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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华文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念
今天“中华文明再出发系列”第8期讨论的问题是“中华文明的科技摸索”。今天的解题跟以往不一样，以往用的都是非常肯定性的词，今天我们没有用“中华文明的科技探索”这样的说法。因为“探索”是目标既定，探索前路非常清楚，旨在建立规范科学，催生具有社会效应的技术系统。为什么没有用“探索”而用了“摸索”这个词？原因很简单，规范意义上的科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是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然而，一旦科学技术成为现代性的主流甚至核心组成部分，促成了“科学教”或者“技术教”，一切其他文明的形式就都有个改写过程。
我们可以很直白地讲，从希腊意义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中国是没有的。但与之相似的东西有没有？经过一番改写我们可以认为是有的，这不仅仅是中国基于民族自尊心的断言，说我们有古代科学和技术，人们最爱援引的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撰写的厚厚几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证明外国人有这样的认定。尽管对这部著作的评价见仁见智，很多人说李约瑟先生并没有给大家提供一幅中国古代清晰的科学蓝图，但是系统深入甚至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古代技术成就，因此从这部著作引申出的判断也只能说中国有技术没有科学。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成为主流乃至于催生各种各样的“科学教”、“技术教”的说法时，所有非西方文明体系在依照科学技术重组他们所在文明曾经有的技术发明过程之时，都会按照西方科学技术的历史进展书写自己文明的相关历史。这兴许是李约瑟先生能够撰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最重要的原因。
在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明史进行改写之后，国人确信中国古代是有科学技术的，也就是存在某种意义上由希腊发展下来的、接近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东西。但在事实上，作为一个现代的科学理念和技术手段，古代中国确实是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在没有明确的科学技术的理念情况下，取得了古代科学和技术上的辉煌成就，就可以说是一个摸索过程。
先秦的思想突破提供了萌芽性的科学思想
说起来任何文明体系都会在古今之间发生非常重大的转型。希腊从宗教和艺术转出科学和哲学，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就中国来说，我们告别夏商进入周代，由传统的宗教文化也转向了清醒的儒家礼治文化。因此，《周易》阴阳浑沌的世界观、宇宙观转换成相对准确的哲学知识。尽管中国没有取得希腊由宗教和艺术转出的哲学、科学成就，但先秦思想的突破，提供了某种可以说是萌芽性或者原初性的科学思想。一些理念，到现在国人还津津乐道，比如中国数学史上讲到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至于这样的结论究竟是来自于天才的猜测、还是精深的研究？人们自从科学技术史上进行分析。很显然，我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再满足于乾坤、阴阳的宏观总体把握，而试图加以具体解释。

北京古观景台
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古代阶段来讲，技术上的成就可能比科学上的成就更显著、更令人瞩目。原因在于，中国的百工确实有巧夺天工的技术天分。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技术在中国社会有没有成为社会发展引领性的力量，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中国一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对技术也有奇技淫巧的说法。对中国古代究竟在文明创制时期和发展阶段有没有取得像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成就，可以争论。但我们可以在改写文明历史的背景下、或者在自己本身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再梳理。
厘清这种脉络后，我们再阅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当然可以生发出非常多的感叹。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近代历史就是现代早期历史而已，也就是在明朝晚期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早期成就开始传入中国。但科学现代科学融入中国社会非常艰难。人们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了9章，因为既无社会喝彩，也无官方奖励，就放下了。直到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才翻译出其余9章来。一本书翻译前后费时300来年！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确实对科学的兴趣或者潜心研究科学的动力，不是特别够。
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
精确性知识的建构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现代追求之一
从晚明开始一直到晚清，中国遭遇了科学技术跟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碰撞。人们将中国的古代哲学思维视为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总体思维，甚至使用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称之，我们觉得这样实在太贬低中国了。现代科学思维对中国传统思维有了重大突破，也使中华文明面临认知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精确性知识的建构成了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现代追求之一。但这样的追求直到五四运动才真正落定为中华文明现代建构的最核心任务。这时候，国人确定了两重任务，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倡导的民主与科学。
去年是《新青年》诞生一百年，很多人批判说新文化运动没有准确把握住现代的基本理念。因为科学来自于理性对宗教的超越，民主主要来自于自由对政体的铸建。而新文化运动恰恰对这两个理念视而不见。我觉得这种批评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最重要的两个突破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建构都显得非常关键。
民主与科学背后的理念，当然需要建制化推进且深入认知。科学推动中华文明对精确性知识的追求。中华文明不是说完全没有科学，但起码重视程度不够，因而中国古代“科学“非经重大的现代转向，否则不足以取得中国的现代科学突破。试图白手起家建立现代科学，那便是白日做梦。由现代科学提供的基本原理付诸以技术的发明催生的现代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突破，这也需要国人努力跟进。至于民主，则是要国人警觉，中国千古以来没有解决权力来源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和科学确确实实是对中华文明发展既定形态的重大突破。喜欢新文化运动也好，厌恶新文化运动也好，都得承认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最重要的现代理念，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科玄论战至今都是中国人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背景条件下，中国人如何可以在自己传统文明的准科技摸索或者前科技摸索促成现代科学，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重大主体。所谓qian科学摸索，这个qian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前后的前，一个是潜在的潜。中国古人摸索出接近于西方科学的东西，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存在科学土壤，以便对接希腊以来逐渐成就的科学技术。怎样建立对科学的信念，如何开展科学的研究，怎么建立科学共同体，社会怎么接受科学的现代认知方式，进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现代技术奠定一套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和社会生产的系统方式，就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有所作为的广阔领域。

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后知识阶层的又一次大分裂。图为在科玄论战中主张生活应由科学支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
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引领地主要是大学。大学在中国命运多舛。毛泽东对大学办不办都怀疑，不过他最后强调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指的是办理工科大学。科学和技术涉及到国家统治的物质基础，所以还是要办。其实，科学技术并不像毛泽东简单理解的那样，只是生产社会财富的手段，科学背后有一套世界观念、认知理念和人生哲学。所以当年科学技术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产生了著名的“科玄论战“，科学派的丁文江坚决主张科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包括人生问题。而张君劢作为一个在日本学法政出身的文科学生，坚决不相信科学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主张，玄学归玄举，科学归科学。换言之，就是哲学归哲学，科学归科学，科学包办不了人生问题。一直到今天，科玄论战都是中国人研究的重大问题。可见，中华文明能不能在自己既有的文化土壤上，通过前科学或准科学的国人科学摸索，为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中华文明的天地准备厚实的土壤和条件，还需要国人做出长久而艰苦的努力。 
（作者：任剑涛；编辑： 陈菲；此文为作者在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科技摸索”活动上的发言实录。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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