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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看似仿效西方民主政体，实则更具东方专制特征

1867年孝明天皇大行，其次子、15岁的皇太子睦仁继位，成为第122任天皇。公历1868年1月3日，天皇睦仁接受德川庆喜“大政奉还”请求，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摄关、幕府等”，开始推行新政，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大幕。
睦仁天皇
明治维新，在中国历来被视为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采取的举措，一开始即采取了“复古”的形式，尽管这种“复古”也有“求知识于世界”的改革开放特征及内容。
1868年1月17日，明治政府重新恢复了古代神祗官（后改为神祗省），其地位和太政官（相当于首相府）并列。之后，天皇睦仁通过“祭政一致”大典等，成为神道教“教主”，实现了事实上的“政教合一”，成为不容置疑和批评的神圣权威及顶礼膜拜的对象。明治以前，天皇不掌握政治实权属于常态。但“王政复古”以后，天皇不断走向政治前台，直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天皇成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权威。迄今头像仍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国民教师”福泽谕吉指出，“对日本而言，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的并存，是一种幸运。因为，这避免了集权专制的产生”。“至强的将军”不复存在，武士效忠的对象一元化为效忠天皇，使日本走向民主还是专制，历史早有结论。而“集权专制的产生”及与之相伴的“一君万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扬——尽管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打着“爱国”旗号，和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存在内在关联，对日本是福还是祸，历史也早有结论。值得一提的是，神风特攻队员出征之前的誓词，开篇就是“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
《大日本帝国宪法》
明治天皇确有一些看似“改革开放”的举措。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了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4、破旧有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4月21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共计11条的《政体书》，第1条即“五条御誓文”，其余各条涉及权力构建、制衡，以及官员选任等。虽然第2条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免政权偏重之患”。但是，直至明治时代终结，天皇始终是“三权”和军权的掌控者，这条规定从开始就是个“木乃伊”。虽然第9条规定，“所有官员，以公议票选之法每隔4年更换之”，但所谓“票选”纯属“画饼”。总之，和幕藩体制时代的“寡头政治”相比，这些举措看似仿效西方民主政体，但实际更具有东方专制特征。
《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统治机构
至于年号的确定和都城的迁移，则本身即具有改元、迁都的封建印痕，是学自中国的“改朝换代”惯例，尽管日本的天皇制理论上万世一系。1868年7月17日，明治政府以天皇睦仁的名义下诏，将原幕府统治中心江户改为东京：“今后改称江户为东京，此乃朕之海内一家，东西同视也”，在翌年3月正式迁都东京。9月8日，明治政府取《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改元“明治”，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即一世天皇只用一个年号。此后，不仅天皇动辄改元成为历史，而且年号如“明治”取代都城如“奈良”，成为时代名称。但改元和迁都，从来不是近代政治变革的要求。

