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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914年8月，随着一战的开打，英国和德国也兵戎相见。
这也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体现。这个词是指：随着崛起中的新兴强国的愈发强大，以及老牌强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前者想得到更多利益，后者则想保住既得利益，但蛋糕就那么大，于是双方就难免走向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从该角度论述，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何发生？
一战来临之际欧洲西线战场上的英法德士兵
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新兴强国与老牌强国的关系，双方间的摩擦，尤其在军事和地区安全领域，近年来也看似在增加。那么，中美是否会像英德那样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走向战争？在不少人看来，随着看似难以捉摸的特朗普的当政，随着鹰派和退役将军云集的美国新内阁的建立，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感上升了。
特朗普政府才开张，其对华政策现在还不太看得清，也许等他当完四年总统也未必真懂他的心。本学术剧先前有多篇谈及了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德关系，这里再谈谈如下的比较性问题：与百年前的英德相比，当今中美走向战争的风险是更大或更小？
麻省理工出版社在2014年出的一本论文集：《下一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与美中冲突的风险》

1风险性因素：实力变迁和地缘政治竞争

先说一个“坏消息”，再说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昔日英德关系中的那些“病症”，在中美关系中大多都能找到，两者有不少相似的会导致或加剧战争风险的“风险性因素”。这分三个部分说，这里是第一部分。
第一，当年，德国是崛起中的新兴强国，英国则是实力相对下降的老牌强国或霸权国家；今天，中国也是崛起中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是实力相对下降的老牌强国或霸权国家。如前所述，新老强国一个年轻火力壮，一个面老心不老，不是没有干仗的可能。
第二，当年，德国是欧洲的头号新兴强国，而英国人担心德国会谋夺欧陆的霸权，为此对德国有所制衡，与德国的左邻右舍法国和俄国也有所协作；今天，中国是东亚的头号新兴强国，而美国人多少也担心中国会谋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为此也对中国有所制衡，与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也有所协作。
第三，当年，德国在海外进行商业和殖民扩张的势头强劲，英国则要保障自己在海外的利益；今天，在中美之间，至少在客观上也存在围绕在海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竞争，比如在非洲、中东、大洋洲、拉丁美洲。
在原属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上升。
第四，当年，德国可谓世上头号陆上强国，德国陆军就是最著名的“德国制造”，“建陆军就要学德国”如同今天的“创业就要学马云”，但德国的海军在20世纪到来前比较弱，英国则是海上霸权国家；今天，中国也堪称亚洲头号陆上强国，但海军力量还不够强，美国则是海上霸权国家。然而，随着国力和利益诉求的上升，新兴强国也可能大力发展海军，这就近似于要割海上霸权国家的心头肉。在一战前十余年中，德国海军迎来了井喷式发展，由此而来的便是英国人的夜不能寐，以及火热的英德造舰大竞赛，而英德间的战争风险也在增加(参见学术剧4.17)。如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步伐也比较快，常听到的形容是军舰下水如同下饺子，这也让美国人很不安。
而且，德国人虽然将英国作为主要的海上竞争对手，但并不打算把新造的战舰撒到海外去与英国抗衡。其设想是这样的：英国是全球性大国，利益遍布全球，因而其海军也是“全球分布”的，这样英国即便是海上霸主，也未必能保证在每个海域都拥有海军优势，只要德国将战舰集中部署在英德之间的北海，英国海军在该海域就有可能占不到便宜，甚至处于劣势，这样德国舰队就有机会对英国本土发出致命威胁，英国人在重大问题上也就只能低声下气地看德国的脸色。
当下，美国海军也是一支全球性海军，而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是首先着眼于“局部海域”，即以维护中国在家门口的利益为重点，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主要活动空间。这样，美国人也不免担心，自己是否将失去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海上霸权国家对新兴强国海军大跃进的担心往往首先是：自己即便仍有总体优势，但在某个关键局部海域再也不是老大了。
美国海军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水上之火：中国、美国与太平洋的未来》。它强调：美国如果对中国海军的发展缺乏重视，将在十年内遭遇后者的严峻挑战。

