evil)

1魏玛德国：希特勒的“首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德国的威权君主制垮台了，皇帝威廉二世逃到荷兰，德国变成了一个民主制共和国。由于制定新宪法的会议是在魏玛
(Weimar)
这个城市中召开的，这个新国家后来俗称为“魏玛共和国”或“魏玛德国”。

魏玛德国既有议会，也有总统和总理；议会和总统是分别经普选产生，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及其内阁具体负责行政；总统有权任免总理及内阁，但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人选和政策得到议会的支持也很重要，因此，通常是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合来组阁。
魏玛德国和今天的德国都使用黑红金三色旗为国旗，它是德意志民主派在19世纪40年代设计的。
但在一开始，魏玛共和国就像捡来的早产宝宝，看似弱不禁风，从自家人那也得不到深情厚爱。比如，德国的典型右翼，例如在皇帝时代属于权力精英的很多将领、贵族地主和大工业家，讨厌民主制，认为它会加剧政治内斗，导致和平主义泛滥，方便工人阶级用选举抢班夺权和宰割有产者财产。而且，在很多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建立魏玛共和国的那班人，即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等，就是内奸卖国贼：在一战后期，前线德军并未溃败，是这些人在国内蛊惑人心和煽动暴动，才导致德国因后院起火而没法继续打下去。

再比如，魏玛政府刚一诞生，就被迫在巴黎和会上接受了著名的宰割德国的《凡尔赛条约》，虽然该条约是战胜国依仗武力而强加的，谁在德国当政大概都没法拒绝，但魏玛政府作为签字人还是遭到了很多德国人尤其右翼的鄙视，增加了它的“原罪”色彩。还比如，在魏玛政府建立之初，德国的经济也很糟糕，还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超级通货膨胀，钞票贱得还不如手纸。
在1923年的疯狂通货膨胀中，德国的纸钞贬值到可以当柴火生炉子。
这样，在一开始，就有激进右翼想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只说两个此类事件。一个是闹得最大的，叫“卡普政变”
(Kapp putsch，卡普是此次政变的一个领导人)
，是半军事化的治安部队
(freicorps)
于1920年3月在柏林发动的，把德国政府都撵跑了，但没过几天也就黄了。

柏林街头的政变部队以及当年的老式坦克。
另一个更像瞎闹，当时的实际影响与前者没法比，但后来要有名得多，因为其主角是希特勒：1923年11月间，希特勒及其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 terpartei,NSDAP) 
即“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前后不到一天，结果希特勒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出头。这算希特勒在德国政坛的真正“首秀”，也让他在全国出了名。他在狱中还完成了一部名著，《我的奋斗》。

监狱中的希特勒。受到庇护的他被安排在有两个窗户的舒适单间中。
但是，从20年代中后期德国的局势看，希特勒向最高权力的“奋斗”看似没啥戏。这比考上维也纳艺术学院难得多，这所学校希特勒在年轻时考了两次都没过，现在人们不免会想，当年将他录了多好……

为何希特勒看似没戏？主要说四点。

2魏玛变得更耐看了

第一，在这一时期，在多数德国人眼中，魏玛共和国看似更顺眼了，甚至亲切起来，德国大众变得更愿意去维持魏玛政体。

这首先是由于：1、德国的经济和民生有很大改善。比如，德国的名义GDP在1926年增长了9.9%，德国在1929年再次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2、德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改善。比如，1924年底的《洛迦诺公约》规定了德国的西部边界不受侵犯，从而限制了法国对德动武的任性(1923年，法国曾出兵以迫使德国履行赔款义务)，同时又为德国修改东部边界留有余地；虽然德国仍要向一战的战胜国提供巨额赔款，但赔款的数量和方式也变得要宽松点；德国还加入了类似今天联合国的当时头号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这标志着它拿到了国际社会的“身份证”，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见人矮三分。
在上述背景下，大多数德国老百姓觉得，魏玛共和国值得维持下去，这也体现在选举上。
1923-1929年间的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他是魏玛德国最具国际声誉的政治家，凭借达成《洛迦诺公约》等成果，在192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谁更像选举的赢家？

第二，以上述为背景，在当时的德国大众中，属于中间派和左派
(简称中左)
的政治主张受支持度最高，接受魏玛民主的政党受支持度最高，右翼则不受追捧，极右或极极右的纳粹党更不受待见。