2国歌、国旗与国君

不难发现，明治政府定制、迁都、改元、变法等举措，均具有“维新”和“复古”的两重性，而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日之丸”和“君之代”的采用，同样具有这种两重性。尽管在世界历史上，国旗、国歌是近代的产物。
由于外国商船均悬挂国旗，1870年2月27日，明治政府颁布了最高法令“太政官布告”第57号《商船规则》，命令日本商船须悬挂“日之丸”并规定了旗帜规格，使之成为“日本的象征”。但“日之丸”自公元8世纪即已问世，原先称“天皇旗”。16世纪末、17世纪初，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派往国外做贸易的船也曾挂过“日之丸”，尽管“日之丸”在国际场合的正式使用是19世纪50年代。1853年底，即“培理叩关”后，萨摩藩（鹿儿岛县）藩主岛津齐彬建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三桅蒸汽船“昇平丸”，“日之丸”就悬挂在这艘船上。第二年，岛津齐彬将这艘船呈献给幕府。“昇平丸”遂改名“昌平丸”。
昇平丸（冯玮/摄）
今天，人们似已不关注“旗”和“帜”的区别，但两者原本形状和含义均不相同：旗为主，帜为辅。战场上，主将举的是旗,偏将举的是帜。1854年开国后，德川幕府将“日之丸”的“帜”，定为日本商船的标志，1859年又将“日之丸”的“旗”定为日本“御国总标”，即象征日本的总的标志。“日之丸”的正式名称是“日章旗”。“章”意为“标记”，“日章旗”就是“作为太阳标记的旗帜”，同被视为皇室祖先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直接相关。
“君之代”成为“准国歌”，也受到外来影响。1869年，听说日本没有“国歌”，英国驻日大使馆护卫队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向他的日本同行介绍了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并强调了拥有国歌的必要性。他表示：如果有人提供歌词，他愿意谱曲。日本军乐队商量后，请日语、中国历史和文学修养都很好的萨摩藩步兵队队长大山岩为国歌选择恰当的词。以后成为日本陆军大臣的大山岩从一本叫《蓬莱山》的集子中选了一首俳句，由约翰·芬顿为这首俳句谱了曲。但日本方面认为，其旋律缺乏庄严感，不适合作为国歌。因此，国歌1.0版在6年后的1876年被废弃。
横滨妙香寺内“初代君之代”纪念碑
按通常说法，国歌2.0版由英国人韦伯作曲。其实，准确说是韦伯“被作曲”。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根据韦伯为男声合唱团谱写的一首歌的旋律，配上了《君之代》作为歌词。由于歌词字数不足，所以追加了几行，弄得不伦不类，而且日本宫廷的守旧派认为，韦伯谱写的曲子太过西洋化。因此，国歌2.0版也很快夭折。
国歌3.0版，也就是当今作为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也选自《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是公元905年即平安时代初期，由被誉为“诗圣”的纪贯之奉天皇之命主持编纂的。《君之代》即取自《古今和歌集》的“我之君”，歌词大意是，“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1880年7月，日本政府组织了由陆军乐团指挥、海军乐团指挥、宫庭雅乐指挥林广守、应邀到日本担任乐团辅导的德国人弗朗兹·埃克特组成的“4人小组”为《君之代》谱曲。按日本官方说法，《君之代》最终是由宫内省式部察乐师奥好义谱写原曲，由雅乐师林广守配和声的。实际上，真正配和声的是德国人埃克特，只是日本政府觉得国歌由外国人配和声有失尊严，所以对外一直宣称是林广守配的和声。
古今和歌集
很多人认为，《君之代》的旋律像哀乐。确实，作为由政府机构主导、为国际礼仪创作的“国歌”，其旋律和《马赛曲》、《星条旗永不落》、《义勇军进行曲》等在战斗中创作的、有着激昂旋律的国歌，确实有很大不同。就音乐风格而言，《君之代》的旋律有传自中国的雅乐的韵味，但其原曲是由“和风”代表作《壹越调》的旋律构成的，艾克特又加入了西洋韵律的元素，所以《君之代》的旋律堪称和、汉、洋音乐“三位一体”，并显示出日本对文化的基本态度：兼收并蓄。1882年，日本文部省曾计划创作一首正式国歌，取名《明治颂》，后由于各种原因，该计划在1884宣告终止。所以《明治颂》一般不被提及，而《君之代》直至1999年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国旗国歌法》后，才和“日之丸”成为法定国旗和国歌。
另一方面，明治天皇睦仁对外努力显示作为“国君”的权威形象。虽然“尊王攘夷”浪潮在将天皇推上政治权力顶端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天皇睦仁也顺应乃至为这股潮流推波助澜。但如前回所述，“尊王”是使权力复归的目的，“攘夷”仅是夺回兵权的手段。“大政奉还”后，明治新政府当即向各国发出通告：“日本国天皇决定亲自裁决内外政事。以往用大君名义缔结之条约，今后皆以天皇名义缔结。”1868年11月和翌年2月，明治政府先后同瑞典、挪威、西班牙、北德意志联盟缔结了通商航海条约，条约中虽然沿袭了幕末所订条约的治外法权、协定税率、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但签约的主权代表是“日本天皇陛下”。不难发现，明治政府在政治上推行的“王政复古”，确实具有趋向集权的保守性，但在经济方面奉行的则是开放路线。

大政奉还图

3是“复古”而不是“维新”