2风险性因素：意识形态隔阂

第五，当年，英国搞的是议会民主制，德国实行的则是“威权”政体：皇帝掌握军政大权，议会权力有限；今天，美国实行的也是多党民主制，中国的政体则与西方的大不同。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差异或对立也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反感、猜疑和吵嘴，进而激化矛盾。比如，一方可能指责另一方是不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怀疑对方可能为了国内“维稳”而对外用强以转移国内矛盾，怀疑对方亡我之心不死。
当代中美间的意识形态隔阂要强过当年的英德间。相比于当代的美国，也相比于18世纪受宗教斗争影响较大的英国，百年前的英国对外政策虽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强度上要弱些，或者说更讲现实，尤其强调为本国工商业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19世纪中期英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有句名言：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或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个潜台词便是：国家间在信仰上再契合，也不如利益的契合来得实在。他还有如下更露骨的表白：其他大国是自由还是专制无关紧要，因为英国的政治利益是由将国内福利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决定的。今天的欧美政客没几个人敢这样说，虽然特朗普可能是另类。要知道，在当时英国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中，这位帕爵爷还是属于更“讲政治”的“自由党”的。
帕麦斯顿勋爵
英式对外“实用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直到一战前，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还不算多，欧陆的德俄奥三大国都不算，英国人如果过分拿意识形态说事，就可能将自己孤立起来。再比如，在19世纪中后期至一战前，英国的政治体制也在演变中，是从以往由贵族地主们主导、主要由有产者享有的“旧式民主”向工业化时代的大众民主转变，而很多掌权者对此也有抵触或不适应，担心“过度”开放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暴民政治和摧毁传统秩序。还比如，在一战前，也确实难言民主制国家就比威权主义国家发展得好，属于后者的德国就广被视作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样板。
多一句嘴，英国人的“实用主义”也有太不讲究以至于“很污”的时候，尤其在其国力明显衰落、遇见横点的就想讨好时。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就算一例。甚至，英国人还上赶着向纳粹献媚：比如，在1938年春，为向希特勒示好，在英国官方的鼓动下，当时的足球“无冕之王”英格兰队(英格兰未参加最早的三届世界杯)出访德国；5月14日，他们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对阵德国队，在赛前奏德国国歌时，如下图所示，他们竟然全体行起了纳粹抬手礼，而这是英国外交部事先要求的！但他们还没有low到放水输球，六比三赢了。

当代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无疑强于当年的英国，这与美国的清教背景、天定命运观、二战后尤其冷战后民主制的扩展以及“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等等都有关，这在中美关系中也多有体现。
按流行的看法，特朗普更看重的是金钱而非道义，是物质而非精神，是交易而非原则。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少些意识形态框框，何况塑造政策的是一群人。比如，特朗普政府若要加强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合作，难免还会说这有助于保护台湾地区的民主。更重要的是，嘴巴上不拿意识形态说事不等于心里不从该角度想事，如同你不说某某做的饭难吃，不等于心里不这么想。这也体现在当年英国人的“实用主义”上。他们表面上再怎么讨好纳粹，再怎么想达成交易，也压根不等于喜欢纳粹或相信其是善类，前者是权术，是战术，后者是本性，或者是惯性；言语上的框框是既可下载安装也可删除的app，思想上的框框则大体是删不掉的预装软件。特朗普政府的成员即便懒得与中方扯人权和民主，但在评判中国的对外行为时，难免会循着既往或主流的关于中国对外决策的“国内政治根源”的认识。

3风险性因素：“火药桶”

