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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
“特朗普革命”不是空穴来风，它不仅关系到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它与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英国2016年脱离欧盟等历史事件是一个线索，可称为经典资本主义复兴运动，具有深刻的历史含义，中国改革开放应从这条线索中得到一些启示。
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对立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包含着两个不同性质的部分：一部分为“老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bourgeois），指一般资本家或企业主，与工人阶级对应，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都论述了这个阶级的品质，认为它具有牟利意识、冒险精神、敬业、勤劳、节俭等道德品质。另一部分是“新中产阶级”，泛指受过大学教育并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随着社会发展，这个部分不断地扩大，包括政治体系人员、国家行政系统公务员、媒体人员、研究人员、教师队伍、律师、社会工作者、公司白领，等等。
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豢养了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阶层”。这句话揭示了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对立关系。1950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对立已经十分明显了。在早期，新中产阶级是依附于老中产阶级的，而后来则发生了逆转。这个过程伴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二战后西方福利制度常被称为“福利资本主义”，虽然基本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却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推行福利制度，官僚制度的国家的权力不断扩大，它通过把一部分产业国有化、搞政府投资、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增加企业和个人税收、发行国债、国际贷款等等措施，不断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大福利的覆盖面，增加对科研与社会项目的政府资助等等。福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帮助那些没有劳动能力和不能自救的人，但后来的却发生了变化。在1960-70年代，西欧国家的分配比较平等，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25左右；中产阶级数量扩大了，但主要是新中产阶级的扩大，而它并不是物质生产性的。同时，福利制度养活了很多下层懒人，意大利和希腊都成了著名的“懒惰国家”。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老中产阶级的那种强调个人主义奋斗、崇尚物质创造、财富积累、敬业精神和社会奉献等价值观遭到很多人的遗弃，社会竞争力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欧洲比美国更加突出。

根据意大利的医疗制度，全体意大利公民终生享受公费医疗。其医疗保障系统相当完备，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拥有全球第二的医疗保障体系。另外意大利是世界上公众假期最多的国家，每年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共计122天属于节日，规定8月为全国带薪放假的福利制度，堪称欧美国家福利之最。
福利国家与民主的发展相互推动。手握选票的普通民众成为政党争夺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在欧洲长期占优势，右翼政党为了获得选票，也不得不朝着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修改自己的纲领。社会民主党谱系虽说以伯恩斯坦为鼻祖，但却要左得多。伯恩斯坦反对国有化，二战后的社会民主党却把国有化作为吸引选民的一个手段，选民们则根据各政党提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来投票。资本主义早期，民主制度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现在却构成对它的压制。在这个过程中，老中产阶级一步步边缘化了。新中产阶级不仅占据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体系，也控制着新闻媒体、教育、文化等领域。知识和思想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福利资本主义被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终极的制度；主流媒体把新中产阶级称为“精英”，把老中产阶级贬低为“民粹”。
另外还有一个“大资产阶级”（capitalist），一般用来指大金融寡头和土地寡头。20世纪初以降，大地产在欧洲越来越不流行了，大资产阶级也主要以金融寡头为代表。大资产阶级从来不被看作是创造性力量，因为它总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与新中产阶级容易建立起联盟。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金融资产阶级在全球运作资金、掠夺财富，而搞实体经济的老中产阶级既受到高税收、高工资压力，又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可谓雪上加霜。大金融资本家进行资本运作，新中产阶级占据国家机构、学术、媒体、文化等部门，下层民众掌握着大量选票，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庞大的政治联盟。尽管还是私有制度，但古典资本主义精神渐渐稀薄了。马克思视作“革命”力量的产业工人大军基本消失，新的“革命”力量由女权运动者、街头运动、同性恋者、绿色组织、足球流氓、吸毒者、稀奇古怪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非法移民等等所组成，多元化的过度发展不断地侵蚀启蒙-理性主义的思想观念。
经典资本主义的种子

