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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
在美国总统选举后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国际形势已经在变化。特朗普主义要结束美国的霸权时代而回到门罗主义，这难免给中国带来不利的国际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暗淡。国家的发展同个人成长一样，逆境并不一定是坏事，顺境也不一定是好事。在目前局势下，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增加历史知识，理解现代文明，这样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策。
一
美国的门罗主义与干涉主义
美国的立国之本“门罗主义”在实践中大打折扣
门罗主义是美国的强国思想法宝，它在1823年由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发布。当时的门罗主义很简单，主要有两条内容：一是要求欧洲国家不要再殖民美洲，不要管美洲的事；一是美国保持国际中立，不介入欧洲的争端。这样的政策也被称为“孤立主义”，脱离他国纷争的纠缠，把自己和“后院”的建设搞好。因为美国的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想效仿门罗主义，但都不理想。这是因为美国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它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土地、淡水、矿产等自然资源都十分丰富，进可攻、退可守，容易做到躲避国际争端而专心搞自己的发展，而多数国家却都不具备这样地理条件。比如二战前日本搞的“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说是对门罗主义的拙劣模仿。日本的地理环境与美国完全不同，它企图把中国和东南亚建立为自家后院，但中国疆域庞大，而东南亚位处航海要道，是是非之地而不是适合建立后院之地。

人们对门罗主义的传统理解是，反映了美国的扩张野心。但门罗主义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代表美国控制外国事务的“激进”一面，还代表着美国将自身与欧洲相隔离的“保守”一面。
即便是美国自己，门罗主义在实践中也是大打折扣的。把拉美建成自家后院的想法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拉美国家在后来的移民运动中引进了大量的中欧移民，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却已形成庞大阵容，成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地区，紧挨美国的古巴还成了“反美斗士”。拉美从来不是美国的后院，只是因为它分散和落后而形不成对美国的牵制。20世纪末，亨廷顿宣扬文明冲突论时给美国提了这样的建议：美国不要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和内政，不要再搞价值观输出，让那些落后国家继续保持在落后状态对美国更有利，美国只要帮助把自己后院拉丁美洲建设好就行了。这完全是在重复门罗主义主张，也说明直到今天，美国的“后院”还没有搞好。
门罗主义不是“孤立主义”而是“干涉主义”
在对外干涉问题上，门罗主义也是经常打折扣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不干涉外国事务。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门罗主义都是“立国之本”，但它也主要体现为地理条件所赋予的机动性，可进可退，什么时候进退则根据时机而做出灵活选择。实际上，美国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外干涉。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有美国一份，两次世界大战有均有美国参加，而且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力量。

资料显示美国二战期间造了各种战斗机约10万架，并广泛支援其他盟国。
从一开始，门罗主义就不是关门政策，而是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那时美国比较弱，所以只把自己的范围划在美洲。而随着国力不断强大，美国的后院也不局限于拉丁美洲了。老罗斯福被视作奉行门罗主义的典型，但在他当总统（1901年-1909年）时，正值美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之时，他多次组织国际谈判，协调国际事务，为美国经济的全球扩张提供条件，而在一战爆发后，他又是推动美国参战的积极分子。美国热衷于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和各种地区结盟，而以“盟友”的方式在世界建立广泛的利益范围，这是它真正的“后院”。
历史说明，门罗主义不是“孤立主义”而是“干涉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制度变革和内部发展而使美国强大，从而获得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威慑力；它主张民族独立自决，这在1918年威尔逊的14条纲领中发展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要求，这样的秩序更利于美国在各地灵活地建立“盟友”。一个民族独立和自决的、自由贸易的、自由航行的国际秩序给门罗主义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贯彻它的这个策略，谋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即便美国对国际事务不管，那也是一时的以退为进，等待时机而已。
二
变革是落后国家的生存之路
中国对特朗普是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如美国不再输出价值观和颜色革命、不再在其他国家搞政变、不再干涉其他国事务等等，迷惑了很多人的思考。
其实，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奉门罗主义为法宝，只是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有不同。19世纪末，民主党朝着“左”的方向发展，被称为“进步的”，而共和党则被称为“保守的”。在国内，民主党更加同情下层，更热衷发展福利制度，看重多元民主；在国际上，民主党更倾向自由主义，热衷推广普世价值观，推动落后国家的民主化；而共和党则是在国内更倾向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更倾向谋求经济利益和多非民主国家采取歧视态度。但这种区别也不是很严格的，而两党的政策都会变化。克林顿在任时提出了“新干涉主义”，它主张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干涉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即便这些国家没有招惹美国。为了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卷入了很多的军事的、外交的各种行动，耗费了巨大钱财。这些政策为特朗普所不满，他宣布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和领导。但不说明美国不再推广它的民主价值观，门罗主义中包含着这样的内容，而且是很核心的部分。