这典型地体现在议会选举上。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两大左翼政党是以工人为主要支持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和更激进的“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两大中间派政党是“德意志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该党属中间偏右)和“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三个主要的右翼政党则是：最大的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属于温和右翼的“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 斯特莱斯曼来自该党)、极右的纳粹党。
二战后至今，德国的两大主要政党是偏左的社会民主党(SPD)和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者是以昔日的中央党和民主党等为主要前身，默克尔就来自“基民盟”。
在1924年5月、12月和1928年5月的三次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之外的前六个党是得票率最高的六大党，得票率分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20.5%，26%，29.8%；德国共产党：12.6%，9%，10.6%；德意志中央党: 13.4%，13.6%，12.1%；德意志民主党：5.7%，6.3%，4.8%；德意志民族人民党：19.5%，20.5%，14.2%；德意志人民党：9.2%，10.1%，8.7%。

最后再隆重展示纳粹党的数字：6.5%，3%，2.6%！后两次太寒酸了。(注:纳粹党由于啤酒馆政变而遭到官方封杀，是换个“马甲”而参加1924年的两次选举)
在1924年选举中的这份纳粹党海报上，该党被描绘成鼓舞“德意志之鹰”挣脱锁链的太阳。
若仅就这几个党统计，在这三次选举中，中左政党的得票率总和分别是52.2%，54.9%和57.3%，右翼政党是35.2%，33.6%和25.5%。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是魏玛政体的主要支持者，魏玛宪法当初也主要是在这些政党的参与下制定的；德国共产党则将魏玛政府批判为资产阶级政权，也可以说是反魏玛的；在右翼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是魏玛政体的反对者，相对温和的德意志人民党还谈不上要推翻它。这样，接受魏玛体制的几大政党的得票率合计分别是48.8%，55.1%和55.4%，反魏玛的右翼政党则是26%，23.5%和16.8%。而且，在这三次选举中，中左政党的得票率和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的得票率是逐次上升，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和反魏玛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则逐次下降，在第三次选举中尤其跌得多。以选举结果为背景，魏玛政府的总理和部长在多年中也主要出自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

20世纪20年代被广泛视为德国的“黄金二十年代”，这本在2013年出版的《魏玛德国：希望和悲剧》论述了此时德国的活力和创造力，将柏林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具艺术气息的城市，同时感伤于魏玛民主在右翼进攻下的覆灭。
这些接受魏玛政体的政党大体都主张容忍或有限接受《凡尔赛条约》；主张维护和平，或者，对于搞侵略扩张或用武力推翻《凡尔赛条约》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主张种族平等，或者说并非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德国共产党也反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

这些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都有明显反差。德国典型右翼(指温和右翼之外的右翼)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威权政体”取代魏玛民主；推翻《凡尔赛条约》，重建强大军队，收复被剥夺的领土，甚至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整肃国内社会秩序，打压或封杀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多数右翼分子心仪的“威权政体”还是昔日的君主制，希望让逃亡在外的威廉二世回来继续当皇帝，或者让其后代即位，另外一些右翼则倾向于打造“墨索里尼”式的强人政体，纳粹党就是如此。
因此，上述选举结果能清楚表明，当时德国大众的主流政治倾向至少不是向右的。
右翼在选举中也不是没有大收获，这主要是在总统选举中。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分开进行的。在1925年的总统竞选中，皇帝时代的陆军元帅、一战中的“战争英雄”、右翼分子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作为“无党派独立人士”参选，并最终当选。
兴登堡以及流亡时期的威廉二世，前者一直将后者作为心中的效忠对象。
但是，此次选举中的投票也不表明，选民是倾向于右翼的。

1、在第一轮投票中，四大中左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德意志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各有一位候选人参选，他们的得票率总计达到了56.3%，几位右翼候选人的得票率则是40%左右。
2、兴登堡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第二轮选举中，右翼候选人只有兴登堡一人，这能保证右翼选民的选票会集中投给他，德国共产党则拒绝与其他中左政党协作，撤回本党候选人，而共同支持德意志中央党的候选人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结果，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的继续参选造成了中左选民投票的分散，马克斯以三个百分点之差惜败给兴登堡。

