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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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初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自1901年首度颁奖，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和非议同样的多。一方面，它历史悠久，评奖视野覆盖全球，且奖金丰厚，被誉为文学奖中奖。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称它为“人类创造力所能追求的最高平台”，代表了大量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的心声。但另一方面，艺术成就载入世界史册的文坛巨擘，早期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普鲁斯特，晚近如奥登、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体系的专业权威性、遴选制度的合理性，还有它的文学价值观，都一直饱受争议。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名著还有长篇小说《复活》、戏剧《黑暗的势力》和若干短篇小说以及评论等。

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百万英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等等。

在2012年以前，关于诺奖，中国批评界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毕竟，中国思维传统倾向于慕强，重视找差距、求上进，因而，少议论他人短长，多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缺位，更合乎国人的价值观。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国家多舛的命运紧密联系。1927年，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书信中自称“不配”被推荐给诺奖评委会。在很长时间内，此语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现代汉语文学的自我评价定了基调。民族危难所激发的文化焦虑和自我怀疑，是民族历史设置的一道坎儿，不容易跨过去。幸好，2012年中国小说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汉语创作解除了自我否定的魔咒，树立了文学自信力。讨论诺贝尔文学奖在体制上和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不再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而且现在，不带偏见地审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机制和历史传统，恰恰有利于我们客观了解这一奖项与文学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在文学园地中知己知彼。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由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执行。由于院士制度是终身制，去世一位补选一位，且不接受辞职，因此，成员普遍比较年迈。以现任的评委班子为例，65岁以上的成员占11位。18位评委大多在瑞典高校任教，评奖仅是兼职，因而他们的文学审阅工作不可谓不繁重。此外，评审职责与个人的艺术信仰如果发生冲突，他们也要在压力面前做出选择。1989年，因创作的小说《撒旦诗篇》涉嫌“亵渎伊斯兰先知”，英国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判死刑。瑞典文学院没有发声表示支持拉什迪的文学创作自由，谢斯汀·艾克曼和拉尔西·吉伦斯坦两位评委于是提出抗议，从此退出评奖工作。2004年，对于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能不能作为获奖候选人，评委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最终，耶利内克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赢得当年的文学奖。虽则少数服从多数，评委克努特·昂隆德却无法遏制愤怒，他公开抨击以《钢琴教师》为代表的一系列耶氏小说不过是“用铲子胡乱铲成一堆的文字文本，毫无艺术结构的踪迹可寻”，指出颁奖给她等于“模糊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普遍观念”，并于次年退出评委会。

鉴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年度海选仅有3个月时间（每年2月至4月，从有数百位推荐人选的大名单中挑出15~20位预备候选人），精选仅两个月（4月至5月，将预选名单上的15~20位候选人缩减为有5人的获奖提名名单），而评委们年事已高，趣味各异且早已定型，加之提名名单按规定要保密50年，因此，有关评审操作的负面猜疑不绝于耳。诺奖作品出版大户法斯吉出版社社长乔纳森·加莱西坦言：“如果说瑞典学院内部存在对立派系，我是不会奇怪的。事实上，平衡、交易是存在的。我们知道，有时候谁得奖就是那么定下来的。”只不过，在出版界看来，评审程序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评选结果即使经不起时间考验，问题也并不大。一来，如加莱西所言，奖项本身有分量，它的加持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二来，如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总裁摩根-恩特莱肯所说，诺贝尔奖常常颁给稀奇古怪的、不知名的作者，显得无规律可循、不可预测，这反而免去了文学出版界揣摩评委会意图的负担，激励他们挖掘不跟风守旧的新人。

常被认为最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们(网络图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和评选标准，遵循的是奖项创始人诺贝尔留下的遗言：此奖“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富于理想主义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因为只有一句话，没有附加说明，歧义就大了。

问题一，“最杰出的作品”是指单部作品，还是指一生创作的总和？有的人，如美国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毕生仅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但它毫无疑问名列20世纪美国文学经典，那他够不够格参选呢？