按照现代政治学概念，国家需具备领土、人民、政府三元素。明治政府大权复归并构建起了看似符合近代国家要求的政府框架。那么关于国土和国民，明治政府的举措是否契合近代国家的要求呢？一言以蔽之，明治政府在这两方面的举措，是“复古”而不是“维新”。
毋庸赘言，将以往历史神化而使自身沾上“神圣之光”，是专制集权统治的惯用手法。按照日本著名史学家纲野善彦在《何谓日本？》一书中的说法，“明治以后，日本政府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描述的日本‘建国’的神话作为史实，不加分析地通过国家教育全面向国民灌输。”
《古事记》
追溯历史，公元712年，太安万侣遵照元明天皇的敕令，根据《帝纪》、《旧辞》、历代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编纂了《古事记》，叙述了从神创造日本到7世纪初推古天皇在圣德太子辅佐下进行的改革，共3卷。720年，天武天皇为了宣示其正统性，敕令舎人亲王等编撰了日本第1本用汉字写成的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记述了从神创造日本到持统天皇当政即7世纪末的历史，共30卷。《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日本合称“记纪”，被视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中的“神代记”叙述了日本的由来。这种叙述成为“皇国史观”的依据。
根据“神代记”记载，宇宙最初如同混沌的鸡蛋，天如蛋清，地如蛋黄。之后，在天地间诞生了一个苇芽状物并衍化为神。所以，日本也叫“苇原中国”。之后，第7代神伊奘诺尊和伊弉冉尊兄妹，用众神赐予的“天之琼矛”投向“高天原”（天国）下漂浮的大地，琼茅滴下的水珠形成了“磤驭虑岛”（意为“自然凝结成的岛”）。兄妹俩降临岛上后通过媾和，生下了包括属于四国、九州、本州十四个岛的“大八洲”。所以，日本又称“大八洲”。这种匪夷所思的神话，在1945年以前却一直作为“正史”载入教科书，并在明治以后并逐渐强化。也就是说，日本当时的“领土”概念，十足荒诞。今天，“天之琼矛”依然矗立于日本九州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境内的高千穗峰。
后世根据《古事记》绘制的各种神的形象
至于日本“国民”的由来，明治政府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而是按照《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竭力渲染日本国民是“神的子民”。按照“记纪”的记载，伊奘诺尊和伊弉冉尊兄妹通过媾和生出“大八洲”后，又生了33个神。在生火神时，女神伊弉冉尊被烧死。伊奘诺尊追到黄泉国，但未能使妹妹兼妻子伊弉冉尊回归。从黄泉国回来后，他想：“我曾经去了非常丑恶而污秽的地方，必须清净一下我的身体。”于是，他来到日向国一个叫阿坡岐原的地方的水边洗脸、洗澡。在洗左眼时生出了天照大神即太阳神，洗右眼时生出了月读命即月亮神，洗鼻子时生出了素盏鸣尊即海神。之后，天照大神派孙子琼琼杵尊降临“大八洲”，并给了他“三件神器”作为权力象征：一把天丛云剑，一块八坂琼勾玉，一面八咫镜。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按照《古事记》记载，“神武东征”开拓了日本，直至137岁筹终正寝。
天照大神步出天岩户的刹那
1873年，明治政府废农历改行公历，将神武天皇登基的公元前660年2月11日定为纪元节，荒诞不经的“皇国史观”被明治政府当作“历史”教育国民。例如，1945年以前的《寻常小学国史》第一课就是“天照大神”。迟至1823年，生活在日本的德国人西博尔德才开了探究日本人之来源的先河。
不过，有一点明治政府颇有“近代国家意识”，即确定领土边境。与这种意识相伴的，就是四面扩张，将小笠原岛、琉球群岛、台湾、朝鲜划入日本版图。相关内容，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冯玮；编辑：胡子华；原标题为《明治维新：改革开放和“王政复古”的二重奏》；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自1995年先后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专著有《日本通史》、《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菊花与刀〉精读》《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反思•批判》《日本的智慧》等,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近年活跃于各类媒体并发表国际时政评论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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