第六，当年的英德之间和今天的中美之间都有至少一个“火药桶”，指的是这样的地点：新兴强国有可能对之采取武力，而在老牌强国眼中，保卫它又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和脸面，这样该地点就可能成为诱发战争的“火药桶”。
在当年的英德关系中，这个“火药桶”主要指比利时。比利时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最窄处，如果某大国占领了比利时，就等于有了进攻英国的跳板。所以，英国人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与此相关，在比利时于1839年脱离荷兰而独立时，英国与其他大国(包括德国的前身普鲁士)一起订立了一个条约，它声明各大国将联手维护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但德国人在一战前想的是：由于法国在德法边境上部署有重兵，如果欧陆大战来临，最好绕道比利时去抢攻法国。这样，比利时就成为了可能引发英德战争的“火药桶”。一战打响时，德军迅速攻入了比利时。英国人很生气，驻德大使去质问德国首相贝特曼：你们怎么不遵守1839年条约呢？贝特曼说：条约么，就是一张废纸。英国舆论更是气不过，主战的声音一下子爆燃开了。
德国借道比利时攻法态势图
今天的中美关系中也有这样的“火药桶”，不止一个，南海就算，最重要的应还是台湾地区。比如，如果“台独”危险成为现实，中国大陆难免动武，但很多美国人又认为，保护台湾地区不受“侵犯”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和脸面。不能说美国必会出兵驰援台湾地区，但谁也不能说这不可能。
而且，从某种角度讲，与比利时问题带来的英德开战风险相比，南海和台湾等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风险或许更大。只谈两点。
1、比利时是一个独立国家，德国对其没有领土或主权要求，入侵比利时只是为了借道，德国从理论上讲也不是必须借道；南海和台湾等问题在中国则被视为直接关系领土和主权的“核心利益”问题，退却或绕行的空间要更小。
2、德国侵略比利时是陆上行动，英国若因比利时出战，也必须在陆地上击败德国，但当时英国的陆军远逊德国，若无法俄参战，英国单靠自己未必敢于在陆上向德国叫板；台海或南海战事则首先是海空战，就当前中美军力对比而言，海空力量仍算美国的对华比较优势所在(但正在下降)，这也有利于加强美国卷入台海战事的倾向。

4管控风险的诸因素

再说“好消息”：虽然英德关系中的不少毛病在中美关系中都有，但与英德关系相比，中美关系中有助于治病的“药”也更多些、更好些。比如，西太平洋离美国毕竟比北海离英国远得多。下面仅列举部分主要的，只是没有哪个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第一，英德之间有着发达的经贸关系或经济相互依赖，在欧洲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这本身很有助于维护和平，因为大战一起，对外经贸大滑坡，很多饭碗、生意、投资、利润会瞬间蒸发，而在今天的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厚度要更甚。
按这张漫画，中美间的深厚经贸关系导致每方都拿捏着对方的经济命脉。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虽然是自私趋利，时而也发战争财，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倾向于维护和平。德国走向一战并非首先是为了抢夺经济利益，抢夺原料和市场：大战不仅要有大投资，还会毁掉在和平状态下存在的巨大经济利益，能否打赢也难打包票；在一战前，德国经济界多位大佬的观点就是，和平越能维持，德国就越能繁荣和强大，时间是在我们这边，着急打哪门子仗？(参见学术剧4.2)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的经济界，主张和气生财的声音还是主流或压倒性的。经常有人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若将这块石头搬开，中美关系这个大气球会往哪飘就更说不准了。
特朗普要从中国获得更多经贸好处，可能想动动这块“压舱石”，这会带来不确定性。但是，他是想将“中美经贸”这座房子按自己的品味重装一下，不是要把房给拆掉。而且，他即便想重装，也要看看住在房子里的人——有中国人，也有他的很多美国同胞——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也许最终结果只是，改造了一下卫生间？
第二，当年的英德都没有核武器，而今天的中美都有不少核武器，都有将核弹扔到对方国土的能力，这自然也有助于避免战争发生，因为双方都得担心：如果战争打响了，尤其是对方被打急了打疯了，对方是否会扔核弹？如果对方扔了核弹，我是也扔核弹报复呢，还是忍气吞声甘愿吃大亏？但如果彼此都扔核弹，而且扔得越来越多，人都死惨了，国土上那么多核尘埃，即便仗打赢了，以后的日子还能好好过么？
美国核武库中的家底仍比中国的要厚实得多，但在核战争中，即便中国只能摧毁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而美国能将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都抹掉，难道美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赚大发了？会同意作此交换？正如，如果你是正常人，你愿意用自己父母的命去换仇家全家的命？正由于此理，若干核国家(中国也被认为属于其中)原先并不追求拥有特别多的核弹，觉得只要能给敌方造成“不可接受的”杀伤就够了，这叫“最低限度威慑”(minimum deterrence)。别让“最低”这个词给误导了，所谓的“最低威慑”，就像某些“最低消费”，还是要宰得你哗哗流血的。
能覆盖美国全境、具有高机动性、可携带多枚核弹头的东风41是中国最强大和最新式的洲际弹道导弹。
第三，也与英德不同，中美都拥有强大的常规打击能力，这首先是指：利用携带常规弹药的空中力量(主要是飞机或导弹)，打击对方重要目标包括本土目标的中远程常规打击能力。即便不使用核武器，中美凭借这种常规能力，也能给对方造成重大杀伤，双方因此也会对战争多些忌惮，这就叫“常规威慑”。一战前的英德则不具备该能力。那时候，轰炸机远未登上战争舞台，导弹更是科幻武器，双方手中能攻击对方本土的武器主要是军舰上的大口径主炮，但炮弹大概也就飞十几公里，伦敦和柏林都够不着。
第四，相比于当年的英德，在今天的中美，激进民族主义舆论对官方决策的影响明显要弱。比如，在中国能找出哪怕一个有名的主要进行民族主义宣传、要求强硬对外的民间组织么？在当年的英德，情况可不是这样，尤其在德国。比如，德国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组织有一摞，最有名的是“泛德意志联盟”、“德意志海军联盟”和“德意志陆军联盟”。它们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进行各种宣传动员并向政府施压，也是后来纳粹党的前辈。德国的主要决策者平时反感或有点怵这些愤青组织，但在想对外示强时又想让他们帮着鼓噪，用一战前外交大臣基德伦的话说，就是要让“所有的狗都叫起来”。但这些狗狗们一旦被撩得叫起来，往往就停不下，并对着“撩狗”的高官们狂吠，嫌他们对外太怂。
关于一战前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德国右翼的重塑：后俾斯麦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与政治变迁》。
第五，与一战前相比，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要远为发达，对于新老强国为何发生冲突、如何避免冲突也多有认识，这也有助于加强中美对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就说一小点:在今天中美的学界和政界中，都能时常听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但在一战前，这个术语好像还没怎么被人说。
第六，与一战前德国相比，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处境明显更好。比如，当年德国的两大强邻法国和俄国都是德国的重要对手，德国人迈向一战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法俄尤其俄国的军力增长比德国快，这样德国将来的处境可能愈发不妙，甚至会遭到主动进攻，这样不如先下手为强，抢攻在先(参见学术剧4.2)。德国人由此踏上了借道比利时的攻法之路，英国也是由此而卷入大战。因此，一战的发生首先是源自德国与法俄的矛盾，而非英德矛盾。其实，在一战前两年中，英德关系反而还有改善之势(参见学术剧4.1)。今天，中国并未面临遭多个强邻夹击的重压，尤其在陆上，远谈不上要赶紧放胜负手。