特朗普政策“新主张”（编制：卢哲，图片源于新华网）
没有世界领导的国际秩对落后国家更加不利。中国清廷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国际条约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签订的。在这种格局下，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不是隐没了。西方政治渗透着刻板的工具理性主义思维，它把自己看作是“文明”，而把没有建立起宪政制度的国家看作是“野蛮”，是不可平起平坐的低等民族，因此，不搞平等谈判。日本为了取得与西方列强平等谈判的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的自由民全运动中迅速建立起宪政，尽管当时很粗糙，但却得到了西方列强承认，并在90年代通过平等谈判而修改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清廷却为了守住自己祖辈江山而千方百计地抵制宪政，所以始终受西方歧视而不能通过平等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不仅如此，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列强的竞争意识和民族主义都十分强烈，它们只关心从落后国家谋取经济利益，并不管它们的发展。列强还以各种方式对落后国家渗透。因为把落后国家看作“野蛮”，他们认为打击“野蛮”是符合道义的，随时有可能实施打击和分割。它们不害怕战争，而是喜欢战争，落后国家的内战与对外战争都是它们的商机。

晚清时期，那时正是侵略者入侵我国国土的时候，在晚清时国家处于最耻辱的时期，国家被迫和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因为那时的李鸿章是国家的执政大臣，所以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半以上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图为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特朗普所反感的美国当世界领导的时代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推动了苏联解体，推动了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花费了不少精力。这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交叉着干的。相比之下，民主党“政治”色彩较重，喜欢通过宣传和谈判来推动变化；而共和党则更倾向于“实干”和借助武力，更具工具理性主义色彩。民主党说得多做得少，在国际上比较“民主”，这给一些国家周旋余地，用谈判来打折扣和拖延时间。这正是共和党讨厌的，特别是它的强硬派认为这是在做无用功。但也应当看到，民主党的国际“民主”也是有限度的。奥巴马比较软弱，希拉里却在竞选发言中就显露出强硬的姿态，说明即便是特朗普失败，民主党也会发生国际政策转变。
虽然世界格局早已与二战以前不同，特朗普主义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难以预测，但是有一点却很清楚，即：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也没有变化，它始终是围绕门罗主义这个柱子摆动。无论朝着哪个方向摆动，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不会变化。
三
谨防经济高增长却无结构变化的陷阱
邓小平的两条思想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需要很多理论，有一两条好思想就够了。门罗主义就极其简单，它却使美国崛起。同样，邓小平有两条思想也足以支持中国发展：一是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的方针，一是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
国内很多人对邓小平思想并没有深刻认识。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理论界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且不说那些怀恋苏联模式者，即便是很多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清楚：“摸着石头过河”指出了改革方向，加入世界文明的行列。这既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鼓励“试错”。但是，一些学者却不断地搞诡辩思维，竭力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的与世界文明对立，利用领导人在特殊环境下的一些话来反对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同样，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也被很多人忘记了。
香港已然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初步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增长，填补苏联模式留下的大窟窿。改革开放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再加上低工资优势、勤劳文化、海外华人投资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带来了一个时期的高增长。遗憾的是，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结构变化，掉进了有增长而没有结构变化的陷阱。因为思想上的阻力，再加上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开放的方针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中国加入WTO以来的15年大好国际环境，从一个方面看获得了高增长，经济实力有很大提高；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有利环境却延缓了改革。从而导致今天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工业技术升级困难等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房价持续高涨， 离谱的高房价让人望而生畏，买房难成为年轻人无法承受之痛。
门罗主义说明，美国要在国际上说话，也要先使自己的制度更具活力而国家更强大。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地理和自然资源的条件，也没有那样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基础。中国本来就发展很晚，又遭受了苏联模式的践踏和破坏，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长期的高增长，目前仍然处在现代化的初步阶段，既没有实力也不适合在国际上显示自己。但多年以来，这样的冲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从目前势头看，特朗普主义难免给中国带来不小的国际逆境，但这或许是好事，如果它能够使一些人头脑冷静下来，重新思考。
（作者：尹保云；编辑：陈菲；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文章略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尹保云，1953年生于河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潜心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韩国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中文、英文、朝文学术论文80多篇，主要著作有《韩国的现代化》，《现代化通病》，《什么是现代化》，《民主与本土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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