4右翼是威胁，但还不敢蛮干

第三，虽然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存活率在提高，但右翼仍是决定其寿命的最大敌人，不过他们一时也不敢乱来。

反对魏玛政体的典型右翼在当时的德国比比皆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就是两大政党代表。官方内的右翼分子也不少见，首推总统兴登堡，他说威廉二世永远是自己的主子，他同意参选总统也是事先征求了“主子”的意见。他对于魏玛共和就像一个男人面对老妈硬塞给自己的太太，一直想“换妻”。德国军方的领导层也是一个右翼集团。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这份选举海报将有色人种、共产党和犹太人都说成德国的压迫者。
但还不好说这些右翼势力是让魏玛共和这艘船说翻就翻的惊涛骇浪，主要谈四点。

1、右翼也前怕狼后怕虎。比如，他们担心，多数国民(如选举表明)会不支持或反对用暴力去推翻魏玛政体，这可能引发国内大乱，比如工人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德国共产党的鼓动下造反。在前述的卡普政变期间，工人的罢工就遍布德国，多地还发生了武装暴动。再比如，他们还担心，如果将威廉二世重新扶上皇位，尤其是通过暴力，其他国家比如英法也可能不答应。这些担心在兴登堡的身上就都有。很多右翼分子本希望，兴登堡当选后能马上利用总统大权搞政变，但兴登堡觉得不能轻举妄动，自己还是继续“潜伏”为好。
2、在上述背景下，右翼还是倾向于文斗而非武斗。他们打算主要或优先用和平的“合法”方式改天换地，准确地讲，通过参与民主去颠覆民主，通过在宪法内行动去破除宪法。比如，用极端宣传去鼓动大众，再用全民公决去决定国家走向；通过赢得选举而控制议会，再通过修宪改变政体。与此相关，连纳粹党在啤酒馆政变后也硬着头皮“参政议政”。
3、如果右翼要搞“和平政变”，“圈粉”仍是令人挠头的大问题。换言之，既然多次选举表明多数老百姓并非倾向于右翼，那如何让他们右转？与此相关，右翼内部也有明显的“激进”与“务实”之争，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内部就很明显。务实派主张，为了吸引选民，纲领应有务实灵活的一面，不能尽是苦大仇深、战天斗地的愤青味；但激进派反驳说，这是好死不如赖活，会把右翼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没性格没气质，很可能还会“掉粉”。
4、由于政见有异，加之权力之争和个人恩怨等，右翼内部其实也不团结，各怀鬼胎，吵吵闹闹。兴登堡就曾哀叹右翼的四分五裂令其难以成事。
《魏玛共和国中的德国右翼》，在2016年出版的这部论文集更多地是讲右翼内部的纷争。
总之，在20年代中后期，魏玛共和国虽然远不能说身体硬实，但并非不可能活长久，右翼要有“特别状况”发生才能推动舆论右转；双方都有机会，但前者的机会不可谓更小。

5希特勒快被人忘了

第四，结合前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让希特勒和纳粹党感到很郁闷的时代。此时，即便老天爷给右翼送一个大“红包”，它也不会先被纳粹党和希特勒抢到。

首先，如前所述，这本就是一个让右翼郁闷的时代；其次，即便在右翼中，纳粹党和希特勒也属于配角、边缘和被很多右翼精英不屑的“草根”。比如，纳粹党的影响力远赶不上德意志民族人民党，1928年的2.6%得票率更是很囧的成绩单，即便右翼此时赢得选举而执政，风光的也只可能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而非纳粹；就在右翼中的个人影响力而言，希特勒也远赶不上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后者在一战前就算右翼元老了。
胡根堡
与此相关，虽然啤酒馆暴动让希特勒有了名，但这点名气很快像啤酒杯中的泡沫那样散了。当时的英国驻德大使达贝隆勋爵
(Lord D'Abernon)
写道：在希特勒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他也就被人忘了。