5结语

综上所述，中美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看似明显小于当年的英德之间。
但是，这只是基于一些宏观因素的分析，它们最多只是有助于判断战争可能的大小，但战争是否发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往往是由另外的一些或是外人不了解、或是最高决策者都无法把控的因素决定的。一战的发生就有不小的偶然性，德国人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也并未下定开战决心(参见学术剧4.3)；而且，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十余天中，德国和英国的当权者仍觉得，他们仍会如往年那样，享受在英国幽静乡间、在阿尔卑斯山地、在皇家游艇上的夏季假期。再比如，三位美国学者联手写了一部著作《为何领导人们要打仗？》。它基于大量材料和量化研究，强调领导人在上任前就已形成的个性特征对于他们是否选择战争有极大作用，强调“人”而非那些“非人”的结构、制度和社会因素才是历史的首要塑造者。该书是在201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难道一年后特朗普这位原为政治素人并以“个性”扬名的总统的横空出世，是配合着给该书提供一个活证明？
《为何领导人们要打仗？》
但是，人性是最难看透的，尤其对于一个你只在电视上或书中见过的人，一个被各色外界评价“涂满颜料”的人。总之，迄今的研究并未使对战争发生的预测精度高于地震预报，学者们也更善于预言战争的不会发生而非会发生，本文也算。
如果特朗普是如此有性格，以至于为迫使中国在经贸问题上放血，要将南海和台湾地区等军事和安全问题作为“王炸”来使，甚至不惜动粗，中美会向战争更近一步。不过，另类的性格也可能为和平提供另类的机会。还待看。如果外来挑战没那么极端，对中国来说，优先做好国内的事，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应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也是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稳定的一大保障。（作者：梅然；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梅然，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安全与战略、战略史、国际关系史，著有或参编有《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国际关系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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