据有线新闻网CNN报道，虽然特朗普喜欢吹嘘自己压倒性赢得大选，但其实选举结果非常惊险，论普选票他的得票率只有46.2%，比希拉莉的48.2%少了2个百分点，实际所得普选票相差280万张，是自1876年以来表现最差的候任总统。图为特朗普一家出动投票。
第45任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分歧最大的一次，特朗普的得票率为史上最少。西方政界和主流媒体，普遍不看好特朗普。人们觉得他所有的观点几乎都不可理解，比如他对福利制度的否定，对移民的排斥，对多元文化的贬低，对女性的歧视，对同性恋的厌恶，对“政治正确”的嘲笑，等等。他的很多话都遭到媒体起哄，被看作一个不合格的候选人，一个滑稽可笑的陪衬，“头脑简单”、“商人”、“说话随便”、“法西斯”、“不懂政治”、“文盲”等等词语都堆到他头上。而在他获胜后，很多人又愤怒地用“美国民主的失败”、“法西斯”、“美国的灾难”、“俄罗斯阴谋”等词语来发泄。很多城市发生了反对特朗普的游行示威，具有浓重左派色彩的绿党还发起了重新计票活动，并且得到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支持。
特兰普比希拉里少了280多万张选票，按照通常看法，他当选是不公平的。特朗普的背后有稳定的支持力量，即老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以本土白人为主，包括数量庞大的农场主，中小制造业主、中小商人，以及同情他们的部分新中产阶级等。在二战后的知识体系中，这个力量被看作是“保守的”，它的政党代表是共和党，它的社会标志是宗教和茶党运动，也就是被贬低为“民粹”的那个部分。历史总是从一个小缝中挤出前进道路，美国的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使支持力量较弱的特朗普获胜。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代表着历史倒退。他对经济自由和现实利益的重视、强烈的民族主义、对文化多元化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行为的公开蔑视，只有那些还记得4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的人们才能听懂他的话，特朗普的思想是保留在基督教和老中产阶级中的美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存留和延续。
基督教新教是英、美得以崛起的文化根基。英国虽不是加尔文的故乡，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加尔文主义，美国是英国新教徒的移民国家；而作为路德和加尔文故乡的德国和法国，却一直是天主教文化主导，更别说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沿岸国家了。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基督教的大本营，经典资本主义的精神在这里扎根很深并得到保留。欧洲则因为福利制度推进太深，国家成了上帝，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现在都很少人去教堂了。英国也是同样，只是它以往有较深的新教根基，尽管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但原来的一些思想观念还保留着，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统有不小的区别，所以它能够显露出某些历史脉络并通过了公投脱欧。

英国脱欧公投踊跃，超过4600万选民参加。图为英国脱欧公投在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举行，英国选民非常踊跃参加投票。
西方国家80年代的改革，是依照这个文化差异而展开的。以“里根-撒切尔革命”为标志的保守主义改革，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它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国企私有化、缩减福利支出、降低税收、倡导个人主义等内容。这一改革很快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推广。但因为文化上的差别，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美、英等新教传统比较牢固的国家进展得比较深入，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等地却进展缓慢。国内有学者最近写文章说特朗普的胜选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这显然是把一个连续的历史割断了。撒切尔手中拿着哈耶克的著作，口中念念不忘地要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与特朗普要恢复“经典资本主义”完全一样，都是在怀念和力图恢复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尽管历史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
虽然经历了里根-撒切尔革命，但福利制度留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对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呼声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就很高，即使在美国和英国，改革也遭到抵制。英国的私有化是撒切尔用军队和警察强制推行的。削减福利更是激起社会反对，“新福利运动”随之兴起，法国、德国、日本的改革进展困难，而在英国和美国后来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潮。

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在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两人私人关系上的英美“特殊关系”，塑造了当时的两国，也影响着现在的世界。
尽管如此，继续改革的动能也存在着。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恢复古典资本主义是“倒退”。上个世纪80-9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又一波研究现代化的热潮。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思现代化”、“再现代化”、“二次现代化”等口号，认为世界还处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认为，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自由美国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变，而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转变，因为它们的城市还在继续从农村抽取原料和人力资源。德国学者通过讨论而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德国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转变，他们在学术会上一提到美国就眼睛发亮。
认为福利制度是人类的终极制度和认为资本主义转变尚未完成，这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二者都把自己看作是代表进步，而把对方看作是代表倒退或走弯路。这个分歧很难从理论上解决，只能在现实中摸索前行。西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社会竞争力丧失，经济增长跟不上人们的扩大福利的要求。到目前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古典资本主义的方案，为了摆脱目前困境，而不得不求救于古典形态。

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代表着历史倒退。对中国来说，特朗普上台可能比希拉里上台的问题更大。
西方的复兴古典主义则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左”，它虽然放弃了反对私有制的纲领，但还留下很多的制度残余，因此要进一步清理。目前，我们很难预测特朗普的未来政绩，因为美国内部的改革阻力很大，并且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严酷事实是人们不愿意吃苦了，青年人也不愿意当蓝领工人了。但另一方面，特朗普革命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比如：新教文化传统还保留着，美国的资本主义结构纯正，国有企业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它还有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优势。即使他恢复古典资本主义的政策能够切实地推行一小部分，比如像里根那样的一步，那么，美国就会把德国、日本等先进国家进一步抛在后面。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仍在波动中继续发展，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替代品。当然，特朗普不可能带领美国完全回到古典资本主义境界，福利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尽管民主和官僚制度的政府过分发展压制了资本主义，但这二者本身也是现代文明大厦的重要支柱，因此不可废弃。特朗普只能在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现代文明的框架内改革。资本主义完全放任难免会引起各种问题，而福利制度下的懒人社会、享乐主义、各种反理性主义盛行，却是社会退化和衰败的迹象，必然要有力量来克服它。
（作者：尹保云；编辑：陈菲；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文章略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尹保云，1953年生于河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潜心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韩国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中文、英文、朝文学术论文80多篇，主要著作有《韩国的现代化》，《现代化通病》，《什么是现代化》，《民主与本土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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