希特勒再次刷出“存在感”还得归功于胡根堡。这位老头是典型的右翼激进老愤青，满嘴“革命”口号，不讲究斗争艺术，为人执拗，口才也不好，即便在右翼内部也没有好人缘。他不咋看得起希特勒及纳粹党，对他们有身为老前辈和大党领袖的优越感，也觉得他们的一些比自己还右的主张太疯狂。但是，胡根堡从1929年起与纳粹党有所合作，主要是围绕反对战争赔款问题。这给纳粹党带来了两大好处：1、胡根堡有自己的报纸、电影公司和院线，纳粹党得以利用这些做宣传，从而能找补“存在感”；2、胡根堡与经济界上层素有交往，原先主要属于“草根”的纳粹党通过他结识了不少经济大佬，并从中找到了未来的若干“金主”。
但显然，能上电视、能签约离成为压轴大腕还是路漫漫兮……
纳粹画家Hermann Hoyer在1937年的画作《太初有道》(Am Anfang war das Wort)，主角是在20年代做演讲的希特勒。

6坏土壤和坏条约？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没多少理由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很可能统驭德国。与此相关，关于纳粹为何最终上台，常说的一些重要原因不宜夸大。简单点评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土长什么样的苗，德国有深厚的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的精神土壤，所以纳粹主张能得到有力支持，于是纳粹政权破土而出。
这些东西在昔日德国的精神土壤中的确存在，也确是纳粹得势的一个基础。但在当代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对这种“土壤论”不宜夸大，若认为昔日德国土壤中充满毒素，这不免有“有罪推定”之嫌，是由于德国挑起或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就从结果去臆断原因，进而认定德国水土恶劣，如同认为一个十恶不赦者的父母也是坏人。
他们有如下看法：1、一战后德国的精神土壤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一战前德国的，在一战前德国就不乏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它们并非明显强于同时期的多数欧洲大国(参见学术剧4.7)，连法国都不比德国好多少，法国的反犹氛围甚至更强；当时德国国内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多元主义也在发展，甚至，如果未发生一战，德国很可能和平地出落成英美式国家。
2、德国人对于一战的发生是要负最大责任，但其首要原因在于对法俄尤其俄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的忧惧，对于在将来可能遭到法俄进攻的忧惧，而不宜简单地归结于他们“侵略成性”，而且一战的发生有很大偶然性(参见学术剧4.3)。
3、如果一战后德国的土壤还是那么反动，德国人民是不可救药地狭隘愚昧，那又如何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在一战结束之际，在局势动荡、右翼强大的情况下，为何在德国出现的是民主共和而非专制？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为何中左政党在选举中长期处于优势？二战后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很成功，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认识也较到位，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也较短，但如果德国人的心灵之树早就严重长歪，纠偏真能这么顺利？
左为论及纳粹与一战前德国的思想联系的一部重要著作《纳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右为两位当代德国史名家合著的《德国历史的特质：19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它强调，一战前德国已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并非与英法大为不同。
第二个是：《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盘剥太多，惩罚太重，并将德国认定为一战的元凶，而不提他国的战争责任，这让德国大众心存怨怒和复仇之心，而纳粹也一直利用这点做宣传，于是德国人支持纳粹当权。

《凡尔赛条约》当然对纳粹当权有作用，但同样不宜夸大。按理说，这个条约在1919年刚出台时对德国人的心理冲击是最大的，为何此时纳粹式政权没有应运而生？如果它特别重要，纳粹为何在一战后十余年中都没有上台，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选举中的得票率那么可怜？
总之，这两个因素是有作用，但要与其他因素相配合，才能让纳粹迈向权力巅峰。
希特勒和纳粹党命运的转折点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德国经济大滑坡，失业率剧增，普通大众生活困苦，广大老百姓人心思变，对现政府、主流政党或“建制派”失去信心，纳粹党乘机大肆进行极端主义宣传以蛊惑人心，于是支持率迅速走高。
这不是新鲜观点，但只说到这远不够。既然大危机让欧美各国都进入了经济冰河期，为何德国的危机看似更重，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最好机会？或者说，大危机对德国的冲击是否必然如此激烈？如果说大危机对右翼得势是好机会，为何风光的是纳粹党而非原先的右翼“老大”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此时纳粹党难道真强到了谁挡杀谁的地步？希特勒真能算是被人民选上台的？那些原先多少瞧不起纳粹的上层右翼精英难道真是洗了心革了面，箪食壶浆地恭迎希特勒登临大位? 下篇再说。（作者：梅然；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梅然，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与战略、战略史、国际关系史，著有或参编有《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国际关系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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