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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毕竞悦（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
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出现了“四大发明”，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吃苦耐劳，但创新和科学理性精神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那么创新精神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呢？
一
以吏为师遏制创新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国家形态早熟。早在秦朝之时，中国就结束了诸侯分封的封建形态，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西方直到近代才开启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进程。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阶层）的早熟。
“礼崩乐坏”解放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可以说解放了士阶层。春秋时期，宗法制的破坏，使得原来由血缘和宗法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则形同虚设，在宗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卑微地位的底层贵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而诸侯争霸的格局为人才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士子们可以周游列国，在“就业”上与国主之间双向选择，各种思想基本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士阶层的崛起反过来也颠覆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及至隋唐，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士阶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被彻底打开。

孔子的儒家学说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时期得不到诸侯国君的重视，因此郁郁不得志，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
私学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平台
然而，士阶层的早熟却导致了知识拥抱权力的结果。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时中国主要是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没有为知识分子提供太多的工作机会。“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最好的选择。因而可以看到，“百家争鸣”中的百家主要都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学问。
在近现代社会，大学是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机构，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在中国士阶层解放的初期，也伴随着私学的兴起。当时，官学教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旨在培养武士。对于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艺的需求导致了私学的兴起。孔子说“有教无类”，就是将私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私学可以说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随着秦统一天下，为了统制舆论，钳制思想，李斯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以吏为师”成为秦朝的基本国策。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没落。官员具有实践经验，并且经过一定选拔，具有一定水平。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官阶越高就越掌握真理，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官吏，那么势必会遏制创新。这个不好的传统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二
知识与资本结合产生创新
西方工商业的发展为知识阶层提供独立生存空间
与中国不同，西方知识分子阶层的解放与资本的兴起同步。
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压制各种“异端”思想。著名的苏格拉底因言获罪，布鲁诺被施以火刑。然而，工商业的发展为知识阶层的独立生存提供了空间。欧洲在中世纪之时就涌现出了许多大学。工商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则为大学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环境与物质保障。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机构和制度都受到了当时手工业商业行会的影响。最初，甚至大学的许多名词都是直接从行会借用的。比如“顾问”(Consiliarius)、大学校长 (Rector)等，都是行会首领的名词。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同样是在行会的影响下建立的。
中世纪大学的目的，最初是培养教师。而学位就是一种教师的资格证明，这与同业行会的开业执照类似。中世纪大学组织和制度受行会影响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团体成员内部的平等。大学校长、系主任等，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这种权利上的平等，反映在教学和研究中，就出现了学术自由和平等。学生对教师和讲课有不满的地方，可以罢课或辞退教师，大学中存在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中世纪大学还是教会的一种异己力量，它在打击教会权威和神学的神圣性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语：Università di Bologna）是广泛公认的西方最古老的中世纪大学，建立于公元1088年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坐落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
知识与资本结合，将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在自由的学术传统之下，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彰显。启蒙运动以来，在打破罗马教廷对知识垄断的过程中，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科学家。然而创意并不等于创新，历史上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但是大浪淘沙，最终留下来的创新成果只是凤毛麟角。要使创意变成创新，需要企业家、需要资本。事实上，很多发明家都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来大规模投产他们的创意而折戟商场，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当知识与资本结合，将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一个充满活力且受投资人信赖的资本市场具有三项基本功能：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以及提供市场信息。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可以保证获得更有价值的关于创新的信息，为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提供发展机会。当然，资本的逐利性也可能导致一些好的创意被埋没，但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使每个人都不会“怀才不遇”的机制。那么，一个充满活力且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就是人类当前的次优选择。
英国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太多涉及投资银行，但在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中，投资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815年到1870年，工业革命所涉及的主要行业全部出现在欧洲大陆，而且都有利可图，他们在迎头赶上英国。

工业革命最早始于英国，随后自英格兰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而在这一时期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打造出强大的美国。图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大街。
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发育同政府信用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腾讯思享会的专栏文章“如何让政府讲信用？”中，笔者分析了近代国家信用体系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制度设计的要害在于制约国家权力，议会的财政权力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融资成本过高，那么资本也无法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
三
权利保障体系是创新的基础
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财产权制度的完善相关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那么发明家和商人就没有动力发明和生产超过基本需求以外的产品。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财产权制度的完善相关。
英国很早就确立了保护财产权的制度。1215年，“失地王”约翰在贵族的压力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通常被称为“大宪章”。保护财产权是《自由大宪章》的重要内容，在63条中有21条论述财产权。英国贵族认为，财产权的核心是禁止国王剥夺人民的财产。尽管有了大宪章，英国贵族、自由民与国王之间的博弈没有停止。从14世纪查理一世开始一直到1628年，反对国王的权利请愿活动一直在发生。针对土地和财物被非法剥夺、违约所致的损害赔偿和公共服务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都可以得到法律上的赔偿。1628年，英国国会又一次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请愿书特别强调了以下原则：未经审判，或依国法外，国王“不得任意拘捕、监禁任何人；不得剥夺其管业权、各项自由及自由习惯，或置诸法外，或加以放逐，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毁伤”。