美国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毕生仅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

显然，诺奖评委会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相对于惊鸿一瞥的才华流露，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有数据为证：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32岁出版代表作《铁皮鼓》，获奖时72岁；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29岁出版《绿房子》，获奖已74岁；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完成全部重要作品，获奖时88岁。普鲁斯特享年51岁，卡尔维诺享年62岁，都没有等来获奖喜讯。而卡夫卡、佩索阿的主要作品均出版于去世后，自然更是与此项荣誉无缘。迄今最年轻的得奖纪录保持者是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他1907年获奖，时年42岁，而文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是65岁。因此，有人把诺贝尔文学桂冠群戏称作老年人俱乐部，并不算言过其实。

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

问题二，何为“文学”领域？在西方文化中，“文学”的指涉范畴因时而易。依据《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18世纪以前，文学二字几乎囊括一切形式的文类和写作。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诞生以后，文学才狭义化，特指基于“想象”的创作，如诗歌、戏剧和散文。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因他亲历并亲撰的一战和二战史而获奖，伯格森（1927年）和罗素（1950年）分别因哲学著述而获奖，证明诺奖采纳的是传统的、广义的文学概念，与20世纪初期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相呼应：文学是“诉诸笔头的、对最优秀思想的最佳表达”。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这一广义的文学概念，似乎又与诺贝尔遗嘱所强调的“理想主义”诉求存在龃龉。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学或可表现理想主义旨趣，史实记述和哲学思辨如何体现“理想主义”？再者，如何理解“理想主义”？它到底指的是道德原则，还是美学原则？文学世界纷繁多姿，用单一原则衡量其高下，是否可行？

从现已解密的评奖材料看，历代评委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理想主义”做出的解释风格各异，从而在获奖名单上刻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例如，1901年—1912年，在维尔森担任评委会终身秘书期间，诺奖秉持的“理想主义”以黑格尔绝对理想主义哲学为标杆，视教会、国家和家庭为神圣的绝对价值的载体，倡导歌德式古典主义美学，由此，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均因挑战家庭价值的神圣性而被诺奖拒之门外。20世纪20年代，古典主义桎梏终于被打破，“理想主义”被转而解释为“宽广的人性”，于是，法朗士、萧伯纳这样语言犀利的思想叛逆者得到认可。20世纪30年代，评委会进一步看重文学给人类带来的“普遍利益”，由此大众化作家如辛克莱·刘易斯、赛珍珠纷纷中奖，而小众化作者如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克洛岱尔等则遭到冷落。直到二战结束，评委会的文学口味才为之一变，将勇于探索文学新形式的先锋作家纳入“理想主义”的考量范围，我们遂得以在获奖榜单上看到黑塞、纪德、T.S.艾略特和福克纳等引领现代主义风潮的大师的名字。

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自然主义小说家，勤奋写作26年，终于写完了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20部长篇小说，登场人物达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小酒店》《萌芽》《娜娜》《金钱》等。

亨利克·易卜生，挪威戏剧家。作表作品有诗剧《彼尔·京特》，现实主义剧作《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象征主义剧作《野鸭》《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

从遗嘱执行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很难指责瑞典学院的工作不尽心。毕竟，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将自己的文学评价原则融汇于诺贝尔留下的“理想”原则，去努力发现符合这些原则的个人。正如他们竭力将个人与普遍的“理想”统一起来一样，他们寻找的个体，必然是那些在个人写作经验中突出体现个性与民族、民族与时代之间交叉和碰撞的作者。这是一种审美取向，并非唯一的、普遍的、永恒的文学批评真理。就他们的选择而言，错漏和争议在所难免，因为他们并不是被人类共同授权的文学立法者或文学最高法院，他们仅仅是一桩遗产的执行人。

文学奖是观照文学生态的一个视角，可以引为一种参照。如果把它当作时装发布会，视其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种必须遵循的创作成功学，这恐怕是最等而下之的一种文学价值观，对我们自身的文学创作有害无益。