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一线城市研究室
微信号:TheRisingLab
小编最近和许多回国的"海龟"们聊天,发现他们对于回来这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思考,不管是刚刚回来找工作,还是已经在家乡扎根好几年的人,对于选择落脚的城市都经过再三考量。
在美国的朋友和H1B签证的搏斗实在艰辛,那么,
如果你们有一丝丝打算回来的念头,或许下面的内容能带来一点小帮助哦。
杜娟,现居成都。
五年前,杜娟顺利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当时,她身边的中国朋友都在纠结:毕业后去哪里?回国还是留美?回国的话去哪个城市?
在成都出生的杜娟没太纠结,四年的美国大学生活让她很快做出了“回国就业”的选择——“国外生活太无趣了,回国家人和朋友那么多,日子能过得很热闹。”
恰好,她也赶上了一批海归回国的浪潮。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年发布的《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里,海归的回国时间显示集中在2010年之后,回国的人数占留学总人数的78.4%。
新一酱拿到的领英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期间,占领英中国会员7.2%的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群中,选择回国的人数总体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14%。

因为考虑“学金融商科能保证就业”,杜娟做出了和大多数出国的高中毕业生类似的选择,前往最热门的留学地美国求学,并在本科期间修读了会计专业。
2011年决定回国的时候,和众多金融商科专业的海归一样,杜娟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领域工作机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

对于刚毕业回国的杜娟,最理想的offer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毕竟四大门槛高、平台好,今后换工作也比较容易。”尽管回国时间晚,最后杜娟成功赶上了2011年上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补招,三轮面试后,成功入职。
在上海普华永道工作一年后,杜娟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自己真的喜欢四大的工作么?枯燥、重复、加班多、压力大——这些似乎都违背了自己不拘束缚的天性。她开始想,自己或许更适合“见客户或者销售、市场一类的工作”。

同时,杜娟开始审视自己生活了一年多的城市——上海。“对于金融圈来说,北上广深意味着拥有更多顶尖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和关键职位。”工作机会与业界资源的丰富多样是杜娟当初选择上海的理由。
但大城市总是居大不易,杜娟开始做长远计划时,将上海的生活成本、自然环境、文化认同等等之前忽视的因素重新列入了考虑清单。在美国和上海漂了五年,杜娟仍对故乡有着很深的依恋,“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辣的人,我很喜欢成都的美食。”杜娟说。

更重要的是,她强烈感受到了成都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做商业品牌调研的经验中,杜娟注意到成都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大型商场。“商业综合体可以部分反应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杜娟说。几个例子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S)、太古里和即将在成都开业的银泰中心。
令杜娟担忧的上海住房成本在成都也不再是压力:上海10万元一平米的房子,同样的地段在成都只需要前者五分之一的价格。
在海归落脚的新一线城市当中,成都成为继杭州、南京之后越来越受海归青睐的城市。
以杭州为例,位于玉皇山南的基金小镇在2015年启动建设,根据规划将重点引进私募证券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五大类私募基金。
而属于成都13个市级战略功能区的成都“金融城”,是全市13个市级战略功能区之一,将聚集四川省以及西部地区大量的金融机构。
“成都的金融在同一梯队的城市里也算有些氛围吧,何况那是我的老家。2013年8月,和决定回国时一样,杜娟没有太多纠结,辞掉在普华永道的工作,离开上海,回到成都,开始寻找新机会。
“少不入川”,是过去蜀地父母送子女外出留学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但今日,更多“出川求学”的学子在外地打拼数年后,也愿意返家,在成都这样的城市找寻新的事业机会。
袁帅,现居成都。
201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袁帅在投资银行摩根士坦利(香港)从事了四年的医疗行业并购业务。2015年末,他返回成都开始了康复医疗领域的创业。
由于康复行业本身对消费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城市的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是袁帅在选择城市时重点考虑的因素,“成都经济纵然不比北上广深,但是在二线城市还算拔尖的。”
海归选择成都、杭州这样的城市创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城市有自己可以调配和操作的资源。“在医疗这种政府管控比较严的传统行业,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才能更好去和政府接洽。”在袁帅看来,需要协调当地资源恰恰是他作为成都本地人的优势。
程远,现居杭州。
过去五年,海归对于中国城市的洞察越来越敏锐。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整体差异之外,他们甚至开始关注某个城市新兴产业的发展氛围。云端产品公司亿方云科技的CEO程远在2013年回国时选择杭州正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创业氛围。
2009年,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完计算机硕士后,程远进入了当时还是美国初创公司、提供在线文件共享和云内容管理服务的BOX担任核心工程师。三年里他见证了一所创业公司的发展壮大,也对硅谷的创业氛围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程远看来,中国最具有创业氛围的城市是“北京和杭州。”
 “杭州首先有明星公司,像是以阿里和网易为首的互联网公司能够形成群聚效应,让不少互联网型的人才在这里聚集。”程远所说的创业氛围,是指创业是否是城市的主攻行业,是否能够成为拉拢技术、人才、资本与舆论的中心。
“创业需要人不顾一切地专注,如果一个地方的创业成本巨大,生活环境糟糕,创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程远解释了为何在创业之初,尽管知道北京的技术人才更为密集、市场成熟度更高,他最后还是选择杭州的原因。

胡骏,现居北京。
不过,同级的浙江大学校友胡骏却恰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刚刚过去的6月,和团队再三讨论后,胡骏决定将成立近五个月的VR公司Wondergate迁往北京。
2015年末,胡骏带着团队回到杭州创业时,和程远一样看中了杭州的创业氛围和社会环境,但最终考虑到行业发展现状,胡骏决定前往北京。“在VR领域,目前还是在北京能接触到更多的技术性人才、信息资源与潜在客户。”
但这也意味着代价——“我们想的是要搬就尽早搬,北京的环境、交通和物价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胡骏说。
周启玄,现居杭州。
越来越多的海归在不断的工作迁移中检验自己和所在行业、理想城市的匹配度。
来自传统浙商家庭的海宁人周启玄在2014年回国后,经过父母朋友的介绍去一家浙江省外事办下属国企工作。“这个公司大,业务多,但没什么业绩压力”。周启玄不喜欢死气沉沉的工作,打起了创业的主意。
在此之前,周启玄曾经借助父母的帮助在美国创过一次业,但是失败了。这一次,他没有寻求父母的支持,而是和自己的好友合伙创立了HitFat健身餐,希望满足杭州白领对健康轻食的需求。
经历过失败、再次创业的周启玄小心翼翼,“现在想着诚心做好服务,这样才能在这个刚起来的市场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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