英格兰国王约翰极不情愿的签署了《大宪章》，以此作为停战协议，让反叛的英格兰贵族重新效忠于他。这一纸协议，彻底地改变了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重视。要为知识财产的创造提供充分的激励必须对知识财产予以产权化。1474年，威尼斯议会通过了世界上首部专利法。与意大利不同，当时英国国王经常以权谋私，将专利权授予亲信。1571年，议会首度反对皇室这种垄断授予专利的做法。15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宣布专利垄断行为违反普通法。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的法律条款逐渐取代了皇室的规定。1624年，国会将多年积累的判例法汇编成《垄断法》，规定专利权需要限定时间并且只适用于新发明。此外，1643年英国印刷商公会向议会提出的请愿书、《安妮女王法》（即1710年英国著作权法）都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内容。
财产权需要独立执法和公正司法的保障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财产权需要独立执法和公正司法的保障。英国很早就出现了通过法律限制王权的实践。1608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国王詹姆士一世与大法官柯克之间的争论。詹姆斯一世希望亲自进行司法审判，受到了法官们的集体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做出判决。”可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他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也是合理的。针对国王的这个结论，当时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了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鉴于此，陛下并不适合进行司法审判。”詹姆士一世闻言勃然大怒，指责大法官柯克公然挑战国王的权威，将构成叛国罪。而对国王的威胁，柯克的回答异常坚定：“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柯克的主张增强了法庭与国王相抗衡的力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柯克法官敢让詹姆士一世国王碰硬钉子，并不完全是出于执着和梗拗，而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在当时的英国，司法权已经相对独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和王权分庭抗礼，发生在柯克大法官和英国国王间的对话，只是发生在王权和司法权间一次未经彩排的突发性软对抗而已。图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扇重达6.5吨的纯铜大门上镌刻着八幅浮雕，其中右侧铜门第二幅雕刻是大法官柯克与詹姆士一世的故事。
1610年，英国国王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颁布了种种限制性政策。这些举措引起商人阶层的强烈反弹，他们上街示威，向国王提起请愿。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下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一份《控诉请愿状》。《控诉请愿状》首次对法治原则进行了明确阐述。这一著名的请愿书宣称，不列颠臣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他们最珍视的莫过于这一点，即给予那些本属于不列颠君王及其成员的权利，不受任何不确定的及专断的统治，而只受具有确定性的法治的引导和调整，从而明确宣扬了法律之治的原则。
上述这些制度构成了日后英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四
高工资是创新的助推剂
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耽误了创新
有人把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为低福利、低工资模式，这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耽误了创新，而英国的高工资促进了创新。
中国历史上，两汉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在汉光武年间，一个成年男子的月工资可折合为实物六石米，相当于120市升。较高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但当时依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科技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的改良上。北宋末及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新的高峰。南宋以降，工资开始下降，当然也不是直线下降。到了清嘉庆年间，农业雇工的最低工资每月不过4市升米，也就是维生的最低点。根据黄宗智的研究，自135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长三角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水平”。与之同时，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相同。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那种将经济推向突破性增长的因素。

两汉时期经济、文化一度进入繁荣时期，其中石雕雕刻技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根据苏格兰经济学家麦迪森等人的研究，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基本上没有增长，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什么改善。在随后的500年里，即1000-1500年，情况也没有明显好转。直到19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出现了飞跃式增长，这主要归因于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源头在英国。但是当时英国并没有太多促进工业化的产业政策，英国创新的主要激励因素在于高工资。根据罗伯特·艾伦的统计，1820年，伦敦的真实工资水平已经是最低生活开支的4倍，此后这一比率一路攀升至50倍。然而，在贫困国家，真实工资依旧只能维持最低生活开支。高工资促使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用机器来取代昂贵的劳动力，这是英国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
1820年代时，机械动力织布机开始在英格兰取代手工织布机，到1850年代之后，手工织布机彻底退出英国的舞台。不过在美国，接受机械动力织布机的速度要远快于英国，因为从1820年代起，美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英国。
高工资有效地提振内需
高工资还有效地提振了内需。伦敦工人在1750年就吃上了白面包、牛肉和啤酒。英格兰南部地区的工人收入颇丰，他们买得起18世纪的奢侈品，比如珍本图书、镜子、糖和插页。对食物需求的增加，反过来推动了农业革命的出现，英国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飞速增加，达到当时欧洲地区的最高水平。
从经验上讲，高工资使得雇员有更多的资金支付自己及子女的教育费用，从而可以产生更多具有良好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螺旋式的进步：高工资导致了更多的创新，而这一情况又进一步提升了工资水平，使得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一路攀升。根据罗伯特·艾伦的研究，直到1990年，能够发明新技术的依然是那些先发现代化国家。当然，这种发展模式也有瓶颈，劳动力成本过高会使发达国家丧失一定的比较优势，这就是今天发达国家的许多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因。但是从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学意义上讲，从创新的激励角度讲，高工资是推动经济突破式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递进关系，随着发展驱动力的转换，经济运行也会上台阶。目前，中国还处在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走向依靠创新驱动。创新的动力哪里寻？历史的经验值得思考。
（本文作者：毕竞悦；编辑：陈菲；文中图片皆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其它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毕竞悦，腾讯思享会专栏作者。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现为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宪法理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出版译著《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文集》《大宪章》《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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